张伯伟：我的读书生活 | 附推荐书单 | 自由微信

张伯伟：我的读书生活 | 附推荐书单

程门问学 2021-06-1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南京大学图书馆 Author 南京大学图书馆

本文为南京大学图书馆“上书房行走”系列之一篇，作于2020年5月。值此世界读书日之际，再与大家分享。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等；主编《中国诗学》《域外汉籍研究集刊》《中华大典·文学理论分典》《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等。

张伯伟教授在书房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一时居家成为所有人的生活常态，而要在心理上构筑坚固的防疫工事，最好的材料就是读书。中国古人有日诵《孝经》以驱疫者，朝鲜时代儒者有读《孟子》百遍以抗疫者，日本京都大学所在地“百万遍”，也缘于十四世纪知恩寺第八代住持念佛百万遍以止疫者。这些并不是东亚汉文化圈中独有的现象。古希腊雅典城中也曾多次爆发大小不等的瘟疫，人多逃离，而苏格拉底凭藉其阅读身处城中而不染疫，后来被法国作家蒙田在其《随笔集》中大肆宣扬了一番。东西方传统如此，那么疫情期间，图书馆和书店就是最应有所作为的单位之一。意大利最早开放的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有限场所中，书店即占其一。4月15日出版的《台大图书馆馆讯》，也以“阅读，是最坚强的心灵防疫”为主题。所以，当史梅馆长对我说，南大图书馆正在进行“上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书房”的活动，并邀我撰文参与的时候，尽管我既有很多工作在忙，又总以一个都市中的“隐修者”（hermit）自认，还是用允诺来“报答春光无限意”。

从二十岁上大学到现在，我的生活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即读书、教书、写书，在这篇文章中，就专写我的读书生活。如果将二十、四十和六十分别代表读书生活的三个阶段，也就可以用三句诗来形容各阶段的特征。

一

“补读平生未见书”

定是祖上积德（他们的工作是医生和教师），我顺利通过1977年的高考，并于次年二月从赤脚农民变为穿皮鞋的人，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校园，过上了“惟与书册为伍”的幸福生活。这里借用了一个王国维的说法，大学时代读到他的自我陈述：“余平生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张伯伟教授书房“百一砚斋”

题目的“补读平生未见书”是清人彭玉麟之句，原来表达的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即便到了晚年，也还要“趁我馀光秉烛”再读新书。我少小失学，丙午祸起，才是小学一年级下。上学期末的老师评语，无论操行或学业都还是优等，这学期就等而下之了，记得有这么两句：“不认识父亲的反动本质，不能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中小学阶段，就是在动乱岁月中度过的，读得最熟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到现在也还能大段背诵，其运用自如的程度可以达到春秋时人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水平。所以，进入大学要“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些书本该是在进大学前就要读的，是真正的“补读”。

要想“补读”也不容易，因为在“文革”中，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凡属封（中国传统文化）资（西方文化）修（苏联文化），一律倒入“历史的垃圾箱”（dustbin of history）——这个概念我们原先都以为出自马克思，后来发现是出自一位英国作家、下院议员奥古斯丁·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虽然进了大学，却仍然陷入“书荒”之中。好在过去的“毒草”正被逐渐认定为“重放的鲜花”，每周日新华书店都会限量出售。所以南京街头的周日凌晨，就反覆出现一道抢眼的风景线，上午八点之前的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起一条壮观的购书“人龙”，手上还多拿着自备的英文单词本。这样的队伍中当然少不了我，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书，轮到自己能买到什么书，所以买书行为就变成无预设、无目的，只要是新印的旧籍，到手便买。那时书价虽便宜，但资金更有限，往往需要节衣缩食以购之。但后来我得到海外亲戚的帮助，可以在香港（后来延伸到台湾）购书，既有古籍的影印和整理本，也有研究著作，就基本解决了我的“书荒”问题。1984年硕士毕业，本打算考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先去上海拜访王运熙先生了解相关情况，并送了两篇自己的文章（算是一种“行卷”，其中一篇是《锺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谈到港台国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王先生拿出纸笔，要我写一些相关研究书目，我就一下子写出近二十本，包括书名、作者和出版社。九十年代初两岸学术交流开始，台湾学者很惊讶于我对他们的研究著作如数家珍，其实就是因为曾经辗转托一位当时台大中文系在读的研究生开列过一份书单（只知道是女性，年龄与我相仿，后来我在台大中文系客座时数番打听未果），将台湾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逐一购读。与我研究专业密切的一套好书，是广文书局从“国立中央图书馆”借出善本书稿影印的《古今诗话续编》，都是较为稀见的稿本、抄本及精校本。比如宋代诗话，就有前辈如郭绍虞、罗根泽等硕学先生未曾知见的明抄本《风月堂诗话》《西清诗话》《北山诗话》等，可补郭绍虞《宋诗话考》之不足。元明时代的诗法类著作，也同样不易寻觅。1994年初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拟考证《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有一重要参考材料《诗家一指》，他在上海遍觅不得，而这套书中的朱绂《名家诗法汇编》正载录《诗家一指》，我听说后就复印寄赠给他。十多年前同门蒋寅与原台湾某大学W先生打笔仗，W先生暗讽蒋寅所述若干清诗话取自其书，似乎有些清诗话在大陆各图书馆未有收藏。蒋寅便正告W先生，这些清诗话是他八十年代在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我的藏书中借阅的，也就是《古今诗话续编》本。

张伯伟教授藏《古今诗话续编》

在网络资源未能发达的时代，去图书馆找书、看书非但不是一件易事，往往还要蒙受精神上的羞辱和管理人员的无端刁难。我之所以发狠购书，其实也是受到了严重刺激。上面提到的《锺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一文，写于1982年7月，那时临近暑假，在某个夏日傍晚，我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刘敬叔《异苑》，管理员以“快下班”为由拒不取书，我说“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他却给了我两句这样的讽刺：“怎么啦？你的书明天就要出版啦？”还是在学校图书馆的遭遇，当时书橱里陈列着一套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但橱门紧锁，我想要翻阅了解，管理员问我“你要看哪一册”，我怎么知道自己要看哪一册，就是想先大致浏览一下，管理员认为我“存心捣乱”，不予启籥。后来我自己得到一套《大藏经》，可随时恣意翻阅，畅快之情，无与伦比。

张伯伟教授藏《大藏经》

事后回想，如果不是图书管理员的蛮横无礼，我也许就不会有这些图书收藏。推而广之，人生中的许多挫折和磨难，有时也真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日南大图书馆风气大转，古籍部管理人员大多有博士、硕士学位，对读者也是彬彬有礼，若用毛泽东的两句词来形容，正可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二

“狂胪文献耗中年”

这个题目取自龚自珍的诗《猛忆》，下句“亦是今生后起缘”，断章取义，用来形容我中年的读书生活。

还是在1979年读大学的时候，在先师程千帆先生的课堂上，听他提及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对域外汉籍有了最初的印象。1984年底到1985年初，我在香港三个月，买到一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的韩国许世旭的博士论文《韩中诗话渊源考》，第一次知道在朝鲜半岛历史上有那么多用汉文撰写的诗话。1992年7月，我利用暑假去京都大学访学五十天，也参加一项“京都周边汉籍旧钞本调查”工作，并走访了名古屋的蓬左文库、东京的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等，第一次亲眼目睹大量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的汉籍。1997年5月，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邀请，我在韩国作三个月的研究，开始大量购置韩国汉籍。其中《韩国文集丛刊》前160巨册，是妻子曹虹赞助购买的（当时她在韩国高丽大学客座）。其间认识了几个来自越南的学者，所以在1998年8月又去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访书。2000年8月到2001年3月，我在京都大学客座。2003年4月到2004年3月，又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由于这两次客座获得较高的经济待遇，所以倾其所有，在购书上勉强可做到心想事成。每次舶载回国的书籍，几乎可以“吨”计。

张伯伟教授家书库照片

二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域外汉籍研究所”，并发愿以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其资料库（这是效仿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柳田圣山教授，那儿的资料库里很多是其个人藏书，最珍贵的是“复印本”）。所以，我购买的书，是以常见书、基本书为主，涵括四部。四十岁前后的生活，很接近于龚定庵、王静庵的两句诗，龚诗即如标题，王诗则为“但解购书那计读”，一时便戏以“二庵”自号。起初，研究所的书百分之百是我的私藏（但公用），其后，渐渐得到学校和院系的支持，我要怀着感激之情提到以下的名字：蒋树声校长在离任前从校长经费中拨出二十万支持研究所，这在南大历史上绝无仅有；张异宾副校长拨款支持《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创刊号的出版；系主任赵宪章教授给了研究所第一间办公室；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给研究所配备了专门的书库；文学院院长丁帆教授及其继任徐兴无教授，更是给予了持久的慷慨无私的资助，使得研究所书库的容量如陶渊明诗所谓“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现在的书库，“私藏”大约仅占百分之三十，其整体规模应可想而知。

域外汉籍研究所

在域外汉籍研究所查阅书籍

黄季刚先生把学者应读之书分为三类，即根柢书、门径书、资粮书。以汉文化圈中汉字文献的整体来看，根柢书全在中国。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在读书期间，由于老师的引导和榜样的作用，能不以集部自限，还是阅读了一些四部经典，在根柢上稍有基础。所以从整体上把握汉文化圈，域外汉籍就大多属于我的“资粮书”。读资粮书，就不仅需要有如庄子所谓“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的锱铢积累，也需要有如禅家所谓“一口吸尽西江水”的豪迈气魄，重要的是如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元人乔吉有制曲六字诀，即“凤头、猪肚、豹尾”，其含义是“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四十岁以后的读书生活，充分满足了我的“猪肚”渴望。少小失学的遗憾，纵然无法弥补，至此也可一扫而空。

九十年代的中国，“域外汉籍”还少有人知，在东亚各国，对自身汉籍也不甚重视。我从1992年开始，根据自己的学术敏感，认定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学问，于是购置文献，建立研究所，创办学术刊物，编纂研究丛书和资料丛书，主持规模不等的研讨会，并且在许多重要杂志上刊登论文，目的除了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进步，也要为后人尽量铺平前进的道路，努力画出必要的航标。读书的成果化作论文和著作，以中文、日文、韩文、英文公之于众。如今，这一领域的意义虽然不能说已得到充分理解，但这些文献的重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回想当年在行进途中遭遇的种种讥讽、打压，有时不免高傲地悄悄以庄子“之二虫又何知”自我激励，而在探索道上得到的中外友人的种种温暖、鼓舞，必然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如今域外汉籍不仅在东亚，而且在欧美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今年在美国Cambria出版社新出的两本书，是我与两位美国学者共编，即Reconsidering the Sinosphere: Cultural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和Rethinking the Sinosphere: Ideology, Aesthetics and Identity Formation，正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张伯伟教授著作

三

“昏眼难禁书诱引”

古人往往以“白驹过隙”来形容时光流逝之速，韩愈年未四十，已自叹“视茫茫而发苍苍”，孔融也曾为“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而感怀，如今我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最堪形容者无过于钱锺书的这两句诗：“昏眼难禁书诱引，衰躯惟赖药维持。”三十年前钱氏收到千帆师新著，修书答复，曾自引这两句云：“尊著入手心痒，欲读难罢，不能顾惜昏花老眼矣。唐人《杂纂》所谓‘猫儿见热油，又爱又怕’者。”兹援作本节标题。

读书人的本质，就是对于新知的无穷渴望，对于真理的不倦探寻。疫情居家，在他人如何感受不得而知，在我则可心无旁骛，一意阅读。从前胡适曾经梦想自己被关在一个四壁皆书的监狱里，终日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法国十三世纪哲学家理查德·德·富尔尼瓦（Richard de Fournival）曾经将理想的图书馆比作“关锁的园”（a garden inclosed），是个出自《旧约·雅歌》的比喻。而这几个月的生活，让我拥有了他们的梦想。

张伯伟教授书房一角

疫情是原因之一，促使我读了三本美国科学家的著作，依次为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老鼠、虱子和历史》，出版于1935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瘟疫与人》，出版于1976年；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于2005年。这些著作表达的基本看法，就是一场瘟疫很可能极大地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很显然，我们眼下遇到的这场疫情是百年来最大规模因而也是最为严重的，所以，历史进程将因此而改变，几乎是注定的。我们没理由乐观地说“明天会更好”，但我们更不忍说末日即将来临。人文学者应该做些什么，以便在最大限度内使未来不太糟糕，这，也许是读书后必须引发的思考。人文学者的最大长处，本该是对于文本的理解，而理解文本，最终是要通向对不同的人和不同文明的理解。然而在这场疫情中，我看到太多的人，中国的和外国的，对自己所知不多或全无所知的问题发表轻率的议论，这其中有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有大量普通的民众。对民众不必苛求，学者岂可如此？

不妨想想法国作家蒙田，无论面对过往历史还是经典文本，甚至只是时事热点，他从来不会逞口快、瞎议论，而是从各个不同角度去做反复思考。这根基于他时刻提醒自己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而这样的思想传统，在西方追溯起来，出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就是著名的“他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当然知道得很多，但总是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不知道”，这恰恰代表了其思想的批判性和开放性，面对人生和世界的种种问题，他总是愿意不断地重新开始。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以孔子的眼光看来，即便在自己非常熟悉的世界中，即便面对自以为充分理解的文本，也不存在终极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反而拥有从熟悉中获得新知的潜能。中西哲人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昏眼”老人“难禁”书的“诱引”，或许能让自己的思想不易固化，而始终保持自由的心灵活力吧。

以一本Educated: A Memoir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是个1986年出生的年轻人，她在接受《福布斯杂志》的访谈时说了一段话：“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每次读到这里，我总是深切地感受到，成长和成熟是不可以年龄为标准作机械的衡量的。

附一

题百一砚斋

程章灿

无涯有路聚粮功，

高挂云帆万里风。

著作逾身等闲事，

射鲸碧海挽长弓。

张伯伟教授“著述等身照”，妻子曹虹教授摄于2018年1月

题外子六十岁生日照

曹虹

陋室拥书砚墨香，

一觞一咏拟仙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