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推荐 | 一部颇有识力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文学批评》，方孝岳著，世界书局1934年初版

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文学批评》出版之前，已有了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中国文学批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从而形成个人的特色。

《中国文学批评》的篇幅不大，但并不意味着该书在材料的挖掘与运用上没有自己的特色。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材料运用方面比前人迈了一大步，除了为人熟知的诗话、词话外，还扩大到史书和笔记。而方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则进一步将范围扩大到了总集，并且予以高度的重视与评价，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提示了新的材料来源。方先生在“导言”中指出：

……凡是辑录诗文的总集，都应该归在批评学之内。选录诗文的人，各人都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再者，总集之为批评学，还在诗文评专书发生之先。……我们如果再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所以“总集”在批评学史中，实占着很重要的部分，这一层我们不可不注意。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

这是一段很有识力见解的话。而方先生对总集所蕴含的批评观点的推阐，在该书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如“昭明《文选》发挥文学的‘时义’”（第十五节），“可以略见晚唐人的才调观的《本事诗》和《才调集》”（第二十三节），“宋朝几部代表古文家的文学论的总集”（第三十一节），“《瀛奎律髓》里所说的高格”（第三十三节），在标题上就可明显看出；另外，贯穿于叙述与推阐之中的，还涉及到《唐诗品汇》（第三十五节），《唐宋八大家文钞》（第三十七节），《诗归》（第三十八节），《钦定四书文》、《声文约选》（第四十二节）等书。由此可见，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中，重视总集所体现的批评观，方先生不仅是加以提倡，而且是身体力行。这一方面，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研究者来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例如，不少人谈论元好问的文学观，多重视其《论诗三十首》，而忽视其《中州集》；论述沈德潜的诗学，多重视其《说诗晬语》，而忽视其《古诗源》及诸朝诗《别裁集》。这就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深入。对于总集的研究，迄今为止，依然是一片广袤的待开垦的处女地。而从目前的研究风气看，似乎还存在着重诗话而轻总集的倾向。在文学批评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上，不要说总集不亚于诗话，而且后来有些诗话，根本就是从总集而来的。例如，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又称《竹垞诗话》），乃辑录自其《明诗综》；王昶的《蒲褐山房诗话》，乃辑录自其《湖海诗传》。因此，方先生在五十多年前所说的话，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而《中国文学批评》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也同样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方孝岳先生（1897—1973）

“五四”运动以来，时贤特别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于强调科学方法的时代之后，每一颗人文心灵都逃脱不了大时代风潮的震荡，尽管有的是激流，有的是涟漪。方先生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但他不是悬拟凭空而谈，而是紧紧结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导言”中指出：

我们研究一国的文学批评，第一要注意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的本身有互相影响的关系。某时代有某种的批评，多半不离乎一时文学本身的风气。……第二要注意的，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本身的风气，又可以互相推动。一种文体发生流弊的时候，往往会产出一种批评来做改革的先驱。一种批评操之过甚，也不免生出毛病，于是文学本身又因之而兴起一种变革。……合以上两点错综的关系，就形成一国的文学批评史。

方先生所认识、把握到的文学批评史，是含有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两方面的要义。因此，他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紧紧扣住作品与批评的错综关系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按照现代的观点，文学批评可以分成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两部分；实际批评又可细分为阐释与评价两方面。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恰恰就在于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的密不可分，换言之，中国古代批评家的文学观是贯穿、渗透于他们对文学作品（包括一代文风和具体作品）的阐释与评价之中的。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中，抓住其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乃是最为基本，同时又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最为平实，同时又是最为精微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在该书中得到普遍运用。

方先生在“导言”中又说，研究文学批评，“其目的在于使人藉这些批评而认识一国文学的真面”。《中国文学批评》达到了此一目的，正是因为作者采取了批评和文学一贯的研究方法。例如，论西崑家学李商隐在于“寓意深妙清峭感怆”，并指出“西崑家学李义山，而义山又原是学杜的。所以老杜的诗，实在是西崑体和江西派的共同祖师”（第二十五节）。本来，义山诗学杜，宋人已屡屡言之，如《蔡宽夫诗话》、《风月堂诗话》、《石林诗话》等。但是，对李义山如何学杜，宋人诗话中往往是从字面形迹上求之，所举诗例无非江湖天地、乾坤战场之类，而这恰恰是所谓的“杜套”、“杜样”。江西派诗人学杜乃是从李义山入手，所以宋人诗话中就有将李义山与黄庭坚诗并称者，如《彦周诗话》。方先生拈出“寓意深妙清峭感怆”为说，又认为黄庭坚诗的特点在“锻炼勤苦”。从这一基点去了解江西诗派的对杜甫的推崇，并由此而体会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所说的黄庭坚“乃独用崑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才能使读者有切实之感。像这类深造有得之言，在书中是很多的。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界又掀起了“方法论”热，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对研究方法重视强调的第二个高潮。方先生在该书中提出的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方法，以及由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新的和重要的意义。

三联书店1986年再版

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较之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有其特殊的困难。这是因为古人很少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其思想结构。因此，诗话词话之类，若从表面上来看，往往给人以零散片段、缺乏系统的印象。但这并不说明古人的思想没有其内在的结构。这种结构，总是以一点为圆心，而向四方伸行展开的。研究古代文学批评的人，贵在能以“多”把握其“一”，而又能以“一”统摄其“多”。唐译《华严经·十住品》上说：“一即是多多即一，文随于义义随文”；《永嘉证道歌》中的名言：“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正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也曾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抓住了古人思想的“宗旨”，也就把握了其思想的结构。《中国文学批评》一书在写作上的特点，正在于把握住各家的“宗旨”而加以阐发。这就是方先生在“导言”中所说的“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对各家义蕴的推阐，就是抓住其宗旨而加以通贯条理。这一方面，在本书中也显得尤为突出。在对各家文学观的推阐中，曹丕突出其“文气论”（第十二节），刘勰突出其“文德”（第十七节），杜甫突出其“别裁伪体”（第二十节），司空图突出其“味外之味”（第二十四节），方回突出其“高格”（第三十三节），王夫之突出其“兴观群怨”（第四十节），等等。尽管人们对各家宗旨的把握可能有所异同，但不可否认，这种叙述方法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杜甫的诗学观散见于其诗中，而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戏为六绝句》里。但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第惜其为韵语所限，不能如散体之曲折达意，故代词之所指难求，诗句之分读易淆，遂致笺释纷纭，莫衷一是。杜甫诗学，求明反晦。解人难索，为之兴叹。”（《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序》）所以，抓住其宗旨，使其贯通一致，是打开了解杜甫诗学之大门的钥匙。方先生抓住“别栽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认为“这两句是他通身血脉所贯注的结晶点”。“伪”的反面是“真”，“最要紧是要有真面目真才性之表现”，“有真面的文章，就不是伪体”。从这一把握来反观杜甫对庾信、“四杰”的评价，就可以发现是一以贯之的。六朝文的特点是艳丽，而庾信能不为艳丽所累，反能以“凌云健笔”驱使艳丽之辞，原因乃在于他的“清俊之气”。所谓“气”，就是作者的生命力之流注，作品中有着作者生命力的鼓荡裹挟，必然会体现出作者的“真面目真才性”。“四杰”的文章是“当时体”，这一方面是说明他们受到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体现了时代的特色。能将自己的生命与时代结合，能使自已的作品与时代共感，也必然能体现作者的“真面目真才性”。因此，这些作品是与“伪体”不相容的，所以能够“如江河万古流”。由此可见，如果真能抓住一家思想的宗旨加以推阐，自能从零散的材料中发现其思想的逻辑与结构。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听到人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的思想缺乏系统，缺乏逻辑，实际上则是今人的缺乏发现，遂将自己的混乱误认为是古人的矛盾。正因为这样，方先生《中国文学批评》一书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今天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一书的主要特色，也赋予了这部著作以长久的生命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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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

方孝岳 著

文津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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