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教育——《程千帆古诗讲录》编后记（中）

编者按

今年6月3日，是程千帆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程先生，一系列好书正在紧锣密鼓地编辑出版之中。张伯伟教授整理的《程千帆古诗讲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就是其中之一。该书据四十年前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十分宝贵。张伯伟教授为此撰写了长达三万五千余字的编后记。现经张伯伟教授和首发刊物《中国文化》授权，与大家分享这篇编后记。因原文较长，分三篇推送。

三、左右逢源：语文学与文学理论 √

四、返本开新：寻求更好的文学教育

1981年，程千帆先生在南宁讲学时的风采

三、左右逢源：          

        语文学与文学理论

文学教育的核心是作品，但在现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中，要讲授好作品，研究好作品，并不是仅仅依赖熟读作品或有创作才能就可以完成的。在现代学术也就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已经有了两千年以上的文学批评传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但面对这些遗产，我们可以领略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却无法坐享其成。因为在表现形态上，它们大多为零散片段；在思维特色上，它们经常如灵光忽现。所以，当百年前西洋学术全方位地弥漫东亚之时，中国学者一方面对古典遗产感到无法取用，只能“抛却自家无尽藏”，另一方面对西洋工具又觉得精妙无比，不免“沿门托钵效贫儿”，最后除了文献考据尚有招架之功以外，固有的学术遗产几乎全沦为“材料”，理论框架、学术方法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54]。对现代学术史作纯学术回顾，有全盘西化的胡适一派，有固守传统的守旧之士，其势力尽管极不相称，但在陈寅恪看来，终归“田巴鲁仲两无成”，这意味着：

旧派之闭目塞听、陶然自醉，固然难有作为；新派之高自标置、鲁莽夸诞，时或流于“画鬼”。[55]

而陈寅恪自己所追求和实践的，则属于不同乎二者的“教外别传”，既重视“学”又追求“术”，既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又不断开拓创新，其“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56]，努力与国际学术作对话和竞赛。在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中，千帆师最具方法的自觉并为之不懈努力，这几乎可以作为他与其他学者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学术的发展进步，如果说大都遵循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步骤的话，那么，在学术上对千帆师影响最大的前辈学者是陈寅恪，而他对陈氏学术的方法、宗旨、趣味以及文字表达的理解远胜一般，但他做到了既“有所法”又“有所变”，完成了从“史学研究法”到“诗学研究法”的转换[57]。其学术研究与文学教育，在理念上也是一脉贯通的。

在“古代诗选”的第一堂课上，千帆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学习这门课的知识准备：一、文学史；二、文学理论；三、古代汉语，特别是诗律学。

作品是个别的、具体的，有一定的“文学史”知识，就可以对作家所处的时代、作品的文体面貌拥有大致印象，而通过讲解作品，又可以使既有的文学史知识得到深化。尽管上述三者都是作为“知识准备”提出的，但“文学理论”和“古代汉语”，同时也是解析作品的重要工具。这两个工具，在中西学术史上各有其传统，而在文学教育的实践中，也各有其成败。面对当下的困境，我们也许应该对历史做些回顾。

《古诗今选》征求意见稿

古代汉语的内容，通常来说包含文字、音韵、训诂。运用这些知识来进行文本的构造和解析，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讲，是“章句之学”；用西方传统的术语来讲，就是“philology”，可译为“语文学”（也有译作语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等）。千帆师说：“古人很重章句之学，一年学离经辨志（离经是断句，辨志是分章，黄以周讲）。”中国传统的章句之学，在西汉就很成熟也很普遍，《汉书·艺文志》里就已经著录了很多，除了章句以外，也有用故（诂）、训、传、注来表示，后代笼统地概括为“章句之学”。在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中，章句之学的重要性早就得到认识和实践，除了汉人对《诗经》《楚辞》的注释外，在文学理论著作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文心雕龙·章句篇》。此后，唐代关于《文选》的校勘注释形成了“《文选》学”，宋代则有大量对此前文集的注释，更有宋诗宋注，从而造就了文学研究中的校注传统。这就是以最大可能再现作者的“原本”，并对其字词句章作尽可能准确的理解。传统的文学教学，以文本为主。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艺术，必然是“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的，故研读文学，贵在“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事毕”[58]。就字、句、章、篇而言，字是“本”是“一”，其余则为“末”为“万”。但决定章句的还有一更为根本者，这就是“情”。刘勰一再说“设情”、“宅情”、“控引情理”，即说明章句都是为之安设、受其控引的，“情”才是文学的根本。太老师黄季刚先生最精小学，故其《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也以对《章句篇》的阐发最为详赡。其核心观念是：

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59]

至于诗律学，是伴随着近体诗的萌芽、成型、定型而形成的，属于“章句之学”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章句之学原为阐明文本，便利初习，但去古愈远，每况愈下，也就导致章句愈繁。黄季刚先生又说：“降至后世，义疏之作，布在人间，考证之篇，充盈箧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60]所以清代考据学又号称“汉学”，就表示它是以章句为本的。段玉裁将戴震“义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的话转换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61]，最能体现考据家的学术趣味。

西方的“语文学”一词“philology”，就词源来说，出自希腊语“philologia”,其中“philos”代表热爱，“logos”代表言词，所以就字面上说，这个词是“言辞（文本）之爱”的意思，与哲学——“philosophos”所代表的“智慧之爱”相对。西方的语文学，成型于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的前十年，目的是保存和解释古典文学。泽诺多托斯（Zenodotos）完成了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Hesiodus）诗歌的文本考订，并创立了考订的原则，目的在于恢复原始文本的面貌。在后来的演变中，语文学家的任务增添了评注、阐释，而阐释的原则是从作者本身出发解释作者。到古罗马时代，鉴赏力的高尚化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语文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崇尚博学广闻，并注重文法研究。中世纪八百年是语文学的衰退期，而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古典语文学，根据内容和方法上的不同侧重而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阶段，先后以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为中心。从十八世纪开始，德国跃居领先地位，语文学各学科的方法都得到完善，从以文本考据为中心转移到以认识事物为目的的观察方式，并且影响了历史研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运用原始资料鉴定法，开创了以批评性的语文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先河（陈寅恪也曾受其影响）。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中达到鼎盛，他们坚信，只要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历史事实是可以获得全面认识和掌握的。实证主义获得了广泛认可，也使得其自我反思的能力日益下降，由此引来尼采的强烈抨击[62]。但不管怎样，十九世纪的语文学已是欧洲人文学术研究的主流，德国俨然是语文学研究的中心，其势力范围扩张到欧美。而相应的损失则是，“十九世纪晚期，德国完全丧失了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的领导地位”[63]，另一个“弱国”就是美国。陈寅恪、傅斯年都留学德国，赵元任虽然在美国求学，但对“语文学”也深感兴趣，甚至最想做一个“语文学家”（philologist）。中研院史语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德国的语文学、新兴的英法语言学、传统的中国考据学和音韵学共同塑造的[64]。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是“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不难看出语文学在其中的重要意义。以德国语文学的背景看中国学术传统，最能赢得其垂青的就是清代的考据学。赵元任说：

Philology所注重的是推求某一字在流传的文献当中，某某章句究竟应该怎么怎么讲。所以某种文献，有某种的Philology，他的性质是近乎咱们所谓考据、训诂之学。[65]

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说：“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66]这里所说的“汉学”，指的是乾嘉考据学。他把史学解释为“文籍考订学”，与在此后不久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67]的意见是一致的。而当他将研究的目光从史学转到文学的时候，也就以同样的逻辑展开其论述。现在保存下来的1927—1928年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义，就主张文学史即史学，强调用考证即语文学的方法从事文学史研究。他说：

因为文学史是史，……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68]
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大陆上谓之“Philologie”）始，以“波涛动荡”（Sturm und Drang）终。[69]

在傅斯年讲义的“拟目”中，更有一则醒目的标题——“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这代表了也导致了此后许多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现象，就是以“文献学”或“考据学”取代“文艺学”。而在千帆师看来，这就是文学教育之“弊”。他指出：

以现状而言，则多数大学中文系之教学，类皆偏重考据。此自近代学风使然。而其结果，不能无蔽。
愚此所谓蔽者，析而言之，盖有二端：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一也。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二也。详此二蔽之所由兴，则实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钳制，考据遂独擅胜场。……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全盘西化之论，格于政治社会之阻碍，未克实行；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者，职是之由。[70]

此文作于1942年，我在此很想再引录一段钱锺书在1978年讲的话，来作前后对照：

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71]

从“章句之学”、“语文学”到考据学、实证主义，再加上二者的结合，文学教育的主体就变成了“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72]等等，再加上一些版本校勘、辑佚钩沉、本事索隐，就以为文学教育之能事已毕，这都是“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研究与教学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将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能够提升教学质量，也是大学教育的特征所在。但若混同二者，就可能损害教育职责。千帆师以为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尤有发扬民族文化之重任，故其动态与风气，关系国运者至深”，因此，不能造成最终“致力及成就者，类皆襞积细微，支离破碎”[73]的后果。这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其来源有二：一是仿效德国的研究型传统，一是沿用英国的人文教养传统，后者想通过文学教育灌输民族文化的中心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前者强调以批判性的、客观的态度去追求真理（在当时就是以实证性知识为代表），其中也明显存在着悖论，但美国大学的教授坚信他们可以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调和这两项充满矛盾的任务。米勒曾这样描绘：

一名英语教授既可以对某个作家的生平细节进行最琐碎的实证性研究，又可以对那些单调乏味的书目整理和编辑工作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他还能给本科生上课，弘扬弥尔顿、约翰逊、勃朗宁、艾略特等人著作中所包含的伦理美德。[74]

就这一点而言，研究与教学的重心是可以也是能够区别的。傅斯年等人将语文学与考据学相等同，只是沿用了十九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概念，但正如维森博格指出的：“某个地区和某个流派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同一时候和其他地方没有其他方式的语文学研究。”[75]所以其论调是对西方语文学的窄化和简化。至于将文学史研究归结为文学史料学研究，同时彻底废除文艺批评的意义，只能视为学术上的颟顸之举。在吸收西学之初，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但在百年之后，人们若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以这种观念武装头脑，就不仅是顽固不化，更是愚不可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风再变，用李泽厚的概括，就是“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76]。大学的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风尚，至少在我的观察所及，这种倾向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有发展，也只是版本扩大到域外，资料深入到私藏，藉中外数据库之便利，更有所谓“e-考据”之美名。尽管千帆师厌恶文学教育和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但他并不一概反对考据。他强调“古代汉语”即传统的章句学在作品研习中的作用并付诸实践，就可以看出他对“语文学”这一工具的重视，这从以下论文的标题中即可看出：《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1944年4月）、《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1945年12月）、《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1963年5月）、《杜甫〈诸将〉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1976年5月）、《李白〈丁都护歌〉中的“芒砀”解》（1977年6月），其前后跨越达三十多年[77]。但章句是工具而非目的，要将“字句的疏通与全篇的理解并重”，最终还是归结到对作品的理解和欣赏。千帆师反复说“欣赏诗歌不能脱离考证学”，强调“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我二十多年来倡导域外汉籍研究，希望将阅读文献和研究视野的范围扩大到汉文化圈，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从事的也是目录学和文献的整理解题工作。但文学教育应该以作品为核心，着重对作家作品的阐发、分析、评论，并进而达到人文精神的重建。

程千帆“杜诗研究”课程讲义

这就要谈到第二个工具“文学理论”，它同样在中西学术史上各有传统，落实在文学教育中也各有得失。千帆师强调的文学理论虽然兼涉中外，但在实际运用中主要偏于古代文论。他在“杜诗研究”最后一课曾强调研究方法的六个“并重”，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的文艺理论和外来的新的文艺理论并重”，同时又要“多进少出，不懂不讲”。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与外国的学术交流还未能频繁展开，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还很不系统，为了防止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滥用”，所以谨慎地提出要“少出”、“不讲”，但这丝毫不存在对国外文学理论的抵触或排斥。传统的文学教育中实施的文论教育，集中在文学写作，最早且最为典型的是唐代的诗格，后来演变为明清诗法。还有一种类型就是选本，如《文选》之在唐宋时代，《唐诗品汇》之在明清时代，直到《古文辞类纂》都是这一类代表作。但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今人说的“文学批评”在古代目录学上的名称是“诗文评”，与“词曲”肩摩踵接，列于集部之末，不为人所重。现代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其“新品种”当属文学史，其中也涵括了部分古代文论的内容。由中国人撰写的最早的文学史，当属1904年草创并刊行的京师大学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其第十三篇中就专列“昭明《文选》创总集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创论文之体”、“锺嵘《诗品》创诗话之体”及“徐陵《玉台新咏》创诗选之体”[78]等。虽极为简略，亦有意义。稍后东吴大学黄人编纂《中国文学史》，曾回顾中国传统“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79]，他的书则要综合上述诸体，自具机杼，所以被后人评为真正“始具文学史之规模”[80]。然而就其中的文论部分来说，也不过点缀其间。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才在学术界的一般观念中，“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的平等的地位”[81]。其文论教学大抵有三类：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是他原在武汉大学使用的教材；二是专书讲疏，主要集中在《文心雕龙》，著名者如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三是文论选，代表者如许文雨《文论讲疏》，也是“自十八年（1929）讲学北大创始”[82]。批评史在当时属于肇启山林的工作，朱自清评论郭绍虞之著，虽说表彰了其“材料与方法”[83]，但重心还是在材料方面，以此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线索和面貌，意欲“兼揽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84]，但有些基本判断还存在问题，也难免“见林不见树”。专书和文论选以具体作品为核心，可以避免“离事言理”之弊，且各有深入之见，但总体来说还是以“语文学”的方法为主，重在疏释文本大意，不免“见树不见林”。

程千帆《文学发凡》

对于文学理论在文学教育和研究中的重要性，千帆师不仅深具认识，而且身体力行。他的做法不同于上述三类，1941年到1943年之间，他任教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专门讲授古代文论课，并编为《文学发凡》二卷，由金陵大学文学院印行。本书从大量古代文论材料中精选十篇加以笺注，文末附有案语，作总体论述。我在二十年前对此书的学术定位是：“这是一部较早的对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尝试之作和成功之作。”[85]上卷为概说，分文学之界义、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性情；下卷为制作，分制作与体式、内容与外形、模拟与创造、修辞示例、文病示例。既不按照时代顺序，也不选择体系性过强者（如《文心雕龙》），而是完全按照作者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选择能够代表中国人文学观念的十篇论文，阐发其理论内涵[86]。窥其微意，实有建立系统、颉颃西洋的色彩。可惜后来正式出版时，一易名为《文论要诠》，再易名为《文论十笺》，并且在内容上多有删削，尽管个别条目的注释更为准确，但上述色彩则愈来愈淡化。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理论的兴趣是较为淡薄的，尤其是与实证性的研究相比。即便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无可讳言，偏重资料的搜讨，而把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87]，这怎么也算不上是苛评。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千帆师的《文学发凡》，其文学理论教育也同样以“文论作品”为中心，坚持“从具体开始”；其次，在材料的选择上取精用闳，以构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为指归，既见“树”又见“林”；第三，在文论的使用上，坚持与文学作品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虽然在《文学发凡》中没有过多的实践，但在这本《程千帆古诗讲录》中却有具体的展现。它不仅体现了文学理论作为工具之“用”，置于中西学术格局来看的话，在“理论之后”的时代该如何面对理论，也可以带来有益的启示。如果我们没有可能“宿命般地回到前理论时代的单纯”[88]，那么理论到底还有什么用？

这里，我姑且以“比兴”为例略作阐发。“比兴”原本于《诗经》学上的概念，与“赋”联系在一起成为“三义”或“三用”。由于隶属于经学，其含义也往往带着较强的政治性。但从西晋开始，就有人突破经学体制，注重文学修辞特色的意义。到了梁朝的锺嵘，更明确地以五言诗为依据作出新释。这不仅对后来的文学中人有影响，研治经学的学者，如唐代的陆德明，宋代的朱熹，也对其新说有所吸收[89]。字面上仍是一贯的“比兴”，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却变动不居。在中国的批评传统中，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往往是透过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展现出来的，因此，它与文学作品有着密切关系。理论产生于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当理解得到深化、认识有所升华，也会突破原有的理论，并反过来影响创作。所以，当一个概念在新的批评文本中，其含义无法用既定的意思限定时，我们既不能生搬硬套原先的定义，哪怕它戴着权威的面具，也不能削“作品之足”以适“理论之履”，因为理论只是帮助我们理解作品的工具。千帆师指出：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名词，往往随时代而变化含义，唐朝人的“比兴”往往是与政治有关的内容，而不是修辞学上的术语。
杜甫论元结的两首诗曰“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元诗是用赋体作的，但杜甫说他是“比兴体制”。可见唐人对“比兴”有独特的看法，是指有很高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陈子昂与杜甫是一致的。

杜甫的话见于其《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称赞元结之作为“比兴体制”，但从作法来看，《舂陵行》是以赋体为之的，所以此处的“比兴”就“不是修辞学上的术语”，而是对于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控诉，具有《诗经·国风》的“美刺”意义（元结《舂陵行》的末句是“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就是以继承《诗经》的精神自命的）。这个概念部分吸取了汉儒说诗的成份，又带有唐代的特色。正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歌缺乏“兴寄”，当然也不是说那些作品未曾采用修辞手段上的“比兴”，而是说缺乏撼动人心的内涵。这个问题，千帆师在课堂上曾反复提及，往往特别强调“赋”法，强调“以文为诗”的功能，强调议论也是塑造文学形象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其背景是，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特别强调“比兴”的重要性，批评宋人不懂形象思维，“一反唐人规律”，其病根在韩愈的“以文为诗”。这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大讨论，几乎一边倒地贬斥宋诗，推崇“比兴”（作为修辞手段），批判“以文为诗”。千帆师对这种“依草附木”的学风极为鄙视，他告诫学生：“搞学问，一是不能随声附和，二是不能停滞在原来的境地。”这就不只是学术观点，更是学术品格了。

“历代诗选”听课笔记（张伯伟记）

千帆师对文学理论的强调，总是不脱离作品。三十年前，我曾经概括为“以作品来印证理论”和“从作品中抽象理论”[90]。他很推崇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尤其欣赏其附录《文心雕龙征引文录》三卷，上下二卷为文录，即作品选；卷末为“参考文目录”，即文论选，也是着眼于其书将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而从他推崇的其它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另外两种研究文学理论的学术取向：一是朱自清《诗言志辨》，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为纲，仔细梳理其含义的变迁，接近于某种“概念史”或“专题史”的工作。朱自清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课，其方法也是如此[91]。千帆师赠朱自清诗有“解颐人爱说诗匡”、“肯把金针度与无”[92]之句，可略见其向往之情。一是朱光潜《诗论》，这是以比较文学的方法构拟中国诗学的系统，该书也曾用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授课讲义[93]。其书《抗战版序》中说：“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94]他自己对这本书最为满意，晚年说该书“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95]。还提及学界友人（包括千帆师）此前曾劝他再版《诗论》[96]。1984年10月，我以《以意逆志论》作为硕士论文提交答辩，千帆师担任论文评阅委员和答辩委员会主席，其评语从学术史角度着眼，认为此文是对《诗言志辨》的“继承与发展。继承，指的是它严格遵循了朱先生所曾经采用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历史主义方法。发展，指的是它进入了朱文所未涉及的比较文学理论范畴”。可见继续朱自清、朱光潜的探索方向或加以结合，的确是符合他的学术追求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对中国文学研究界有这样一个描述：

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97]
“掌握资料”的博学者，往往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进行分析”的文艺理论家往往对资料不够熟悉。[98]

这个描述与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印象是吻合的，尽管态度不同。比如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说：“中国学术界在文学史上盛产实证性的研究。”[99]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直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欠缺理论意识”[100]。而在包弼德（Peter K. Bol）看来，“大陆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101]。研究成果与教育内容有很大关系，如果文学教育的重心在“掌握资料”，就不可能结出真正的研究硕果；反之，“进行分析”的理论家如果脱离作品，也就会导致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批评（这在今天已经相当普遍）。

二十世纪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学理论大发展的时代，这常常是与大学的文学教育密切相关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学院派批评”热衷的是传记、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属于古籍研究和语文学性质”[102]，人们回顾这段时期美国的文学教学和研究活动时发现，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理论的偏见”[103]，这一倾向在各大学和学院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以“语文学”为基础的研究钟情于对史实和语言现象的挖掘和考证，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如同欧洲大陆的德国，美国大学也视文学教育和研究为“史学”而非“美学”性质，是一种“不考虑价值（value-free）的研究观”，而“对事实的整合与储存恰恰是大学教授潜在拥有的最高价值，是他们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104]。反对的力量来自于受到英国美学运动的影响的人，主张“印象主义”式的“鉴赏”，他们“灌输给弟子的乃是钟情于文学的那份热爱，却没有批评的标准和学术的锐气”，“强调的是玩味，而反对解释和判断”[105]，只是其声音相对来说还较微弱。这与同时代的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和研究其实也很相像，正统的、严肃的教研工作是考据，玩索词章者则难免空疏之讥。被今人盛称的闻一多《唐诗杂论》中有几篇文章，固然可归于印象主义式的鉴赏，但毕竟寥寥（其中还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等考据性质的文字），为他赢得学术地位的还得依赖《神话与诗》《古典新义》等“考”与“证”的论著。造成翻天覆地变化的，是“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的出现，它为美国大学以及学术界重新定义了文学研究。尽管名列“新批评派”的人物各有不同的主张，很难将他们强行的挤到一张床上，但还是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将关注重心从诗人转移到诗本身，是以作品为中心的观点（ergocentric view）；二是强调对文本进行“细读”（close reading）。从摧毁的角度看，他们都剑指“实证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批评方法”[106]。还有就是他们的身份，多半是大学教师，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也因此是一本教科书，即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合著的《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它在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学文学教育中除故革新、大获成功。它“侵占了语文学学术研究的堡垒，成为新批评派的教学武器”，其不同于法国“文本分析论”（explication de texte）之处，据韦勒克看来，“在于提出了批评标准，走向诗篇优劣的区别”[107]。用“理论”指导“实际批评”，从此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展开。而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更积极引进欧洲大陆的文学理论，首先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之后是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解构主义”。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主办了一场“批判语言与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第一次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带进美国，也成为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史十件大事”[108]之一，它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开始逐渐被这些引进的理论所控制”[109]。米勒认为：“理论的胜利已经完全改变了文学研究的现状”，因为“这些理论大都基于文学之外，却又公然要求我们去效忠”。大学里的文学理论课，“专门研究理论文本，而不是把理论当作研究文学文本的辅助手段”[110]。到了1986年，作为“文学理论史十件大事”中的又一件，就是米勒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的主席演讲，他宣告了文学研究中的语言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向，并且成为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即“文化批评”或曰“文化研究”。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关系也变得异常复杂，“它们既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超出‘文学之外’的历史文献”[111]，文学又重新转向了“外部研究”（the extrins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借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语）——历史化或政治化。尽管理论命题不断翻新，但总体趋势就是远离文学作品本身。这一现象在今日中国大学的文学理论教学研究中也比比皆是，从业者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名词、术语、概念，无意也无法通过对具体的文学文本的研究，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有成效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对二十多年来欧美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影响的变迁有个描述：“对我们美国人来说，这些理论本来是欧洲的舶来品，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理论’就是美国人的。”而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我们再也没必要扮演传教士了”[112]。谈论文学的书越来越多，而文学自身反而越来越无足轻重，这也是一种“全球化”。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理论的兴起导致了文学的覆亡。”就算温和一点的看法，也指出“文学理论教导我们：文学批评并不倾向于处理文学作品本身，并且这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做到的”[113]。于是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文章，讨论如何处理文学的教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就是针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导致文学教育研究中的人文和历史的丧失，所以要从文学理论转向语文学。故自九十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又兴起了一种“新语文学”的“时尚”。沈卫荣教授曾援引德国马堡大学语文学家Jürgen Hanneder在2013年对美国“新语文学”的批评，认为“它最多不过是美国学术界的下一个方法，或者更可能是下一个时尚”，他们“用一个又一个的‘转向’来跨越迄今为止学术研究所达到的边界，所以，他们的学术边界可以通过不断地转向而被扩大”，“这样的学术转向其实与时尚界的时尚一样，多半是连续不断地在新旧之间轮转”[114]。这与我在私下里用SPAN，即超（Super）、后（Post）、反（Anti）和新（New）来概括晚近的美国学术也有点相似，所以很同意用“时尚”来描述这一学术现象。大约百年前，“新批评派”将其理论矛头直指实证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直指“语文学”。百年之后，所谓“新语文学”又卷土重来，意欲告别理论。文学研究中的语文学和文学理论，究竟该是彼此默契的孪生姐妹，还是不共戴天的生死仇人？或者它们天然就该是一对冤家夫妻，注定要在相互纠缠（纠剔又缠绵）中共度一生，失去了任何一方，文学研究的家庭就会破裂。问题也许只在于，它们的相处需要一定的技巧。

（未完待续）

   注释

[54] 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载《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

[55] 张伯伟《现代学术史中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56]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57] 参见张伯伟《“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程千帆先生诗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载《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

[58]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文心雕龙解析》，第557页。

[59]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60] 同上注，第166页。

[61]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文集》卷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62] 参见维森博格（Weisenberg）《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收入刘小枫编《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丰卫平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

[63]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第二卷“总结”语，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64] 张谷铭《语文学还是语言学？跨越洲际的反应》，载贾晋华等编《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又可参见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年6月。

[65]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

[66] 《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455页。

[67] 同上注，第253页。

[68]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一册，第12页。

[69] 同上注，第20页。案：这里所说的“大陆”，指的是欧洲大陆。法国的情形也类似，据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说：“文学史出现于十九世纪，当时更为通行的叫法是语文学或语文研究。”《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Littérature et sens commun）吴泓渺、汪捷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70] 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载《国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

[71]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载《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9页。

[72] 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载《国文月刊》第十六期，1942年10月。

[73] 同上注。

[74] 希利斯·米勒《因特网星系中的黑洞：美国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兼纪念威廉·李汀思》，《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国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

[75] 维森博格《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第15页。

[76] 语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总第23期）“三边互动”栏目。

[77] 诸文皆收入程千帆《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8] 参见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3页。

[79] 黄人《中国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80] 浦江清《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收入《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30页。

[81]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82] 许文雨《文论讲疏·例略》，正中书局1937年版。

[83]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0页。

[84]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其内容为评论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5—546页。

[85] 张伯伟《程千帆文集》书评，载《中国学术》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2页。

[86] 千帆师在晚年说：“日本学者把这本书当成文学概论的教材来用。……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当时我下了个决心，也和刘（永济）先生商量过，没有选《文心雕龙》。现在想来，这是对的，因为《文心雕龙》太完整。”《桑榆忆往》，第65—66页。

[87]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载《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80—181页。

[88]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Penguin Books Ltd，2003，P.1.

[89] 参见张伯伟《锺嵘诗品研究》第六章《“兴”义发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12页。

[90] 参见《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中的相关讨论，第285—289页。

[91] 参见刘晶雯整理《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92] 程千帆《赠佩弦先生四绝》，见《闲堂诗存》，《程千帆全集》第十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案：《诗存》卷首又录《朱佩弦先生书》（甲申，1944年）。在《朱自清日记》中，从1944年5月30日到1948年4月11日，都有他们来往的记录。

[93] 参见商金林校订《诗论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94] 朱光潜《诗论》，《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95] 朱光潜《诗论·后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96]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编后记》中提到：“北京师大中文系钟敬文同志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同志都劝我将《诗论》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6页。

[97] 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载《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80页。

[98] 钱锺书《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同上注，第194页。

[99] 理查德·特迪曼《编者的话》，《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第2页。

[100] 卞东波《宋代诗话与史学文献研究·后记》引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40页。

[101] 《21世纪的知识分子信念——包弼德访谈录》，王希等《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102]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03] 希利斯·米勒《理论在美国文学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第11页。

[104] 同上注，第15—16页。

[105]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第115页。

[106] 同上注，第489页。

[107] 同上注，第272页。

[108] 参见彼得·巴里（Peter Barry）《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第十四章“文学理论史十件大事”，杨建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83页。

[109] 希利斯·米勒《理论在美国文学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第22页。

[110] 同上注，第23、25页。

[111] 同上注，第27页。案：在彼得·巴里看来，米勒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和历史主义的区别”，见《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第271—274页。

[11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英文版序》，《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第1—2页。

[113] 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文学之用》（Uses of Literature），刘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114] 参见沈卫荣《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评Paul de Man的〈语文学回归〉》，又《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与文学”》，收入《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5—124页。案：这一研究“时尚”在中文世界也有反映，见贾晋华等编《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

>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春季号，经授权发布

《程千帆古诗讲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