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谈如何研究古典文学

程千帆先生

《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要我谈谈如何治学，具体地说，如何研究古典文学。近几年来，我自已培养了一些研究生，在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经常思考有关治学的问题；我也到各地参加过一些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了解了一些情况。这里，向青年同志们谈谈自己一些看法。

我先讲一讲科学研究的意义。究竟什么叫科学研究？我想，就是从现在已有的研究成绩，向前发展。如果不是发展，那就不叫做研究。我们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之内，先了解哪些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哪些是解决了一部分，还在继续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完全还没有接触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要对于当前你那一个行当的学术界的情况，有所了解，最好是了解得比较详细。这个，拿我所喜欢用的词汇来说，叫做“敌情观念”——当然不是把自己的学侣当成敌人。但是，真正做学问，也同打仗一样，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把自己研究的那个范围的学术研究动向和成果了解得清二楚，才可以避免重复，互相补充，进行商讨和开拓领域。当然，这样做，难。做学问就是难，不难，就不叫做学问。

治学、做学问，就是要创新。“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你要注意在你这个研究范围里面的新领域，要注意别人注意得比较少的问题或方面。比如研究唐诗，搞的人很多；研究金朝人的诗，那就搞得比较少了。你如果能够在金诗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那就是你在文学矿藏的地质图上，在那个空白点上，替它标上了一个号：这里面有什么矿。就是说，你要在新领域里去发掘。

还有，就是要能够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方法，也是不断地在创新的。比如说，“国际《红楼梦》讨论会”上，有一个学者说他怎样来研究前八十回同后四十回、高鹗续本同曹雪芹的原本的关系的。他把里面的词找出来，相同的词、句子的构造，用电子计算机来统计；统计以后，看它们两者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像这样的研究，也是一种方法。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的方法一定好，而只是说，采用新方法，是科学研究创新的一种。这新方法，往往是从某一个侧面，从另外某一个角度，去迫近那个本题。比如说，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对白居易的新乐府、《长恨歌》、元稹《连昌宫词》的历史背景考证得非常详细，以前还没有一个古典诗歌的注家有他那么详细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个新方法。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即使不是完全新的领域或者全新的方法，你在以前传统的领域或方法当中，纠正了旧的结论，补充进去了某些新东西，这也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成果。多数的科学研究，是在这一方面。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要搞一个什么东西，完全没有人搞过，那是比较少的。所以主要的是，就前人已经做过的加以发展，作某些补充；对它的错误，作某些纠正；或者把两种边缘的、两种挨着的姐妹文学艺术或者科学，进行比较，比如，诗歌的理论同绘画的理论作比较。钱锺书先生出了一个小册子叫《旧文四篇》，里面有一篇文章讲诗同画，中国诗同中国画的理论的异同，就是如此。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兄弟民族和汉民族文学的某些关系，也可以就兄弟民族文学彼此之间作某些比较；或者比较韩愈、柳宗元他们是怎样继承，又怎样发展《史记》、《汉书》这个传记性文学的。像这样的研究，也是一种新东西。

科学研究一定要知识面比较广，手要伸得长，眼睛要看得远，耳朵要灵。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出一个东西，你自己以为是新论点，其实呢？也许别人六年以前都发表过了，而你没有看到。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很尴尬，你要说你没有看过，那当然还算好，只不过是孤陋寡闻。要是人家疑心你看过了，而你又把别人的论点写到你的文章里面，这算什么名堂？所以作科研，要有高度警惕性——自己的是自己的，别人的是别人的。

那么，怎样来检验你的科研的效果呢？有这样三步：第一步是提出问题。这个科研的命题有无价值，如果自己不清楚，那就要检查文献，或同师友商量。第二步，就是在收集材料进行研究以后解决问题。第三点最重要，就是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证明，你解决的问题是不错的，你的论文的结论是经得起敲打的。如果错了，怎么办？错了重来，再做，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不可能每篇文章的结论都很准确，特别是牵涉到古典文学的“风格学”这类问题，更是这样。考据，也有这种危险。你提了很多证据，结果别人提一个反证，把你这个结论推倒了，也完全可能。所以，要有失败的思想准备，有勇气承担失败。

下面，讲一讲科研要准备的条件。

首先，要不断地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阅读与写作，中文和外文。搞古典文学，要能够直接用文言文去思想，这样，不仅可以把古代人的文字的意义看得很准确，而且作者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的内心状态，你都能把握住。如果你能够用古文写，能够使用，更好。这不是开倒车，而是掌握一种有益的工具。所以对于古汉语，希望搞古典文学的人能够逐步达到这样一个要求：能读，还要能写。

其次，外文。外国汉学家们写的那些东西，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应当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搞到什么程度了。这就需要外文。我们不把外文当作敲门砖，门开以后，就把它丢在地上。要坚持学好它，掌握它。

要有比较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句话今天看起来还是正确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连《四库提要》都不读，是不知道怎么“开步走”的。汉以前的群经子史，是中国古代一切学术的源头。如果对这样一些经典毫无了解，对在这样一些经典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及其作品，也就很难懂透。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要精读几部书，打下根基。黄季刚先生主要在八部书上下功夫：《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每部书都非常精熟，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能高。”这是胡适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怎样精读？我认为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都铭刻在自己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由于对它们非常熟悉，才有可能懂得非常深透。光看不行。

黄季刚先生

这里顺便谈一下大学课程安排问题。这些年，大学课程安排的倾向性，是希望造就一种面儿比较窄的专家。就拿我们中文系来说吧，它就把那些许多必需要的基础科学、边缘科学，都取消了，把课程并成几个大块。文学史，那时候每周六小时，学四年，把各种作品的选读、作家研究，什么东西都塞了进去。一些辅助科学，像我现在讲的“校雠学”，或者历史地理，或者工具书使用法，乃至于中国文学的一些背景研究，如中国文化史、思想史，这些课都没有了。所以大学生学出来后，面儿很窄。

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应该使你自己尽可能地兴趣广泛一些。要做到博学多能，要对于历史、哲学、现代文学，乃至于音乐、绘画、雕塑，尽可能地有些兴趣，更有比较广泛的涉猎。从事文学研究，不能缺乏艺术味觉。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作者的心灵，具有艺术味觉是必备的条件。否则，尽管你大放厥词，却搔不着痒处。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完全没有创作经验也是不行的。研究诗最好能够写点诗，即使会画点画也好。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并不曾隔着铜墙铁壁。长于形象思维，必然对逻辑思维有帮助。反之亦然。

研究古典文学，还要重视当代文学。我们搞古典文学的同志，有的时候，的确对于当代文学很生疏：对于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不感兴趣，对于争论得很激烈的当代作品，甚至于没有看，不知道。那就要回过头来问一问：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干嘛哪？我们难道不是为了要总结古人的历史经验（理论的同创作的），有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吗？我们难道是为古人而古人吗？所以，像全国性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杂志，我觉得搞古代文学的同志是不能不看的。关心当代文学，就是关心人民。因为当代文学提出有关于人民命运的问题。如果文学创作不能回答人民生活当中的问题，那要文学干什么？而古代文学之所以值得我们今天这样尊重，除了它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以外，还因为它们回答了人民在生活当中提出的问题。从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一直到《西厢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这样。没有一部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是回答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和指引读者走上美好的生活道路的。当你了解了当代人民的生活、愿望，也了解这些作家怎么表现的，你回过头去看古典作品，你可以看出它们相通的地方来，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异来。这个对于你们的研究，很重要哪！

要了解生活，通过作品了解，是一个方面；还要直接了解生活。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也一样要懂得当时的生活。唐朝人有两句诗：“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妻子想念出外的丈夫，说是正是种芝麻的时候了，没有人种呵；该回来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呵？如果我们不了解唐朝人的生活，就读不懂这两句诗。原来，古代人是希望多子多孙的。芝麻这个植物呢，你看，籽非常多，所以，古人就把种芝麻同多子多孙这个愿望连接在一起了。而当时的迷信认为种芝麻一定要夫妻两个人种。丈夫不回来，就种不好芝麻。所以这两句诗事实上体现了这个妇女不仅是希望丈夫回来，而且还希望生个白胖小子。

科学研究须经过哪些阶段呢？

任何真正的（不是假的）科研，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收集材料阶段。材料是基础。必须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的材料。对于他人引用的材料，必须核实。以拣别人搜集的现成材料为满足，只能证明自己的懒惰和不负责任。懒惰和不负责任不能产生科学。但收集材料不是科学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利用这一个阶段取得的成果，研究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能够摸出客观存在的规律来。因此，必须整理材料，由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以研究某一个作家为例。我们假定，是宋朝的杨万里。杨万里的诗很多。要研究他，首先要把他的各种版本的书、各种诗文集以及与他有关系的同时代的作家作品，都收集起来，给他编一个年谱，把他的作品按写作时间编起来，做上注，将较难懂的做上笔记。但你最终的目的，是研究杨万里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心灵是怎样发展的？这个心灵同当时的政治局势有何关系？他与同辈诗人彼此有何影响？对于当时的诗坛起什么作用？他对于后代诗人有什么启发？而作为江西派的一个别派——他不是嫡派的江西派，他又是从江西派里跳出来的——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如何？（我这里只是随便提出些问题）然后，写一篇或多篇有关杨万里的论文，或者一部杨万里评传。这就由收集材料阶段跃进到了整理材料的阶段。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就研究作家而言，就要能够开发一个作家在文学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那么，是否可以跃过收集材料的阶段，直接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据我的经验，又行，又不行。如果说，由其他的学者，已经把这个收集材料阶段的工作做得很好了，比如像杜甫，注家非常多，年谱有二十多家（杜甫有各式各样的二十多家年谱，从宋朝到当代，许多人下了很多功夫！），你利用这些材料，再好好研究一下唐代历史，还有杜甫前后的那些作家，那可以写。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些条件不具备，那你还得要补足——就是把前人那个收集材料阶段所欠缺的，要补足。而且，每一个同志最好有机会做一做这种最艰苦、最枯燥、最没有趣味的，像做年谱、考订、校勘、排目录这样的工作。这是做学问必需的本领。有了这样一些本领，你才能打开那些没有打开过的门。否则，你得让别人来帮你做一半。你饺子倒会吃，却不会做馅儿，还得别人用绞肉机把肉绞好，送到你面前，你才包饺子。哈，那样不行！因此，那种想跳过搜集材料的阶段而直接进入整理阶段，逃避搜集材料的艰苦工作，而利用别人搜集的一点材料大发议论的人，与科学是无缘的。

程千帆毕业论文《少陵先生文心论》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那种认为只要有了材料，那就什么都解决了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之下，由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即从大量事实中发现其内部规律，才是我们研究科学的正确道路。

为了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有更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还要正确地、妥善地处理好几个关系，解决好几对矛盾。第一，专精与博通的关系。我们提倡专精。但如果除了对自己所专攻的某门科学以外，缺少其他知识，对其他知识都不感兴趣，就很难做到专精。而什么都知道一点，但都浅尝辄止，这样的人也很难称为博通。在广泛的知识基础上，深入钻研某一领域，乃是古今学者取得成就的通途。第二，材料和论点的关系。对这两者虽然不妨有所偏重，但决不可偏废。第三，考据和批评的关系。两者不能互相代替，但也不能完全割裂开来。把它们割裂了，无论是考证还是批评都要受到限制和损害。同时掌握考证与批评两种手段是必要的。第四，局部与整体或微观与宏观的关系。解剖麻雀是必要的，但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不可取了。一个人从事局部工作时，想到整体和不想到整体，在效果上是大有差别的；微观时是否想到宏观，也是一样。对微观的深入研究，往往也要从整体上着眼，注意到宏观才好。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要谦虚谨慎和坚持真理相统一。搞科学是个很艰苦的事情，最不能浮夸和骄傲，但是又不能够见风转舵。自已认为对的，应该坚持。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要有质实和正直的品德，不要做风里的杨柳，要做雪里的青松，既不能够骄傲自满，也不能够随风倒。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去进行工作，真正能够做到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坚定地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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