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 | 青灯有味说读书——漫谈学习古典文学的经历

▲程章灿先生

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真正开始读一些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书，是在刚刚成为一名高中生的1977年。当时，高考制度开始恢复，曾经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已宣告彻底破产，校园内外弥漫着勤学苦读的气氛。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借到了一套《古文观止》，书中名篇琳琅满目，让我有目迷五色之感。说实话，以我当时的水平，读书中所选的汉以前的文章，很多地方不太懂，只能囫囵吞枣地咽下去；晋以后的文章，表面感觉好一点，现在看来也是似懂非懂。我把全书浏览了一遍，挑选了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篇目，记得有《兰亭集序》、《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春夜宴桃李园序》、《陋室铭》、《阿房宫赋》、《秋声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等，抄在一个笔记本上。清晨，沿着闽江江堤走向学校，沐浴着朝霞和清新的空气，一边走，一边记诵，自我感觉有一种美的享受。这样，半懂不懂的，将就背诵了几十篇古文，打下了最初的文言文的基础。也许，这还根本算不得什么基础，但至少，在文言文方面应付那一年的高考是绰绰有余了。古人也有以抄书诵书为读书之法的，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帮助和加深记忆的好方法，特别是在记忆力旺盛的青少年时代。即使年岁渐长，机械性的记诵能力逐渐消退，对一首好诗一篇好文章，多抄几遍，多念几遍，不仅使阅读的印象更加深刻，也能加深对诗文的理解。古代人读书，大都经过侧重大量记诵的蒙学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既然省略了这个阶段，就只有在日后的学习中以勤补拙。在凡事都讲究功利和效率的今天，提倡这样的读书法可能有一些不合时宜，它也确实比较耗费时间，比较费力，但是我觉得，从抄写和诵读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也许还有书法的长进，足以作为这份辛劳的酬报。

在随后的高考中，我碰巧获得了一个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的高分，接着又阴错阳差地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学习。这所大学无疑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专业方向却与我本来的愿望有较大的距离。好在北大的学风历来宽松，我在应付专业课之余，一头钻进北大图书馆，“恶补”那些中学时代只闻其名而无缘一读的中外文学名著。同时，我买了一些古代文学方面的书籍，课余自学，读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时津津有味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只旁听了两三门中文系的课，如《当代诗歌》、《说文解字研究》等，纯粹是从兴趣出发，并没有什么长远的目标，更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也许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大四上学期要报考研究生时，竟“鬼使神差”，斗胆报考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班上同学大多为我捏一把汗。现在回想起来，凭我当时的知识准备，这可以说是一着险棋，甚至很难用理性来解释。我想，冥冥之中导引我作这样选择的“鬼”、“神”，不是别的，就是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很认同这种说法。能将职业与兴趣结合起来，可能是值得庆幸的。二十年来，我在学习古代文学中充分体会到这门学问的艰辛。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前人的论著汗牛充栋，以愚自处、老老实实地读书就显得格外重要，徒逞聪明灵气往往不能持久。好在对这种辛苦我早已甘之如饴，习以为常，夤夜青灯，摊书独坐，怡然自乐。直到今天，我还庆幸，当年在稀里糊涂中顺从了兴趣的差使，走上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二、语言能力很重要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刚进校，导师程千帆先生就要求我们分别用文言文、白话文和英文写三篇自传交上来，同时，要求我们购置一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好好研读，置之案头，时时参考。程先生此举实在有着多重深微的用意。其中之一，就要重视并强调对语言能力的培养。所谓语言，既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更包括外语。所谓能力，包括阅读理解能力，更包括写作能力。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二者既是彼此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本民族的母语和外语之间，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其中也有很多东西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有关传统中国的学问，不断提高古代汉语的阅读和理解水平，当然是首要之务，对这一点，我觉得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但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人，要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毕竟主要是使用现代汉语，因此，能用现代汉语流利畅达地写作应当是一个基本要求。程先生给我们批改论文习作时，除了注意材料、论点及学理逻辑，还特别注意文体，无论是用文言还是现代汉语，都要求行文简净，文体纯粹。

应该说，对文言文有较强的阅读与理解能力，是研习中国古代文史的基本功。要提高这种能力，多读熟读古典文献并下些记诵之功是必不可少的。我在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过程中，不仅扩大了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面，了解了一些学术门径，同时文言阅读的速度及理解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阅读古典文献，特别是文学作品，要找到其中的感觉，语感的积累很重要。朗读与记诵对于培养语感很有作用。我打过一个不太高明的比方：记诵的作品好比牛吃进肚里的草．而泛泛读过的作品只是被牛眼扫视过的。记诵的作品可以随时提供给我们“反刍”（玩赏吟味），在“反刍”的过程中，加深体会，并滋养大脑。我的意思是提倡必要的细读精读．绝不是说不要泛读。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要样样熟读记诵是绝对办不到的。那些曾经从眼皮底下一滑而过的书，有朝一日，也可能成为我们的“主食”．变成我们的营养。牛记得哪一片土地上长满了肥美的绿草，留作他日的食粮，是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提高文言文的阅读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是用文言习作。程先生要求我们用文言作自传，用意即在于此。程先生本人是诗家兼学者，一身而二任。他不仅善于论诗品文，而且善于吟诗作文。他不止一次说过，他的诗论是与他的诗作分不开的。他还屡次强调：“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完全没有创作经验是不行的。研究诗最好能够写点诗，即使会画点画也好。”(《詹詹录》)他提倡我们用文言文写一些东西，并十分乐意为我们批改习作。在大学时代，我只涂抹过一些新诗，对于古典诗体比较陌生。在程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尝试用文言文写了一些东西．照例先学作一些诗词，在写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的前后，也学作过赋、七体、连珠之类的文体，后来为了研究石刻和碑铭文体的需要，也学着写过碑铭之类的文章。我学习作词最起劲的时候是在1984年。暑期留在酷热的南京，长夏无事，每天做一首词以消暑，将常见的词牌都用了一遍。现在回首，这些“作品”中不免有强作凑数的，有不成样子的，但对我理解这些文体的特点，理解古人作品中的章法脉络，自觉有很大的帮助。以前读词时，常常觉得词的章法与诗大不一样，很跳宕，不能把握其中的意脉，有了一些习作的经验以后，也就渐渐地有了一些感觉。通过习作，对于文言词语的掌握更牢了，理解加深了，古代作家隐藏于字里行间的一些话外之音言外之意，语气及用意的一些委婉之处，也能体会得出来。那个暑假过后，我曾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些诗词习作呈给程先生，程先生很高兴，赠我一册刚出版不久的《涉江诗》，并在扉页上题写：“惆怅涉江人已渺，不留老眼为君明。”从老师的期许中，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当今之世，研究传统中国、学习中国古代文史，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日本、欧美各国的汉学研究中，有不少思想、观念、方法以及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反思。但他山之石，未必都可以攻玉。如果能够掌握一门乃至多门外语，那至少在择取评判之时，就多了一重把握，多了一些主动。程先生极其重视外语，十分留心海外汉学的研究动向。我考到南大时外语成绩比较好，进校后英语免修。程先生就鼓励我学习第二外语，同时交给我一些英美同行的论文，让我阅读翻译，熟悉本专业的英语词汇。他专门请老资格的外交官、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尹禄光先生为我们辅导英语，开小灶。他告诫我们不要把英语当作申请学位的敲门砖，而要放眼长远，不断提高英语水平，做到不仅能通过外语吸收新知，而且能利用外语在国际上推阐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近几年，我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研究，就得益于由此积累的一些外语基础。在哈佛大学访学那一年，我主要关注了海外汉学的情况，回国以后，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还开始讲授国际汉学课程；在宾州大学访学的研究题目，则是关注中国与美国的早期文化关系(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784-1844)；去牛津大学访学，则主要想研究英国著名汉学家魏理(Arthur Waley)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从这些访问研究中，我日益感到自己的英语粗陋而不敷用，离程先生对我的期望有很大的距离。此刻，回想程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我越来越敬佩老师的高瞻远瞩，更为自己的疏懒而感到羞愧。

三、读书与写作

硕士学习阶段，我的专业方向是唐宋文学。博士学习阶段，我的专业方向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虽然我的硕士论文《刘克庄年谱》和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后来都公开出版了，并获得了学术界同行的一些谬许，但实际上，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经过研究生六年的学习，我只是初步掌握了读书作论文的基本技能，充其量是人了门而已。至于专业基础，其实正可谓浅薄得很。说到专业知识，恐怕也只是在与论文相关的时段以及相关的问题上面了解得较多一些，略为深细一些，有一些发言权而已，至于其他方面，则有待加宽加深加厚。

怎样使专业知识加宽加深加厚，其实就是人们经常谈到的打好基础的问题。学问的基础，实质上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一过程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若干年后回首，可能就感觉得到。读的书越多，心中积蓄的疑点和问题也就可能越多，学然后知不足，由日知到日不知，自然就会走上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道路。老老实实地读一本书，认认真真地思考并试图解决一个问题，踏踏实实地写一篇文章，持之以恒，五年，十年，二十年，读过一定数量的书，写过一定数量的论文，那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一些，见识也有所长进，这说明基础慢慢打下了。

读书的首选，当然是那些各专业领域的基本典籍。所谓基本典籍，往往因人因时而异，不妨结合专业方向、研究课题和个人兴趣来择取。每个领域可能都有一些书是绕不开的，比如研习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人，《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这两部书总是避不了的。苏东坡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的说法，其实是说为了使读书有一定的针对性，可以设置一个靶心或者假想敌人，由此集中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思考力。一本书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不同的读法也给人不同的滋养。比如对《世说新语》，我们可以当作枕畔读物，聊以消遣，在消遣中拉近古人与我们的距离；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它的简约笔调；可以当作名士教科书，从中体会魏晋风流；可以当做一部史料，进而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好书不厌百回读，但如果这一次阅读还是上一次的老眼光，恐怕获得的新启发就会少一些。

读书的眼光，往往也就是看待问题剖析问题的眼光。从这一点上看，读书与写作正是互通的。眼光是要慢慢培养的，看别人怎样读书，怎样写文章（不一定限于本学科），然后反躬自省，尝试借鉴或吸取他人的成功经验。从模拟开始，从学习开始，慢慢再追求有些创新。陆机、谢灵运、江淹都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重要诗家，他们无一例外地经历过模拟学习的阶段，所以诗做得好。做诗是这样，读书写论文亦是如此。我读过余英时先生的论文《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很喜欢这篇文章的路子，就东施效颦，写了一篇《沈约<奏弹王源>与南朝士风考辨》，后来收入拙著《世族与六朝文学》一书。明眼人一看文章题目就能看出我所受的影响。但毕竟彼此所处理的问题、所使用的文献有很大不同，所以，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仔细比较，终究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可能就是我个人的发挥了。

这就涉及到论文写作中的“体”的问题。裁缝做衣服要量体，写诗的人讲究“相体”，做论文也有一个“相体”的问题。写一篇文章之前，先要确定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较好，这一篇论文用怎样的文体、用什么样的一种写法比较好。有时，甚至先讲什么都很有讲究。这就是“相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东晋作家袁宏挺感兴趣，一直想写一篇《<晋书·文苑·袁宏传>笺证》之类的文章，表彰袁宏的生平与事业，文章写了一大半，却再写不下去了，有些地方为材料所限简直没法写，有些本来可以做文章的材料，按笺证的体例又很难纳入文中，搞得我意兴阑珊。这篇文稿一搁多年，到1998年又翻出来，推倒重来，写成了一篇《袁宏考》，材料安排与使用以及文字的表述就顺当多了。不同的文章不同的论题，要求有不同的文体和写法，要面对具体问题灵活处理，不能刻舟求剑，我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

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这话中也许有一些自谦，还有一些名士的潇洒。我很喜欢这七个字中所体现出来的五柳先生的精神状态，并且认为，重新解释一下，这七个字可以作为读书写文章时的一条座右铭。对典籍文献的解读阐释，有一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阐释不够，往往是由于对原典的理解不够深，未能抉发出典籍中的精义，甚至失之眉睫，这类问题常出在初学者身上，原因是理解力不足。阐释过度，则往往出在专家身上，原因往往是过于自信或急于求成。殊不知有些问题不能求之过深，只能适可而止，有些问题暂时根本无法求得定论，只能俟之异日，或诸说并存。如果求之过深，就可能变成强求其解、“求甚解”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有一句广告词说：“人类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在学术思考中，我也体会到了联想的重要性。能在表面上不相干的材料、现象之间发现联系，甚至在相隔遥远的两个问题、两个学科之间发现联系，需要具备联想的素质。联想的动力源自信息的博采杂取，说白了，就是尽可能拓宽知识，培养通达的思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善于联想而又避免“求甚解”。我常常告诫自己要警惕这一点，特此郑重提出陶渊明的七字真言，与大家共勉。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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