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你鼓舞了我!”——重读程千帆先生的评语
今年9月的一天,我的手机微信通讯录跳出一条求加朋友的信息,点开一看,是来自公众号“程门问学”的编辑宋健先生。程门是名满学界的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门下,“程门问学”聚集了古典文学界不少著名学者。
宋健加了我的微信,并给我带来意外惊喜。他在微信中说:“吴老师您好!久仰大名,一直没敢冒昧加您微信求教,这次终于被我找到个机会。我最近买了一组傅璇琮先生的照片,其中有您和傅先生的合影,不知您有没有这张照片,没有的话我可以寄给您。”
原来宋健平时爱收藏名人墨迹、照片,他收藏的程千帆书信就有一百多封,其中包括程先生写给傅先生的信。我们互加微信后,宋健通过快递寄来了我和傅先生的合影。傅先生是我心中恩师,我难得有机会与他合影,合影留存的照片更是少,这张珍贵合影终于弥补了我的遗憾。
我和宋健素昧平生,这个年轻人如此有心,如此真诚,让我既感动又感激,也触动我翻箱倒柜,去寻找往日珍存。翻开这些珍存,不仅唤醒遥远的记忆,更让我收获不少启迪。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随王运熙先生读博士,博士论文题为《中国文学风格学》。1990年4月答辩前,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曾请程千帆、杨明照、敏泽、周振甫、徐中玉、邱世友、詹锳、罗宗强、顾易生、章培恒、王达津、周勋初、郭豫适、徐朔方、王水照、张文勋、霍松林、陈伯海、陶文鹏、穆克宏、陈谦豫、徐培均、王镇远等二十几位先生审阅、评议。这样的评议阵容,今天已然无法想象。各位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答辩后,为了修订,我复印了所有的评阅书。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淡忘此事,这次受宋健启发,我开始细细翻阅几十年收存的各种书信,又重新看到这些评阅书。因为宋健提到他在收藏程千帆先生的墨宝,我便专门把程先生手写的评阅书扫描后寄给了他。
程千帆先生手书论文评阅意见
宋健非常用心,他根据《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很快查到程先生1990年4月5日日记:“写好复旦博士论文评语”,并推测程先生所评的复旦博士论文,可能就是我这篇《中国文学风格学》。宋健还说,按传统的师承观念,程先生和我“也有座主门生之谊”。我当然不敢自攀程门,但真的很希望能躬身于程门外,向程先生遥致我的谢忱和崇敬。
是的,正是程先生三十多年前写下的评语,极大鼓舞了当年攻读博士的我。而今天再读这些评语,又让现在的我对“师者”有了重新认识。
程先生的评阅书写了近五百字。他首先肯定:“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它以若干篇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文章组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风格论中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许多篇是很细致的,深入的,因而对建立系统的中国风格学是极为有益的。”而他对论文不足之处提出的修改意见,于我受益之大,不仅关乎博士论文的修改,更关乎我日后的治学之路。程先生要言不烦,直中命门:
第一,他建议把论文题目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风格学”,或迳称“中国古代风格学”。理由是,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风格及其理论与古代之间出现了断层,而本文内容并未包括现当代。
第二,他建议原文中“西方风格学”一节可以删去。这是因为,作者并未企图从事比较理论;本文亦非依据西方体系进行研究;而所述亦简略无助于读者研究论文本身。
第三,如果就某些重大理论的出现与当时(包括其前后)的文学创作的关系进一步作些说明,则对于其所论证,必有更强的明晰性与说服力。
按照程先生的意见,我把博士论文原题目改为《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西方风格学”一节也依先生建议删去。程先生的第三个建议最为重要,提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文学创作这一重要原则,研究者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需要很高的审美能力与理论思维。这是程先生身体力行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国文论的不二法门。我按程先生的建议努力去修订,但离程先生的要求尚远,不过也让我更加明晰了自己的治学方向。
不管是当年,还是今天,这篇评阅书最打动我的,是程先生对年轻人相当着力的扶持。评阅书最后一段写道:
古人诗云:“每逢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读竟欣佩欣佩,甚盼全书早日出版也。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花城出版社1993年初版书影及勒口作者像
该书由王运熙先生作序,199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而程先生所昭示的“佳士”和“奇书”,也成为我心向往之的做人与著述的高标。当然我明白,每个人的天赋、机遇不同,并非努力就能达到目标。但是,人生立志须高,就算做不了“佳士”,也不要做虚士;就算写不出“奇书”,也不要去写庸书。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书影
我是幸运的,步入学术殿堂,所接触的学术界长者,大都是既严格,又宽容,对后辈充满期待,有提携之情,有温润气象。他们有时甚至不吝用略显夸张的文学语言来鼓励后辈。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从学术新人变成学术老人,并经常接触年轻学人,他们的学术能力与条件比我们当年好得多,但由于激烈竞争的学术生态,所承受的压力也比我们当年大得多。有些人或受挫于论文发表,或失意于项目申报,或遇到其他重重困顿,容易缺乏自信。今日重读程先生的评语,我对此亦有了新的感悟——对后辈学者,我们既要“不断施加友善的压力”,又要尽可能发现他们的个性与优长之处,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施以必要的支持和援助,给予褒扬和鼓舞。
当年,初出茅庐的我们,不正是这样沐恩惠于我们的学界前辈吗?
原刊编辑:吴小攀
微信编辑:赵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