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天，开学不久，我们在殷孟伦先生的带领下教学实习，历时40天（3月20日—4月29日），途经南京、武汉、重庆、成都、西安、洛阳、北京七地，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返回济南之后，应殷先生的邀请，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来给我们上校雠学的课。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实在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程先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文艺理论家。他1913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他是殷先生的老朋友、好朋友。1943年，程先生出版《文学发凡》，前面就有殷先生的序，序云：“宁乡程君千帆，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器识远到，今之疏俊士也。初，余与论交都门，倾盖相得，欢若平生。时君之年甫逾弱冠耳，而才思风发，跌宕文史，固已往往使老宿惊眙矣。既而相习，知君学有本原……君承其家世，好学深思，故所造跻，离众绝致，匪偶然已。”殷先生又在《我是怎样研治语言学的》中说：“同学和朋友中，相知也不乏人，始终以学术相勉的有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从殷先生的话中，知道他们“倾盖相得”，“既而相习”，遂为“始终以学术相勉”的好朋友。程先生到济南之前，殷先生对我说：“我与程先生是几十年的朋友了。他金陵大学毕业。1945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受了很多的苦。1977年，他的夫人沈祖棻因车祸离世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学校也不给他课上。有一次见到程先生，我跟他说：不如换个地方，到南大去吧。当时‘文革’的积习还很深重，程先生就说，这里能放我吗？那里敢要我吗？我说，你等着，我来做做看。我跟当时的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陈丕显很熟，就找到他，说了程先生的情况，并说他身体也不是太好。陈就说，只要有要的，这里就放人。我就赶到南京，找到了南大的校长匡亚明，说程先生愿意到南大来。我跟匡校长也很熟。他很爱才，就说：只要那里放，我们愿意要。我折回武汉，告诉程先生赶快办，夜长梦多。办得很快。1978年秋天，程先生就在南大带研究生了。”说到这里，殷先生笑了：“程先生走后不久，武大那边就开始追查是谁放走了程千帆的。”先生说这些话时，轻松而愉快，但是我听得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侠肝义胆、乐于助人，这正是殷先生的为人。先生谈笑之间摆平了棘手的局面，真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啊。
程先生是带着他的第二任夫人陶芸女士来的，住在山大洪家楼校区的招待所里。每周上两次课。上课和散学，都是我接、我送。2000年4月，我到南京参加徐复先生九十寿庆学术研讨会。在一次会上，程先生也到了（他和徐复先生在金陵大学是同班同学），我和徐超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还认得我们两个，笑着说这两位是山大的。但感觉他身体是比较虚弱的。程先生的课是校雠学。这个校雠学，内容极为广博，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部分。分开来说，就是四个完整的“学”：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典藏学。所以，程先生的这个校雠学太厉害了，国内没有几位能讲得来。我们对这些方面的知识都比较匮乏，程先生来给我们补上这一块，既是雪中送炭，也是锦上添花。这也见得殷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对学生们的良苦用心。程先生很会上课，语言清晰流畅，板书也清秀漂亮。程先生上课，教室内不乏笑声。有一次，讲到版本，程先生说这太重要了。如果书刻错了，那么老师就可能教错，学生也就可能学错，那是要影响几代人的。他接着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位秀才，到外地去教私塾，讲好了一年是四吊钱，讲错一个字，就扣一吊钱。这位秀才也是倒霉，没有拿到好本子，书上错误比较多，《论语》里的“季康子”刻成了“李麻子”，《孟子》里的“王曰叟”刻成了“王四嫂”。年终结算，四吊钱被扣了个精光。秀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师娘就问：“工钱哪？”秀才说：“别提了，两吊给了李麻子，两吊给了王四嫂。”师娘听了大怒：“给李麻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给王四嫂呢？”程先生讲得妙趣横生，我们听得哈哈大笑。这虽然是个笑话，但用来说明版本的重要性却是再生动不过的了。
1980年6月，程千帆先生与山大中文系1978级汉语史研究生合影。前排左起：张云衡、蒋维崧先生、程千帆先生、殷孟伦先生、路广正；中排左起：吕长仲、周复刚、国光红、吴庆峰、徐超；后排左起：赵伯义、朱正义、刘晓东、朱广祁。上课之余，程先生还做学术报告。5月27日，程先生给中文系做过一次报告，题目是《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程先生讲道：“讲话开头难。我忽然想到安徒生童话中有一句话，上帝赐给人类果实，尽是些带壳的，但他并不代你去砸开。研究文学也是这样……”这对我也很有启发，研究语言也是这样啊：要认识文字，正确句读，解读语言，领悟义理。每一层都是“壳”，都要我们自己动手去砸，才能发掘出精华来。6月23日，程先生又跟上课的研究生做了一场报告，题目是《和青年同志谈治学方法》。程先生讲：“什么是科学研究？从现有成绩向前发展，就是科学研究。这就要看基础，看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对自己的专业的了解。这样才有出发点。如搞训诂学，清儒的《尔雅》《广雅》研究，一定要清楚。如果连这样的成果都不明白，研究就没有对象了。做学问也同打仗一样，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此外还讲道“要有新的研究方法”“把两种边缘学科加以比较”“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除自己的专业外，兴趣尽可能广泛些”“要有失败的思想准备”，等等。这篇报告内容丰富，非常具有指导价值。以此为基础，程先生于1981年3月整理出一篇文章《关于治学方法——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研究生的一次谈话》，文章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上。在山东大学的一个多月里，程先生上了一门大课，还做了两次学术报告，焕发了青春，光耀了学术，刮起了一阵真真切切“程旋风”。6月底，课程结束。我们开车到火车站送程先生夫妇回南京。送行的人有殷孟伦先生、蒋维崧先生、王绍曾先生、朱广祁、徐超、吴庆峰等人，并且在车站合影留念。程先生走前，安排朱广祁、徐超、吴庆峰三人把笔记整理一份寄给他。送走程先生，我们就立即整理笔记。我们每人整理一段，各人手头有三份笔记，互相参照，尽可能详细。后来合成一帙，寄给了程先生。
1988年8月，《校雠广义》由齐鲁书社出版，程先生在《叙录》中叙述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其中写道：“1978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但因为工作需要，也只好仓促上马，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志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我对校雠学没有研究，此处留名，纯属“附骥尾”而已。
《校雠广义》（修订本）
程千帆 徐有富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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