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给青年教师的五条“锦囊妙计”
程千帆赴南宁讲学期间，与当年武大老学生座谈。左起：何文白、韦其麟、程千帆、林焕标
1981年4月下旬，我从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调到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听说程千帆先生应邀来师院作为期个把月的讲学，心里十分高兴。光阴荏苒，不见先生十九年矣。次日上午，我便约了韦其麟等武大学友一起去拜访程师和陶芸师母。当时程师住在19栋3楼临时布置的客房里，虽已鬓发皤然，却是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记忆极佳，很难看出雨雪风霜几十年来对他的侵凌和摧残。
此后半个多月里，我们有幸跟从先生，在执弟子之礼同时聆听到先生的谆谆教诲。
师生相见，免不了要回忆往事，缅怀故人，感慨人生，叹惜世道。我是1954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在这以前，我已从《文艺报》、《长江文艺》等报刊经常读到先生见解精辟的文章。可以说，我之报考武大，除了向往武大宫殿式的建筑和美丽的校园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中文系拥有包括先生在内的“五老八中”这样一批蜚声海内的老师。而先生当时才四十多岁，正好在教师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以我进校后，凡是先生开设的课程（包括给高年级讲授的《杜甫研究》和为我们开设的《宋元文学史》等）以及主持参与的各种讲座、学术演讲和讨论发言，都是如饥似渴地“兼收并蓄”。特别是每周6节的《宋元文学史》，更是最为丰盛的精神大餐。先生在讲课前虽已发下讲义，但他讲课时总和讲义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经常补充一些精警动人的事例，介绍有关的学术动态，辨正不同的观点，同时教给我们一些研究的方法，谈及治学的体会。往往在他给我们讲授苏轼、辛弃疾、陆游、元遗山……及其作品不久，他写的有关上述作家的论文即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武大学报上发表，从而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
他的讲课，极有章法，语言精炼，明快生动，有时如飞瀑直下，激情澎湃，撞击心扉；有时似庖丁解牛，化难为易，出神入化；更多的时候如山泉流淌，疾徐有致；关键时刻则幽上一默，调整听众情绪。因此在武汉的一些作家如姚雪垠、俞林等等都慕名而来听课，我更是竖起耳朵，“有闻必录”，生怕遗漏一点珍贵的内容。所以我那份《宋元文学史》讲义，密密麻麻地在天头地角写满了小字和各种符号。在经历了种种灾难特别是“文革”多次抄家之后，我在武大学习时的各种讲义都已荡然无存，唯独先生这本《宋元文学史》讲义却躲过劫难被保存下来。所以当我和先生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呈上这本发黄的讲义，先生也不免为之动容，连说：“不易，不易！”
卢斯飞写满笔记的《宋元文学史》讲义
我还向先生回忆起当年他在讲课、报告中的一些“小插曲”，例如：他在1954年10月中旬给我们一年级谈学习方法时，以《水浒传》作者称公孙胜用的是“五雷天心正法”而高廉所用的是“妖法”为例，告诉我们读书要认真仔细还要用心思考；在讲到苏轼《游金山寺》诗时，顺便讲到该寺全盛时期，众多的僧人如何用一口大锅做饭又怎样用一根竹篙叉起树枝稻束作为燃料的情景……程师这时略一沉吟，然后点头说道：“是的，有这回事。”这时我们都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则感到曾经得到名师指导的巨大满足。
当然，回忆有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1957年夏秋珞珈山上风云突变，我们班不足三十人中竟有十几人划为右派，我亦榜上有名。程先生作为著名学者，更是在劫难逃。1958年3月“右派处理意见”下达后，我们曾一起分在农场和蔬菜大队，除了白天劳动和夜晚看守菜地之外，还要受到无休止的训斥、精神威胁以及饥饿和疲倦的折磨。记得1960年春一天早晨，我们在灯光下听完例行的“读报”准备吃饭，程先生对组长说：“我发着高烧，这钵饭给谁吃吧！”话音未落，几位“难友”一涌而上，结果饭钵被打碎，人们便拣起撒落的饭粒急忙咽下去……程先生听到我说起这类事情，便说：“劳动大队（武大领导为了敦促右派“改恶从善”，统一称我们为“劳动大队”）里也有不少感人的事例，我觉得逆境的磨砺常常使人性表现得更加光辉夺目。”他告诉我，某教授劳动教养后，他爱人如何变卖家中物件为他看病和买回高价食物，帮他拣回一条命，但就是不卖家中藏书，因为她坚信知识总有一天会恢复它的价值。这样的事例，程先生还讲了几个。我也告诉程先生，我班的李正宇同学解除劳教之后回到河南老家，当时那里饿死不少人，不得已决定加入去新疆的人流，他爱人胡大姐是公立小学教师，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带着小孩和李一道西出阳关，历经苦难终于在那里活了下来。（现在李正宇已是著名的敦煌学家）……程先生听了感叹地说：“俄国历史上有一批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也宁愿放弃贵族身份一起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她们的事迹成为千古佳话。其实‘右派’家属中又何尝没有表现出高风亮节的故事呢？如果将来有人编出这样一本书，我想它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我还向程先生说起60年代初武大党委把右派师生召集到教工俱乐部，要大家尽快“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并指定程先生第一个发言。程先生发言从自己集邮的体会谈起：“如果想撕下一张贴在信封上的邮票，你就要耐心地把它放在水里浸泡，时间够了用手慢慢一撕，邮票就会完整保存下来，还要等它晾干，把它压平。如果性急地想马上从信封上撕下来，只能把它撕破，最后毫无价值。我觉得对待我们这些人的‘改造’也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过程。……”当时领导听了颇为不悦。程先生说：“很可惜，在好长时间里没有一个当权者愿意倾听和接受这种真诚的意见，让历史走了许多的弯路。”
程千帆在南宁讲学时的留影
程先生在南宁师院的讲学听众很多，其中不少是外省慕名而来的高校教师，因此讲座多数安排在礼堂举行。他的讲学内容非常广泛，既有关于唐诗宋词和古典小说的，也有关于目录学、校雠学以及治学方法的，他还应听众要求讲了有关对联和新诗创作（程先生早年是著名新诗人）等专题。先生知识广博，立论新颖，言必有据，说话风趣，偌大的礼堂常常鸦雀无声，忽然又爆发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记得有一次程师讲到《三国演义》塑造人物时，常爱使用相互映衬、相互补充的方法。例如刘玄德三顾茅庐，而孔明却高卧隆中，这时张飞生气地说：待我放一把火看你起不起来？其实在整部《三国》中，只有孔明才是真正的“放火专家”。作者是以张飞的鲁莽衬托孔明的深谋远虑，又以孔明的从容不迫衬托张飞性格的妩媚可爱……还有一次程师在谈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命运时，话题一转，幽默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可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他的这些睿智之言，有如暮鼓晨钟，悠然不尽，使人深受启发。
先生在南宁辛勤讲学，却从不曾提出游览观光的要求。五月上旬，先生讲学结束。我们几位武大门人请程师和师母畅游南宁风景名胜伊岭岩和灵水，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在南湖公园的鱼餐馆宴请程师和师母。餐馆建在湖上，非常雅静，我们在楼上靠窗的地方坐下，品味着南国精致多样的菜肴，举杯敬祝两位老人健康长寿。那天程师的兴致很高，说话也多。席间，我对程师说：“程先生，我们几位武大弟子，都是在不惑之年才时来运转，调到高校教书，因为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心里总有些不踏实。不知先生是否可以亲授几条‘锦囊妙计’，也好让我们在课堂上抵挡一阵，化被动为主动？”程师听了哈哈大笑，说道：“‘锦囊妙计’可说不上，不过根据你们的资质和经历送给你们几条意见，也许对你们未来的教学科研会有些好处。”他呷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第一，要有很好的人文科学功底和严谨的态度，有关的作家资料和作品掌握得愈全愈好，不看三遍以上不要动手写讲稿，更不要写文章。如果明天有课，今晚要谢绝一切活动，琢磨怎样把课讲活，征服学生的心。
第二，讲课要有自己的风格。听别的人讲课取长补短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要丧失自己的风格。李富荣、庄则栋的特点是近台快攻，张燮林、童玲的特点是善于削球，如果他们各自改变打法会是什么样呢？
第三，每堂课准备三几个精彩的例子。如果一个例子就收到满意的效果，那两个例子可以留下。随着时间的消逝，你的讲课内容可能被学生淡忘，但精彩的例子却会保存在他们的记忆里。
第四，一个人难免有讲错的地方，课后你检査一遍，如果发现有不确之处，下堂课立即纠正。这样做只会增加而不是减低你的威信。当初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教导我的。
第五，说到科研，视野一定要尽量宽广，不要老是把眼光盯在几个有定评的大作家身上。就拿新诗史来说，有的诗人如闻一多和冯至，诗作不多，可是很有特色，很有艺术个性，但目前研究得很不充分；有的诗人如徐志摩、戴望舒很有才华，对新诗发展作出相当的贡献，然而长期成为有争议的人物。还有写散文的梁遇春、缪崇群等也是这样。这些你们都可以用心地钻研，写出有独立见解的论著来。
当时我初上大学讲坛，听了先生这番亲切的教诲，不啻是醍醐灌顶，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此后的二十年中，我在教学和科研中的确时时温习先生的教诲，从而多少有些长进。先生当年提到的闻一多、冯至、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诗作，后来我都一—写成专著在海峡两岸出版，这是差可告慰先生的。
先生回到南京后（当时程师已被匡亚明校长礼聘到南大，不久担任全国文科首批博导），曾给我们写信，并寄来一包新文学作品，表示对我们这些老学生的厚爱和期望。此后先生出版的各种著作，我总是想方设法访得，经常置于案上，通过阅读和先生进行精神交流。如今先生虽驾鹤西去，但薪尽火传，先生的学问、道德、文章是会一代代流传下去的。
写于程师逝世一周年
（卢斯飞，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原题《程千帆先生在南宁》，载《广西文史》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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