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徐有富谈《校雠广义》的撰写与修订

程千帆先生在校阅古籍

程千帆先生谈《校雠广义》的撰写

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1934年秋，我跟刘衡如老师学习目录学，写了一篇题为《〈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学期论文，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分类的标准，作了合理的说明。此文发表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一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巩固自己的学习，我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有《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证》、《杜诗伪书考》等。这些论文后辑为为《目录学丛考》，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我在1938年写的一首诗中，曾描述过当年学习校雠学的心态：

恒情恶贫贱，得饱更求馀。

吾亦常苦贫，而不乐簪裾。

撑肠借旧业，发箧著我书。

注杜称千家，幽閟烦爬梳。

孳孳事目录，琐琐及虫鱼。

埋梦盈荒斋，聊可鬼载车。

虚窗对平野，此意同春锄。

当时学术界对校雠学的名称、范畴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校雠学的主要内容版本、目录、典藏，往往又专精其中的某一方面。我对这一问题，曾作过深入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记录在1941年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略云：

今欲尽其道，则当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妨锢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厘定，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唯校勘之学。其馀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庶几尚友古人，既能追溯而明家数；启牖来学，并免迷罔失鉴衡，其亦可也。
余以颛蒙，尝攻此道，熏习既久，利钝粗知。阅览古今著述，其治斯学也，或颇具深思，而零乱都无条理或专精一事，而四者鲜有贯综。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藏弆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盖甚矣，通识之难也。今辄以讲授馀闲，董其纲目，正定名义，厘析范畴，截取旧文，断以律令，明其异同得失，详其派别源流，成书四篇，命为广义。俾治书之学，获睹其全，入学之门，得由斯道。

1942年秋，金陵大学已迁至成都，我就母校之聘。那时，衡如先生仍然担任着文学院长，工作非常忙，因为知道我在继续学习校雠学，并且计划写一部比较全面的书，就将这门功课派我担任。着对我来说，当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诚惶诚恐的事。于是就一边讲，一边写下去。1945年，我改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的课程当中，仍然有这一门，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解放以后，进行教学改革，这门课被取消了。随后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近二十年，对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当然地无暇顾及了。但是对衡如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我一直铭记在心，尝写《上衡如先生》诗二首：

老厌京尘自闭关，还将肠胃绕钟山。

长怀寂寞刘夫子，广座春风梦寐间。

争关梦觉叹何曾，敬业传薪愧不能。

未死白头门弟子，尚留孱愧感师承。

1978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就从十年浩劫中被抢夺、被焚烧、被撕毁、被践踏的残存书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雠广义》，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但因为工作需要，也只好仓促上马，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学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

有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汪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而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我能够与有富合作写这部书，教学相长，薪尽火传，实为晚年的一大乐事。

《校雠广义》一书可以说写了半个世纪，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根据我国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应该指出的是，校雠学并不是我专攻的专业，本书也说不上是一本校雠学的学术专著。前辈的目录学大师如余嘉锡、姚名达先生，其学术水平非我能望其项背者。同时代的专家如张舜徽、来新夏等先生，其专业知识也远胜于我和有富。我比较有自信心的是，上述诸名家的校雠学著作或综论校雠学史，或专论校雠学某一分支的深奥问题，而本书则是比较全面地论述校雠学的实际操作方法的教科书。所以对于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学生而言，本书或许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摘自《劳生志略》

徐有富先生为“程门问学”读者签名

徐有富先生谈《校雠广义》的修订

这次修订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纠错。《校雠广义》一九八五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后，二〇〇〇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了一次。当时我在韩国东国大学任教，遂由武秀成先生组织研究生做了该书的校订工作，纠正了不少文字讹误。此后博士生许净瞳细读全书，辽宁大学文学院李树军细读《校勘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两位研究生细读《版本编》，分别写出了校勘记。张宗友先生、潘素雅女史、北大博士刘贝嘉、高树伟特地为《版本编》配制了图版。这次修订便以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程千帆全集》本为底本，充分吸收了以上校订成果，特借此机会向他们致谢。

二是增订。重点为《目录编》。《校雠广义》原书一百四十万字，而应用广泛的《目录编》只有二十五万字，内容略显少了些。该书出版后，目录学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对该书内容作了相应的增加与调整，如《目录的著录事项》一章，我们增写了附注、提要、案语三项内容，而将真伪、辑佚两项不能算作著录事项的内容改写成《辨伪书目录》《阙书目录》两节，调整到《特种目录》一章。这样，不仅内容丰富了，而且体例也更加经得起推敲。

《校雠广义》出版后，文献学得到了蓬勃发展，我也主编了《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与徐昕合写了《文献学研究》，还出版了《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郑樵评传》《目录学与学术史》《文献学管窥》，并应卞孝萱先生之邀，撰写了《新国学三十讲·典藏学》。这次修订，我便将他人与自己的一些新观点与新材料，增加到《校雠广义》的各编之中。

《校雠广义》的出版合同到期后，一些出版社要重印此书，我都以需要修订而拒绝了。但是修订工作却进展得非常缓慢，于是我便时常回想起与程千帆先生合著《校雠广义》的日子，我感到程先生温暖的目光，一直在关注着和鼓励着我，使我不敢懈怠。当时全靠手工操作，需要不断地跑图书馆去搜集与核对资料，由于有程先生的指导与督促，进展得十分顺利。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回到从前，此书的修订工作，断断续续做了好多年，如今终于告一段落，遗憾的是程先生再也不能为我把关了，谨以此书的修订本向程先生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张宗友先生、责任编辑潘素雅女史，还有几位校对，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的敬业精神与深入细致的作风令人感动，特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希望此书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朝前迈进一步。期待着继续获得批评指正。

>摘自《校雠广义》（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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