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程千帆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童颜鹤发、慈眉善目的65岁的老者了,那应该是1978年8月中下旬,据《闲堂书简》程千老1978年8月6日致刘君慧书札中云:“弟本拟上月底东下,以天气酷热遂延期。现决在八月半后启行。今后赐书,恳寄‘南京汉口路南京大学中文系’。”在爊热的南园里,我看到两辆大卡车进校,只见系党总书记正在忙前忙后,一问,原来是程千帆先生从武汉大学调过来了,系里是将其作为一件头等大事来办的,因为匡亚明校长有令,必须办好!当时只身挤进了南园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先生却毫无怨言,随即投入了工作。
程千帆先生原本就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65岁的他又回到南京大学,这大概可以算是落叶归根了吧。据他的第一个大弟子,也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先生回忆,他临终最后的遗言竟然是拉住莫砺锋的手说:我对不起我的老师黄侃先生。可见其老金大的情结之深,其实不然,他的学问人品泽被了南京大学古典文学的几代学者,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能够将一个老右派从武汉大学珞珈山“牛棚”里直接请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执掌古代文学专业的人,唯有匡亚明这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校长了。匡校长派了当时还是年轻的副系主任的叶子铭先生直接去武汉面见程先生,无有多日,程先生便买舟东下了,而且还带来了专攻英美文学的张月超先生,最有趣味的是,人来了,工资关系没有,那时程先生在武汉的街道只领取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到了南大如何开工资呢,据说匡校长对财务处长说:我不管你从哪里出这笔钱,哪怕就是全校卖废报纸的钱,你每个月也得先给程千帆凑足一百块的生活费。就这样,程先生一俟安顿下来,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记得1979年的5·20学术报告会他不仅自己开了专题报告,还请来了叶嘉莹先生为大家做学术报告,二人的学术唱和风采卓越,博得学界的一片喝彩。《闲堂书简》1979年10月12日及1980年3月7日程千老致叶嘉莹两札中云:“数月前得面聆清诲,旋又得读所撰论花间词文,深叹持论精卓,并世所希,良用钦佩。”“你去岁回国讲学,颇有影响。耆宿如俞平伯先生,最近在一篇短文中还引用了尊说(《文学评论》五期),想已见到。”便是佐证。自此,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在程千老的引领下,其学术氛围便日渐兴隆起来了。那个年代,坊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不及南京师范学院强,而随着程千老的调来,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便开始扬眉吐气,逐渐开始站在全国的潮头上了。2007年武汉大学中文系庆80周年,我专程前往道喜和道谢:武大中文系的系庆,其他兄弟院校可以不来,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却一定要来的,不仅因为我们是同根同源的章黄学派的传人,也是由于闻一多先生1928年从执教的中央大学前往武汉大学创办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更是因为你们在1978年8月为我们无私地输送了程千帆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使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得以再次中兴!那日中午的酒宴我只吃了半程就要返宁,但是武汉大学的一些老教授们纷纷来敬酒,感慨之余,让我思考良久,一个学科的兴盛,不仅需要带头人的学术功力,同时也需要他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周围的学人,这样才能让其学术氛围得以充分优化。在这一点上学界一致认为程千帆先生在培养学生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据说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就十分关注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方法,让人特意留心。的确,程先生不愧为一代大师,他培养的学生如今都是各个高校古典文学专业的顶梁柱。
然而,一个人,尤其是已经步入老年的学者,为何会有如此喷发的学术工作的动力呢?也许答案就在《致南京大学校系领导》(《闲堂书简》1989年12月12日)中了:我是在1978年秋以一个65岁的街道居民的身份到母校南京大学来工作的。我首先要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为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没有南京大学的聘请,我也许就老死空山。其次,我还要感谢你们对我的尊重、信任、支持和宽容,否则,由于我本身的各种缺点和弱点,也很难作出即使是现在这样微末的成绩。每次一想起这一些,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激动。十一年前我才到南京大学的时候,就暗自立下了两条誓愿:一是要争分夺秒,把在政治错案中损失的十八年时间抢夺回来。这一点现在看来并没有完全做到;二是在教学科研中要认认真真地走路,在培养青年教师和学生中要勤勤恳恳地带路,在应当退休的时候要高高兴兴地让路,现在是让路的时候了,我要向你们说:我的确是高高兴兴的。
读了上述文字,真让人亦悲亦怜亦痛亦敬。悲的是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学者,居然连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怜的是他在艰难困苦之中,想到的仍然是报效国家和人民;痛的是他为学术和培养人才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得到的回报却是微不足道;敬的是他高风亮节的“让路”精神。在此,我们是否应该对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呢?!
程千帆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的治学大家,同时也是文人书法的当代佼佼者,所谓文人书法,不仅仅在于结字的布局和线条流畅之美,更重要的是,其书法内容中的诗文皆是自己的原创之作,工诗文,善创作,才是文人书法之精髓,而程先生的书法作品是最具这种文人元素的。文人书法还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质,那就是从不收取润格,字是送给朋友的,尤其是文友,那是一种文人情感的交流,用其易银,便玷污了文人的风骨。当然,这是传统文人的做派。在商品文化时代里,我们不能诟病文人卖书画,只要是正当劳动所得,也没有什么值得侧目的。然而,我们对这种传统文人书法的做派也更保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上个世纪90年代程先生主动赐予我两幅字,这让我诚惶诚恐,便愈加敬佩其文人之品格,将其作为珍品收藏。其实,中文系得到他赐予的墨宝者甚多,大家心存感激之情,却无人表达而已,窃以为,这才是真正高古的文人无功利的交往,当然,这多为单方之给予。他晚年写字勤勉,据他女儿程丽则说,写字送人,求索者不拒,弟子们固然个个都有,喜欢者可索多幅。
程千帆书《汉书·地理志》语赠丁帆
据程丽则告诉我,先生不常饮,至多也就是逢年过节喝点葡萄酒而已。其实并非如此,据《闲堂书简》1990年4月5日致蒋寅书札中云:“我旧嗜烟嗜酒嗜茶,以心脏病戒酒,肺气肿戒烟,犹存茶癖。”我说嘛,像程先生这样风骨铮铮敢于直言者,岂能不饮?可惜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谁也没有见过先生豪饮。
先生乃一介书生,待人谦和儒雅,骨子里却有着与一般学者那种苟且偷生的懦弱所不同的刚正,看他的《闲堂书简》,便可见其风骨所在,且不说其痛陈学界之种种流弊,即便是对当代顶级学术大师的苟且同样予以诟病与不屑,在他给舒芜的信中,明确对钱钟书那种“又绝口不及时事,似在云端里活”的学人行状进行否定性判断,程千老绝不是那种躲进书斋成一统的“鸵鸟型”学者,他是有“铁肩”担当的人,是“东林党”那样的书生,是有“金刚怒目”一面的“真的猛士”,正如其开门博士弟子莫砺锋所言:“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恂恂如也,相当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内心却是刚强不可犯的。”也许,这正是先生屡屡在运动中被批的根源所在,然而,先生的性格则是终身如一,刚直不阿,风骨永存。
他在书简中常与自己的弟子称兄道弟,亦可见性情之一斑。在与自己女儿程丽则的通信中,也可见其怜女之情殷殷。
让我最动容的是,武汉大学陆耀东先生为程氏夫妇编纂书稿时,竟也蒐集到了程先生早年撰写的书评,先生回复道:“耀东老弟:十二月一日札及复印书评收到。将书评看了一遍,恍如隔世,如果当时在上海而不在南京,我也许就搞现代文学了。这篇文字还是赵景深先生要我写的,他正主编《青年界》。”(《闲堂书简》致陆耀东,1991年12月8日)先生没有从事现代文学也许是我们现代文学的不幸,然而,于他个人而言,或许亦少遭致许多罪名罢,像他这样耿直的人……
先生卒于2000年的6月3日,享年八十又七,也算是死亦逢时也。
>摘自《先生素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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