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可徐徐为之——程千帆先生如何写书评 | 徐雁
我感到，现在学术界也不无官僚作风，一些书评变成了不痛不痒油头滑脑的应酬文字。这不但是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
——程千帆
▲程千帆先生发表在《青年界》第7卷第2期（1935年2月）上的《世纪的脸》书评
千帆先生于1991年致武汉大学中文系陆耀东先生（1930-2010）的函中说：“我写的新诗评论也不多，除评于赓虞《世纪的脸》外，还有两篇评戴望舒的。”原来那时候陆先生正忙于编沈、程两人的新诗合集。
“名不正则言不顺”，就一个成熟的读者而言，启动任何文本的阅读，往往都是从题名开始的，由文本题名这个信息点，大致可以把握文本的基本体式乃至若干本质性的作文规律。书评作者如能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等于开启了一个理想的评论视角。
于赓虞（1902-1963）是河南四平人，早年曾与赵景深先生等组织“绿波社”，是“新月派”诗人之一，历任河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开封师范学院教授。除本文提及的《世纪的脸》外，还著有诗集《晨曦之前》等，翻译有《但丁神曲》和《雪莱诗集》等。
千帆先生的《世纪的脸》一评，是1934年8月22日于南京写成的。他在起首就议论道：
“轮着指头一个一个数‘五四’以来的诗歌制作者，我们每每容易忘掉一些人。‘沉默’，在某一些人看起来，是‘消沉’的意思，很少有人把它解释成为一种转变之前的必要准备。于赓虞先生今年出版了《世纪的脸》，并附有《序语》一篇，带回了我们对于这位作者的记忆。”
他随后指出：
这位作者的风格与情调，在国内，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同他比拟的人，在国外，我们自然会想起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与其他恶魔派中人的诗集。虽然，作者似乎不很愿意担承“恶魔派”这个名词……我们只要看一看作者创作集的题名，也可以想象到他作品的内容了：《恶魔的舞蹈》《骷髅上的蔷薇》《落花梦》《孤灵》，在这些集子中，强烈的理想追求，是一贯的，强烈的幻灭悲哀，是一贯的，强烈的伤感情调，是一贯的。
为了说明诗人一贯的“伤感情调”，评论者别具只眼，通过集中排列其作品集自己的题名来示意诗人的美学趣味。虽然作者并不接受赵景深所谓的“潮湿”、沈从文所说的“阴暗”，乃至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可代表的“恶魔派”诗风之类的评语，但是他自己的某种追求和偏爱也就展现于读者面前了。
作为一篇以印象批评为特征的书评，评论者注意到了诗人的个性、生活、思想状态与创作之间的联系，尤其关注诗人“没有写过一行诗”的默然两年经历，所带来的创作态度“比较客观、冷静”的变化态势，以及由此出现在诗作中的与“作者前两期作品不同的声音颜色”，从而把握了本集诗作在意境的独造性、辞藻的平实化和音节的流畅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新倾向。显然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书评。因此，当千帆先生晚年重读旧评的复印件之后，在回复陆耀东的信中不无自得地说：
“将书评看了一遍，恍如隔世，如果当时在上海而不在南京，我也许就搞现代文学了。这篇文字还是赵景深先生要我写的，他正主编《青年界》……”
注重作者为作品集所写的自序，或者他人应作者邀约所写的他序，以及有关人士的文艺评语，是千帆先生所写书评表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这是由其作为一个学人的文献学素养所决定的。
在评《世纪的脸》中，他引用了不少取自《世纪的脸》的附文作者的《序语》，以及洪深先生的文论观点；在《评<望舒草>》一文中，他在引用了沈从文先生“批评者要理解作品的艺术，就该明悉作者当时的生活和心性”的观点之后，对杜衡为《望舒草》所写的长序也给予了点评，认为“它帮助我们了解这部诗集，能使我们看出作者内在的心灵发展是如何隐现于字里行间的。序者所言，虽不能免袒护朋友之嫌，但就大体上来看，可说是很公允的”，并在文中，先与他序作者关于戴望舒 “诗风”的有关论点进行商榷。
虽然千帆先生不久就搁置了创作新诗和评论新诗之笔，但他对书评一体依然是重视的。他主张“把批评建立在通过考据而得出的坚实材料的基础上”。
1980年夏，千帆先生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对研究生们做了一个主题为“治学方法”的讲座，其中说到萧涤非先生（1906-1991）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他认为：“萧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而且态度非常好。”而郭著的这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唯一一本古典文学专著”，就整体来说，“那些叙述和论证都是非常古怪的……而且，那本书的写作态度特别坏”。为什么说郭沫若著书的态度“特别坏”，而萧涤非评书的态度“非常好”呢？原来千帆先生是很看重批评立场是否是站在实事求是的学术基础上这一点的。
1993年冬，他在一通指示自己的大弟子张三夕做学术书评的函中说：
“书评可徐徐为之，亦不必执着于本书，能从近世学风着眼；不重视入门奠基，故多无根之谈、空疏之说，则尤可药今人之病也。张老（舜徽先生，时张三夕在其门下做博士生——引者注）著述札记能见其大，若能从湖湘学术渊源着眼，发挥之，则更善矣。”
在次年夏天接受的一次访谈中，他还明确指示其弟子们：
你们可以集合一批同时代的人共同朝一个大的方向努力，同时，你们要注意整个文化界的大动态……你们要做调查研究，在当前的文化文学领域争取并赢得发言权。可以通过发表专文或书评的方式来进行，不要限于评一本书。尤其不要那种先事吹捧，曲终奏雅，略指缺点的公式化的书评，要讨论式的，而且像荀子说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这样就能吸引别人注意……还可以评论近若干年来对国外汉学成果的介绍。这样就同广大的学术界结合起来了，一上来就要防止几个人摇旗呐喊，要融入潮流，又要保持特色。
我感到，现在学术界也不无官僚作风，一些书评变成了不痛不痒油头滑脑的应酬文字。这不但是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以前《清华大学学报》的书评都是很扎实、 很客观的讨论。我曾经组织你们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写过一些这样的书评，就是要提倡这样的风气……书评中讨论搞不起来，就是顾虑多。不少人甚至认为你批评我，就是攻击我，触犯了我。其实哪里是这么回事儿呢？
显然千帆先生要求其弟子在作书评时，要特别注意对相关的学术史渊源的考查和时代学术风尚的梳理，并认为学术书评应该表现出自己的学识和见识。他在读了日本汉学家村上哲见对其旧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所写的书评后表示：“尊评推许过当，实感荣幸，而指出‘便面’（古人用来掩遮面目的扇状物——引用者注）之出班《汉》，《世说》之语不误，尤见卓识。孔子云‘益者三友，直、谅、多闻’，于先生见之矣。”
>节选自徐雁《“绛帐留芳”——从<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说开去》
>收入李海燕编著《转学多师随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