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胡小石怎样讲文学史——读《中国文学史讲稿》

胡小石先生

胡小石1888年出生于南京，从小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907年考取当时南京的最高学府两江师范学堂，颇受监督（即校长）李瑞清赏识，引为入室弟子。胡先生1910年2月毕业后即留校任附中博物教员。李瑞清还推荐他拜清末诗坛领袖陈三立为师学习诗学。辛亥革命后，李瑞清寓居上海，特邀胡先生于1918年1月担任他的家庭教师，这使胡先生有机会继续向李瑞清以及父挚硕学通儒沈曾植学习书法、诗学、金石文字学，并出版了《金石蕃锦集》。1920年9月恩师李瑞清去世，胡先生协助恩师的挚友曾熙办理了丧事。

两江师范学堂的学长陈中凡曾在南京清凉山的扫叶楼品茗，无意中见到胡小石的题句“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又在上海李瑞清的寓所遇见胡先生，读到他的诗，并获赠《金石蕃锦集》，觉得他轶才秀出，学术功底深厚，特地推荐他于1920年11月接替自己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国文部主任，所教学生有冯沅君、苏雪林、程俊英、黄庐隐。1922年8月，胡小石应聘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系主任，所教学生有胡云翼、刘大杰、李俊民。此后胡先生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1938年被评为中国古代文学部聘教授，1941年复被评为国学部聘教授。这一阶段知名学生有段熙仲、唐圭璋、徐复、吴白匋、曾昭燏、游寿、高文、沈祖棻、孙望、程千帆、金启华等。1949年8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胡小石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不再设文学院，于是胡先生辞去文学院院长职务，8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这一阶段知名学生有周勋初、侯镜昶、吴翠芬、谭优学、吴新雷、郭维森等。胡小石于1962年因病去世。

胡小石在各高校上过中国文学史、诗选、散文选、楚辞、杜诗、甲骨文、金文、《说文解字》部首、书学史、工具书使用法等课程。其中以中国文学史上课次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不少学生后来都在高校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如冯沅君与其夫陆侃如合著过《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苏雪林写过《中国文学史》《辽金元文学史》，胡云翼写过《新著中国文学史》，刘大杰写过《中国文学发展史》，孙望、常国武合著过《宋代文学史》，程千帆、吴新雷合著过《两宋文学史》，程千帆与弟子吴志达合著过《元代文学史》、程千帆与弟子程章灿合著过《程氏汉语文学史》，周勋初写过《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等，从中略可窥见其深远影响。

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十一章于1928年由上海人文出版社出版，后来其弟子金启华又依据四十年代诸生的听课笔记，增补了“宋代文学”一章，收入《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此次经过“领读文化”策划，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8月将增补本单独出版，反响热烈，那么该书价值何在呢？

《中国文学史讲稿》

胡小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版

01

将文学独立出来

胡小石此书的最大贡献是将文学从众学术中独立出来。他指出：“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线。头绪纷繁，了无足取”（讲稿5页，以下仅注页码）《论语·先进》篇已提到“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不是指文学造诣，而是指学术修养。子游对礼有深入研究，凡与礼有关的事都能说出个道道来。胡先生指出：“子夏著述之多为孔门弟子中的第一人。实为后代经师的远祖。如此看来，论语所讲的文学……乃是泛指一切学术而言。”（8页）民国间的章太炎对文学的理解更广泛，他在《文学总略》中说：“凡著于竹帛者，谓之文。论其形式，谓之文学。”

当时，不少高校所开的中国文学史课，实际上讲成了学术史或学术概论。陈中凡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介绍了章太炎的学生朱逖先在北大上中国文学史课的情况：“其时北京大学开有文学史课，由朱逖先先生主讲。看他的讲义，分经、史、辞赋、古今体诗等篇，近于文学概论。读其内容，实质是学术概论，非文学所能包括。”（陈中凡《悼念胡小石学长》）当时其他高校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内容也十分广泛，如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所编讲义，原是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编成的，共十六篇。第一篇讲文字变迁，第二篇讲音韵变迁，第三篇讲训诂变迁，第四篇讲为文与世运之关系，第五章讲文章之本，第六篇讲作文之法，第七至十章讲经史诸子文体，第十一至十四篇讲汉魏至今文体，第十五篇讲骈散古合今分之渐，第十六篇讲骈文文体。可见其讲义经史子集兼容，语言学与文学不分。如果我们读一下陈玉堂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就会发现我国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内容大都如此。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首先在《通论》中，讨论了“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并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文学，是由于生活之环境上受了刺激而起情感的反应，借艺术化的语言而为具体的表现。”（16页）他还举例对艺术化的文学语言作了解释：“文学最忌抽象的表现，与其空说春景鲜明，不如说‘杂树生花，群莺乱飞’。与其空说秋容惨淡，不如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16页）接着他从纯文学的角度，论述了周朝的《诗经》，战国时的《楚辞》，两汉时的乐府与辞赋，魏晋南北朝时的五言诗，以及唐诗与宋词，以上为上编。其下编还论述了元曲以及明清时的南曲、小说与弹词。我们注意到其讲稿中有“秦代文学”一章，但是秦代并未留下什么纯文学遗产，于是便一略而过。我们还注意到清人焦循在论述“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时，提到过明代的八股文。但八股文不是纯文学作品，于是胡先生便弃而不论。可见，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为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文学史》初版

02

用进化的观点阐述文学史

再就是胡小石采用进化的观点阐述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他在《引言》中引用了清代大儒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五中的一篇论文名著，并称之为“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3页）焦循的文章首先阐明了文学与时代之关系，胡小石指出：“他最能认清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5页）焦循的文章特别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胡先生分析道：“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但新文体既产生之后，仍然有一班人保存着旧的文体。这种人‘舍弃所胜，以救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这种论调，是从前一般过于贵古贱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6页）

胡小石讲稿的可贵之处在于创造性地运用了焦循的观点，阐述了历朝文体的兴衰变化及其代表作家作品的成就与特点。譬如胡小石关于词的起源的论述就颇有参考价值，他认为词与诗不同的地方为长短句，而句有固定句法；再就是可以被之管弦，能唱。并指出：“若照以上所举两个标准，即长短句之能唱者以评衡古句，则词之起源颇不始于唐代，六朝人诗之近于此体裁者，最著的为鲍照之《梅花落》《代夜坐吟》，梁武帝之《江南弄》《春晴》……”（207页）并一直分析到唐代，接着谈道：“词体究竟从何而来？从宋后人所称的‘诗余’的名字看来，词乃由诗蜕变而成，这是无足讳言的，尤其是从乐府变来。乐府诗之所以异于古诗，是一面有词，一面又有声，其中又夹有有声无词之‘泛声’（或谓之“和声”）。其后将泛声填以实字，乃成为词。”“大抵‘泛声’填成实字之日，即词体正式成立之时。”（209页）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何以唐代小令独盛？这就可以用词本由绝句变来去解释。现在考最初的词非由五绝变成，即由七绝变成，痕迹甚为显然，如《南歌子》与《生查子》即由五绝变成，至于由七绝变成的，就有白居易的《忆江南》及刘禹锡的《潇湘神》及诸人之《浣溪沙》。”（210页）时间过去了将近一百年，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论述，觉得还是那么新鲜。

由于时间有限，而教学内容又特别丰富，胡先生在讲课时特别注意介绍作家们最有特色的成就。如我国古代叙事诗相对薄弱一些，而白居易却写出了《长恨歌》，元稹却写出了《连昌宫词》这样一些杰出的叙事诗。如此成功的叙事诗是如何产生的？胡先生将唐长庆以前的叙事诗作了历史的追溯，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元、白二人此类作品，最得力于《孔雀东南飞》，不过改五言为七言罢了。”（196页）接着，他又分析了元、白叙事诗的深远影响，从晚唐郑嵎的《津阳门诗》一直谈到近代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甚至还与弹词挂上了钩，指出：“此种诗的两种特点，一是长篇，二是通俗。所以到了明代，竟化身成为弹词，最著的如杨升庵《廿一史弹词》，及明末人的《天雨花》之类。”并感叹道：“我们更不能不佩服元、白二公才气之大，所以颇能以白描见长呵。”（197页）这些例子略能说明胡先生的讲稿在论述文学发展史的方面的成就与水平。

胡小石先生书法

03

言必有据

胡先生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强调言必有据，无证不信。他勤于搜集资料，所作札记、批注成箱累架，所以上课时能不时说出一些新材料。如陶渊明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却被锺嵘《诗品》列为中品，颇令人遗憾与不满，胡先生在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之后说：“我倒有一桩小小的发现，就是锺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我的根据不是近日所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御览》为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所辑，所据书当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于中品，想来系北宋以后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诗颇合于锺记室所举的‘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标准。”（105页）正因为胡先生发现了新材料，故能据以提出新观点。

胡先生还能从众多的材料中选出最恰当的来说明问题，如在讲魏晋文学时，他在说明阮籍、孙绰、谢安、王羲之等耽游山水后，专门指出：“不惟男子如此，即深居简出之女子亦相习成风，如谢道韫有很有名的《登山诗》。是时文学发展的途径，又去到一种新方向，就是山水文学之兴起。”（95页）在讲初唐文学的复古派时，他首先介绍了《梁书》《陈书》的作者姚思谦与诗人王绩，指出：“以上一位史学家与一位隐逸诗人，虽有心复古，但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对于当时并未发生什么影响。最先把复古的旗帜张展起来的，还要让到武周时的陈子昂。”陈子昂为何能举起复古的大旗？胡先生讲了一个故事：陈子昂花千金在长安市上买了一把胡琴，当众多名士聚集到他家希望欣赏他表演时，他说自己有文百轴，不为人所知，还不如这把胡琴受到人们重视，于是突然将胡琴摔碎，并且趁此机会将他的文集散给众人，于是一日之间，名满长安。胡先生接着分析道：“从这个故事看来，他兼能诗文，不若姚思谦之只能作散文；他善于做一种革新文学的运动，不比王无功之只留作自己欣赏。”（64页）下面便论述了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及散文创作恢复与继承建安、正始文风的情况，兹不繁述。

胡小石还很善于用各种资料来说明问题。譬如胡小石认为“每当文学极盛时代，批评之风亦极发达。”但是，唐代的诗文如日中天，而论文之著作竟寥若晨星。事实果真如此吗？他利用了书目资料，从《新唐书·艺文志》中找到了不少论文专书，一一抄了下来，并总结道：“以上共计论文家十六人，书十七种。其中虽有几种不免带有讲文法的色彩，然总可算具体而微的批评之作，现在我们见得到的，只有昼公（释皎然）的《诗式》一种了。”（211页）他还指出“唐人关于批评文学的意见，散见于各种文体中的很不少。”并举例作了说明：①史论，如《南北史·文苑传》与《隋书·文学传叙》等；②诗，如李白之《古风》、杜甫之《戏为六绝句》等；③书札，如韩愈《答李翊书》、白居易《与元九书》等；④传志，如李阳冰的《李白墓志》、元稹的《杜工部墓志》；⑤集叙，如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叙》、杜牧的《李长吉诗集叙》；⑥杂文，如李赞皇的《文章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211页）这就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与收集资料的范围。

胡先生还注意利用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如胡先生说：“提及唐代文学，我们便联想到唐诗。单就唐代诗人的数目，大约来计算计算，宋人计有功作《唐诗纪事》时所采录的就有一千零五十家，到了清康熙时所辑的《全唐诗》，入选的约计二千二百家。平均说起来，唐朝每年都有七个诗人产生。”（149页）这些统计数据充分反映了唐代诗人之多，唐诗之繁荣。在分析盛唐文学时，胡先生强调了一个观点：“唐代文学之发展，与当时科举颇有关系。因科举而使唐代的诗人激增，虽说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最大的原因。且将开元、天宝两榜进士的名单节抄如后。”（66页）开元中进士之兼为诗人者，计有崔颢、祖咏、储光羲、崔国辅、王昌龄、常建、王维、刘长卿、李颀等29人。天宝中进士之兼为诗人者，计有岑参、李嘉祐、钱起、张继、郎士元、皇甫冉、刘湾等14人。名单中虽然不包括李白、杜甫、孟浩然等杰出诗人，但是这两组数据仍能充分说明胡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胡小石先生讲《唐人七绝诗论》（吴白匋笔记）

04

长于分析归纳

胡小石在两江师范学堂读的是农博科，系统学习过生物分类，运用于文学研究则长于分析与归纳。如胡小石指出：“由《诗》变为《离骚》，其间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由民族的作品，而转变为个人的作品——专家的作品。”（49页）接着分析了两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的八个差异，并从文学之演化、自然之影响、典籍之流传、音乐之影响等四个方面分析了造成楚辞之原因，真是条分缕析，纲举目张。他分析与归纳汉赋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也是可圈可点的：“赋之特点约分四种：①想象丰富；②藻采夸饰；③侈陈形势；④抑客伸主。由以上四节，就可以推到赋体之来源。想象与藻采两样，是从楚辞来的，侈陈形势与抑客伸主，又是从纵横家而来的。由楚辞与纵横家言，结婚产生的儿子，就是赋。”（72页）

他所提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观点，显然也是对大量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归纳的结果。如谓“在昔专制时代，若有爱好文学之皇帝及贵族在上倡导，文学进步更加显著。”（69页）“每一种文体发生到另外的一种新文体，其中必有过渡的作品。”（79页）“文学最后的目的是创造，而最初总不出于模仿。”（168页）“大概文言小说多出自士大夫笔墨，宋代的白话小说多是平民所作。”（261页）等等。

由于胡先生在分析归纳时能够精思独悟，所以往往能提出一些新鲜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对学术研究的危害性而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要大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指出：“秦始皇对学术用高压手段，焚书坑儒，但学术并不因之而消歇。至汉武帝转用一种软化手段，罢黜百家，学术乃真因之而消歇。”并分析道：“举《诗经》的《关雎》为例吧，你若从古文家言，就以此诗为美文王的。你若从今文家言，就以此诗为刺康王的。至于此诗本来面目，是用不着多问。总之，专讲师法的人，对于学问只讲信不信，不问是不是，简直近于一种宗教家的态度。”（70页）汉武帝不准百花齐放，只准一家独鸣，对于官方所肯定的观点不准提出不同看法，其政策一直为专制社会所袭用，严重地遏制了我国的学术研究，并败坏了学风。

胡小石先生讲《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05

善作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就是将两个以上有某些共同之处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以便更好地展示它们的不同特色。胡小石讲文学史特别喜欢作比较研究。有时代间的比较，例如他分析道：“自从从永明以后，一般文人均从刻镂上用功夫，比如作诗由练章而练句而至于练字。汉诗有佳章，晋诗有佳句，至此时的诗方有佳字。”（130页）胡先生还举例作了说明，此不繁述。有地域间的比较，指出：“无论何种文化，没有不受地理上的影响的，文学亦因地域不同，而分出种种的区别。”（39页）他在第八章北朝文学的总论中复云：“南北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它们所产生的人物也很有差别，大抵当六朝时，文人多出在南方，而经师正出在北方。”“北人学问比较踏实，而南人学问比较空灵。又如同一以山水为对象的文学作品，南人则有谢灵运之用诗，而北人郦道元则用散文。”（135页）

有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比较，例如他在讨论《史记》的散文写作成就时，特地用《汉书》来加以比较，指出：“《史记》中十分之九都用的是单笔句调，参差不齐，可以随意变化。《汉书》复笔最多，句调整齐，少有伸缩的余地。”“若以作史的体例来做论断的根据，则《史记》实不如《汉书》。若用文学的眼光来判断，则《汉书》远不如《史记》。与其说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还不如承认他是一个文学家，是汉代的唯一的散文家，更为恰当。”“举项羽来说吧，这位英雄在司马迁笔下是如何的豪迈不可一世，而转到班固的书中简直变成了一个呆子。在《史记》中本来是一些生龙活虎的人物，只要一上了《汉书》，便成奄奄待毙的病夫。”（87至88页）

当然最多的还是作家与作家的比较，如谓“陆机雄于才”，“潘岳深于情”（101页）；如谓“飞卿虽专学长吉而加以变化。用比喻来说：长吉之诗，如满身珠翠见之于月下者；而飞卿之诗，则如满身珠翠之见于和风暖日中者。总之，他们都富有一种幽光冷艳的风格，不愧为唐诗别派。”（204页）因为，该讲稿是依据学生们的听课笔记印的，所以论述都显得比较简略，其实先生上课时所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胡小石的论文《李杜诗之比较》，实际上就是根据他的讲课内容整理补充而成，今录其结论部分如下：“李守着诗的范围，杜则抉颇藩篱。李用古人成意，杜用当时现事。李虽兼用复笔，而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之体有选择，故古多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都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李诗重意，无奇字新句，杜诗则出语惊人。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杜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较李白为新阐，故历代的徒弟更多。总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胡先生的有些结论，虽然字面上未出现比较的对象，实际上也是比较的结果。如谓“在南宋中，最佳者当推遗民诗。”（240页）在谈到词人史达祖时复云：“南宋咏物而不用事者，此君一人而已。”（258页）若未经比较是很难下这样的结论的。

胡小石先生指导学生侯镜昶、郭维森读书

06

语言鲜明生动

胡先生的上课艺术是有名的，有学生回忆道：“先生授课，气足神完，引人入胜，吐辞累累如贯珠，把每个学生（包括旁听者）的神志都牢牢吸引住了。下课铃声，你往往是听而不闻的。”“说实在的，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动人心魄的教学水平，出神入化，不足以尽之。”（刘如瑛、李德先《忆胡小石师》）我们虽无缘聆听胡先生讲课，但是从这本讲稿的行文中尚能窥见其教学水平之一斑。

胡先生能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譬如他在讲授汉末建安文学时，开头便说：“本期为汉代文学转变的大枢纽，较之从前几个时期真是光芒万丈！”（75页）《隋书·文学传叙》称隋炀帝“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胡先生反驳道：“他颇能为浮荡之词，如《春江花月夜》二首，如《晚春诗》《月夜观星》《赐守宫女》诗，尚不叫它作浮荡，恐天下再无浮荡之辞了。”（145页）可谓痛快淋漓。

胡先生是诗人，特别善于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讲课。在讲唐诗时，特地用走路来比喻。“先从初唐讲起吧：那种雕琢藻绘的姿态，若以境界而论，倒像琼楼玉宇，深闺重闼。我们试读宫体诗与律诗，仿佛在深闺中拜见满身珠翠的千金小姐一般。到了盛唐，他们经不惯房帏的掩闭，于是走到康庄大道，乘着高车驷马，尽驰骋之能事。后来谁不佩服李、杜二公之诗境壮阔，旁若无人呢！”（165页）对中、晚唐诗的形容则更加丰富而贴切，请参看原书。他还善于在讲课时巧用口语，如他在分析辛弃疾词时说：“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悲壮阔大，如‘气吞万里如虎’句，而用了‘虎’字叶韵，在词中恐只有稼轩之才能够吧。后来白石有‘大旗尽绣熊虎’，然和幼安比较，是活老虎与纸老虎之别。”（255页）用“活老虎”与“纸老虎”作比，可谓妙绝。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胡先生也会恰到好处地运用一些文人轶事。如在分析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时，他说：“苏尝以此词质人：‘与柳七何如？’说者以为‘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虽是谐语，但北宋二大词人之不同处此当为确论。”（252页）又说：“东坡是士大夫词，柳耆卿是脂粉词，可以说苏词是男性的，柳词是女性的。”（253页）真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文学史讲稿》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极为丰富而具有个性化色彩。我仅就其中几个方面，谈了一点学习体会，以就教于方家。

>原载2022年8月25日《深晚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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