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文脉绵长,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近日,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成为中国首个获此称号的城市,可谓实至名归。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南京大学中文系“三老”之一的胡小石先生(1888—1962)的一篇文章。
中国古都,除北方之长安与洛阳外,在长江以南,当首推南京。南京自三国时代,吴孙权于纪元229年定都建业以后,有东晋(317)、刘宋(420)、南齐(479)、梁(502)、陈(557),皆都于此。合之孙吴,即所谓六朝是也。再后又有南唐(937—975)、明(1368—1420)、太平天国(1853—1864)及最近之国民党政府(1927—1949)。此地之有南京称号,则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北迁以后始。
南京在先秦时之文学为状若何,因缺乏纪录,不可得知。惟战国末期,地属东楚,意为楚文学(楚辞)所笼罩。因在西汉初年,其北有枚乘父子,其东有严忌父子及朱买臣等,皆显然受楚辞影响者。
南京文学之显著于世,当自孙吴以后。三国时代,文人多集中北方(曹魏)。孙氏王朝之末期,陆机、陆云兄弟起于吴中。陆机为当时最大诗人之一,其上辈为吴大将,自不能与其首都脱离关系。前代方志,多载二陆有宅,在秦淮之侧。陆机年二十而作《文赋》(杜甫诗所说),为中国最重要之文学理论。此时孙吴尚未亡国,或即作于首都耶?未敢定也。
严格言之,南京文学之最高发展,实为东晋以下南朝时期之诸代,而以后来之南唐为其尾声。盖以有创造性之事实言之,当如此也。愚意中国文学及其有关诸方面真正在南京本地创成者,以次数之,可有下列诸事:
至若明、清两代之八股文,亦起于此地,虽其前身系来自金、元人之杂剧,然在此不拟论之。今日所述,仅上自东晋下至南唐,叙其特色而已。
文学以山水作题材者,与图画中写山水同为后起之事。《诗》三百篇言山水者,但有单句如“泰山岩岩”、“河水洋洋”之类,其描写技术亦颇简朴。至《楚辞》乃常有好句,亦非专篇。汉代诗赋多以人事为主,与传世之汉代石画大致相同。
大约西汉自武帝尊崇儒术,以利用厚生等问题为要务。故汉人思想,大体偏于人世间的。东汉中叶以降,海内有长时间之丧乱,旧信条不复能控制现实,故士大夫思想乃由儒术解放而出。至魏、晋而改向道家,形成所谓玄学,轻人事而尚自然。
晋室南渡,北来的玄学,与原先输入或继续输入之佛教相合,支配一般知识阶级之思想。此时一般士大夫之生活、动作与言论,吾人可于刘义庆所著之《世说新语》中见之。于是在人事以外,发见大自然之美。认为宇宙间最理想的完美之物,系以山水为其具体的表现。从此登临游览成为诗人生活之一部,谢安泛海、王羲之集兰亭,皆为佳话。外至大家闺秀(谢道蕴)、佛教高僧(庐山诸道人)等皆有山水名篇。王、谢等贵族从北来南,一方住于浙江东部山阴、上虞等地,一面在首都又各有其田舍,长干、清溪间第宅相望,故当时山水诗人实以南京为大本营。
胡小石书谢灵运诗句
此派文学,至谢灵运、谢朓等而极。彼等赞美自然,多用诗赋韵语。其在河、洛对立之北朝文人,则用散文纪述(如《水经注》)。此南北之不同也。文学对象,由人事转向山水,为中国文学史上开一新境。而大江之浩荡.钟山之嵯峨,后湖之明秀,秦淮、青溪之曲折,方山之开朗,栖霞之幽静,又俱足以启发灵感。故以上诸名胜,在当时皆常常见诸吟咏。而晋末宗炳、顾恺之等又为山水画开宗,与文学配合并进,皆南京艺术上掌故。
于此又有一人,当特别记之,即曾为秣陵令之鲍照是也。鲍照乃一寒族,不能与王、谢等名门抗衡。而诗特道丽,其写山水,别有风格。尤以工为长句如《行路难》之类,翻腾壮阔,为唐人七言歌行作先驱,可谓此时之异军特起也。
文学在汉代主要是赋。武帝好赋,一般供奉文人等于俳优,故世人不甚重之,扬雄且以作赋为悔。
建安(196—220)中思想解放,魏文帝(曹丕)作《典论 · 论文》,首先确认文学之独立的地位。但其弟曹植亦一大诗人,而意见相反。
后来首先接受而发扬《典论 · 论文》之意见者为晋代人葛洪,其文学理论,可于《抱朴子外篇》中见之。葛洪是句容人,去南京最近。于此有一大事足令人注目者,即《宋书 · 雷次宗传》中,记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在北郊鸡笼山(今之北极阁)开四馆教学。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此为宋之国学。
自汉武帝在太学立博士授经以来,由汉至魏所争者.为今文与古文,由魏至晋,所争者为郑(玄)学与王(肃)学,皆派别问题,不出经学范围。文学在国家大学中无地位。此次开四馆,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而以文学(诗赋)与儒学(经学)平列,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记录。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取进士,有同等重要。
吾人于此不得不言对于文学脱尽西汉以来之传统观点,真能明了其价值者,实从南京起也。
中国批评,首见于《论语》中所记,孔子之论《诗》,然皆单词片语,且偏于借诗以说教者。其有专篇论文,当始于曹丕之《典论》。陆机《文赋》、葛洪《外篇》,亦为专篇,且与南京有关。
至若累卷巨著,则推南齐末年刘勰之《文心雕龙》。其书凡五十篇,前半具体的论文体,后半抽象的论文章得失,实为过去最大论文之专书。其主“为情造文”,不主“为文造情”,尤称卓识。
清刻本《文心雕龙》
至梁则有钟嵘之《诗品》。专论由汉至梁之各诗人,以上中下三品定其价格。其论诗主“直寻”而蔑视粉饰雕绘,对于同时之修辞家,痛下针砭。为后来南宋严羽所作《沧浪诗话》“妙悟说”之所本,亦为名论。
此时由齐入梁,为南朝文化最高之阶段。各种宗教,各种思想,各种艺术及科学,皆自由发展,各种批评,亦皆云蒸霞蔚而出。同时谢赫论画,首标六法.后世画家技术之原则,即本于此。庾肩吾复有《书品》,亦分上中下三格,评骘书家,为书道史不可少之资料。然诸书可能皆成于钟山、淮水间。
文章之有声律,陆机《文赋》已首先注意及之。中间经过范晔、谢庄,以至齐、梁间沈约、王融、谢朓,此一运动乃告厥成功。由范至谢,并官京朝,故此一运动无疑的亦以南京为中心。
声律之启发,当由佛教僧侣梵呗之美,在昔曹植游鱼山已为之闻声流连。则其远源,实来自印度。而南京在南朝又为佛教盛行之地,当时文士几无不通佛典者。
惟此问题原委。若详细言之,恐非一时所能罄。兹但撮要一谈,即此一运动成于南齐武帝永明之世(483—493),最后观其成者,为沈约耳。
所谓声律云云者,其要件之一。为以四声(平上去入)入文,约言之,则文中分平仄而已。中国单节音之字,两两相比时,前后上下,各以平仄声之字互相配合,谓之前“浮”后“切”。易言之,即前“切”后“浮”亦可(浮切即平仄)。如四字为句之文,其分配之式,为:
平平仄仄——南都石黛
仄仄平平——最发双蛾
仄仄平平——北地燕支
平平仄仄——偏开两靥
以二音为一节,四句为一周期。由此演进,中国古诗遂变为律诗。律诗必平仄调协,且其一篇之结构,皆四句(一周期)之倍数也。赋及散文亦同时用此原则。此为中国文体上一极大变化之关键所在。古赋成为律赋,骈文成为四六,乃至后来词曲之失律不失律,无不依此为准。试一读今日人家所悬挂之联语,上下文之平仄,亦甚谐和入耳也。此为修辞发展之极致,崇尚自然者固时时苦其束缚,如钟嵘之《诗品》即力反其说。然事实上其影响中国文学至千年以上。
言声律不禁令人联想及于当时之所谓宫体文学。宫体之名,虽至梁简文帝时始著,然事实上早已有之,谢朓、沈约并为此体之先进作家。
所谓宫体者,以托咏宫闺,词旨轻艳,为纯粹抒情诗之一。此类专言人世男女恩怨之作,实起自民间多数无名人之歌咏。当东晋士大夫阶级创为山水文学,同时江南小儿女咏叹诉情之风,已非常流行。自晋、宋、齐不断有缠绵生动之短篇歌咏。后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至为丰富。如《子夜歌》十二首,《子夜四时歌》七十二首,《上声歌》八首,《欢闻歌》一首,《欢闻变歌》六首,《前溪歌》七首,《阿子歌》七首,《团扇郎》六首,《七日夜女歌》九首,《黄鹄曲》四首,《碧玉歌》五首,《桃叶歌》四首,《懊侬歌》十四首,《华山畿》二十五首,《读曲》八十四首,总计约有三百首以上,皆回肠荡气,情感真挚。且皆为吴声歌曲。诗中言地名,更有扬州(唐以前南京)、白门等语,尤足证明其多出南京闾巷间青年男女之手。
山水文学盛行后,一般文士更辟新路,即以此等民间俗文学为基础,而加之藻采,复与声律之原则结合,以增声音上之铿锵,纯乎惟美主义。其描写闺阃女性,往往犯色情之诮。然是时帝王以至士大夫能诗者,殆莫不好此,此为南方文学特殊现象之一。陈后主叔宝即以好作此等诗,荒淫失政以至亡国。其乐府名篇,如《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亦属此体。隋人平陈,固取得征服者地位。然炀帝杨广即为一出色之宫体诗人,其平陈也,乃并南京之文学而接收之。如《春江花月夜》一曲,陈代原作已失传,今世所见者,反以炀帝所作二首为最早也。
陈氏王朝被灭时,南京之城郭宫阙,悉毁为邱墟,为中国文化之一大厄运。从此繁华中心,不复在江南,而移至今日江北之扬州。唐代诗人过此者,但有凭吊慨叹而已。五代(907—960)时,区宇分裂,群雄割据,南京复建立偏霸之局。即南唐是也,地小而祚短,然文学却有可称。
宫体文学入唐至开元前后,受复古影响,颇遭批评家之抨击,唐诗乃一变颓废之习。然至晚唐而又渐起,故世称温庭筠、李商隐诸家之艳诗。此时五七言定型小诗,渐伸缩而成长短句,为词中小令之起源。
五代之际,盛行于长江上下游诸地,上自蜀(成都),下至江南,作家林立,而以江南称最。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等,君臣上下,并以词相矜尚,而以后主为词中之圣手。影响至北宋,词家如二晏(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皆不宗蜀词而偏重南唐之词。南唐后主李煜与陈后主叔宝,皆以好文学,不务政事而亡国,身为俘虏。后世论者,至以为帝王非诗人所宜作。盖此二后主,皆同为历史悲剧之主角也。前此梁氏三祖(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亦均为帝王之能文者而皆不得其死。
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胡小石题签
后主之词,可分为二期,前期在国内者,多属酣宴嬉游一类,极端颓废。而描画技术则极高。被俘人宋之数年,一变而为悲凉凄咽,有类于庾信留北而作《哀江南赋》、《拟咏怀诗》。以身世所遭之惨痛,为其文学成就之代价。以文学言,又非陈后主所及。今所存词,不过三十余首。然其晚年之《浪淘沙》、《虞美人》、《相见欢》诸阕,顿入名理,其境地之悲哀与高邈,古今词人殆无有出其右者。宫体文学发展至最后,往往浸入玄想,初唐之张若虚、刘希夷诸家之长歌,堪为好例。词则后主如是。近人王君国维论词,谓其伟大之处有基督代人类担负罪恶之意,诚不虚也。
今说南京文学,暂止于此。合而观之,则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
自唐而上,中国文学以诗为主体,故述至南唐而止。赵宋以来,平民文学次第高张,戏曲小说起而代诗之地位。在此有足注意者,即明末清初之历史戏剧《桃花扇》本事,殆全出于此地。清代二大小说,一为曹雪芹之《红楼梦》。一为吴敬梓之《儒林外史》。前之作者少年住南京,其书即以金陵为背景。后者为南京寓公,其书专以讽刺当时在南京之知识分子的弱点为主题。以不及详论,请俟异日。
>此稿1950年曾在南京中奥文化协会及金陵大学讲演。原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九卷,1951年。收入《胡小石文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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