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中文系教师，前排右起：汪辟疆、胡小石、吴梅、王伯沆、黄侃、汪东、王晓湘、陈仲子。
1927年革命军北伐，李鸣玉表兄组织青年学生军，参加这次战役，我是军中主要成员之一，不料后被当局解散。在1928年10月，我又回到南京，准备再入大学读书，但中央大学招生已过，我到大学想去闯一闯入学的机会。
我带着一册习作的诗文，去教习楼看望中国文学系主任汪东先生，蒙他接见，在室的还有黄侃先生。我将诗文呈上，说明希求入学的愿望。
汪师略阅一二，并转黄师一看，承老师的见爱，告诉我学校试期已过，可以收为特别生入校。我感谢告退，得到入学的机会，非常荣幸，这对我以后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就这样开始了新的历程。我做了两年的特别生，重新考试及格，又做了一年的正式生，毕业留校任课。
特别生与正式生的区别是：正式生每学期只交十元学费，特别生按所选学分计算，每一学分二元，如选二十学分，每学期交学费四十元，而且不能住大学的学生宿舍，在校外自理。毕业时只发成绩证，不发毕业文凭，待遇是一不样的。
但我能入校读书，已经喜出望外了，挣钱交纳学费和维持生活，很不容易，所以觉得时间非常宝贵，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听老师的讲授，精力专注，不放松一点时间，常常最先走入课堂。
我在中央大学中文系受业的老师，首先是王伯沆先生，他年龄最高，而指点学生又极其亲切细致。但因年岁大，精力衰，只能选收二十个学生，我是他所选的学生之一，所作诗词散文，由他修改，获益匪浅。我当时写过两首《鹧鸪天》“花间体”小词，就是王师点定的，至今还被友人传诵。当时我爱读唐、五代人小词，即是王师诱导之力。这种作品有一种回肠荡气之音，若在宫帏筵前低唱，使人遁入似醉非醉的梦幻世界，自是人生一乐。但我后来入世渐深，饱经忧患，习于弹剑悲歌，趣味业已逐渐改变。
我的散文习作，也受王师的教益甚深。他指定选读唐宋以至清代人的文章，排除腐味，注重清新，自具卓见，我所保存的大学讲义，今已失去，记忆难全，其中名篇，往往是由王师独具慧眼，发掘而出，使人喜爱。我后来教学，也本着这种主张，为青年讲说。回忆我当时的感受，如坐春风。王师这种教书育人的方法，我至今难忘。
在读诗方面，他教我读唐诗，以杜为主，《杜诗镜铨》是当时随身常带的书籍。王师的诗篇，也独具唐音，任当时宋诗派风行，绝不附和。但对王安石、陆放翁却别有好感。师亦擅书法，受人爱重，但极少赠人，我至今保存着王师所写的条幅，便是放翁“细雨骑驴入剑门”那首绝句。
王师家住南京城东仁厚里，我曾多次去拜候，那是一所旧式的宅院，非常精雅、幽寂，院中养了不少兰花，都是名贵品种，师“种花种德”，所作《种花》诗多首，寄意遥深，为人称道。
王师的书室名双烟室，藏书丰富而精好。往年柳诒徵先生为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馆长，曾聘王师襄理馆务，供职颇久。王师对于馆存善本孤本，往往手抄保存，积储颇多，如《阮圆海诗集》、《秋蟪吟馆诗抄》等，多由王师传出，流布社会。
王师精研《红楼梦》，手批书眉上，多至十七遍，朱墨、蓝、绿小楷，细如蝇头，语多精妙，系取活字本作底本，师曾出示原书。1985年批语已经印行问世，供治红学者研究。
闻我师故乡在溧水，青年时裘马翩翩，才华出众，为清末举人，老而精研宋明理学，讲学不倦，陈寅恪先生早年曾从王师问业。所居与周处台为近，我每去白鹭洲等处，必登师门拜候。记得最后一次是1935年，当时有两次诗人集会，一次豁蒙楼登高，陈石遗主持；一次玄武湖修禊，陈散原主持。我都曾参加，在众人中年龄最少。豁蒙楼集会时，我分韵得“情”字，曾写五古一首，开始数语云：
一雨洗万卉，深林春鸠鸣。览物得其趣，可以怡我情。嘉会集少长，浩歌扬新声。微飓入幽席，倚流望层城。
写毕不敢自信，深恐贻笑群老，因往就正王师。王师说：“你以五仄、五平两语开首，颇不一般，可大胆送去，不必修改。”我即遵师命交卷，后来此诗由曹攘衡先生印入《甲戌上巳修禊集》中。此后我去日本东京帝大进修，归来参加抗战西行，即未再见师面。1940年我在重庆时，复返沙坪坝中大任教，中大诸师，多来后方。当时师患风痹，不能随行，年老独留南京，寇来请其复出任教，坚拒不食而死，风节凛然，永可为范。闻王师在艰苦之中，尚作诗明志，其咏柳一绝云：
金粉飘零玉露残，城南柳老不吹绵。也曾种植灵和里，莫作倡条冶叶看。
另有七律数首，传之中大同学尚爱松，当一询之。回思往事，师恩难忘，音容宛在，永留记忆之中。
胡小石师，浙江嘉兴人。诗宗六朝，慕学于王湘绮，书法清道人李瑞清，崇尚北魏。青年时，读书两江优级师范，习生物学。李瑞清任江苏提学使，又权江南藩司，兼主师院。中央大学校园中有梅庵，即纪念李氏。后居上海哈同花园，胡师往学，得交罗振玉、王国维诸氏，因好研殷墟甲骨文，在中央大学著《甲骨文例》，传此学独早，以证许氏《说文》，往往别出新义。黄季刚师笃崇许学，亦不能不取罗、王之书，置之案头。
胡师在中大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与同学苏拯，详为记录，后取苏之笔记付印。胡师授课时，且讲且在黑板录写引文，笔姿英发，同学有专为欣赏书法而列席者。日日对临，因此笔迹近似者不少。我尝求书师在武昌所作绝句云：
黄鹤仙踪不可招，云山何事苦周遭。江城日暮西风紧，岂独东飞是伯劳。
诗情飘逸，风韵独绝。又1940年在重庆时，师曾集句一联：
作大书为赠。杨仲子先生并取联语镌为巨章。今此章仍在，联已被人窃去一条。
胡师以前曾任教武昌高师，与李大钊先生为至友，尝共摄一影。因为述大钊先生死事甚详，我曾据以记录，并为诗颂之。其中曾述章行严、吴弱男夫妇为大钊先生奔走事，珍闻颇不易得。解放后为行严先生九十祝嘏诗，诗中述及此事，行严询以所由知，我生也晚，其事传之者也很少，我是得自胡师的。
胡师常称日本学者研究学问，善于设题，有一新题，乃能不落恒蹊，独辟新境，并常以此教我自勉。我于1935年渡海而东，入东京帝大，继续研学，亦本胡师所教。胡师精于鉴别古器物及书画艺术，我之所好，也受胡师熏陶。
吴瞿安师，名梅，吴县人，清秀才，以制曲著闻当世，南北著名艺人，多拜其门，求正曲度。苏门故居，藏曲甚富，有百嘉室，所藏嘉靖精善本，琳琅满目，曾往拜观。
师初讲学于北京大学，得弟子任讷等宏其道，继来南京中央大学讲学，又得周士钊、龚慕兰等。我亦从之学，讲学之馀，共组“潜社”，每隔一二周，辄于秦淮河灯舫中，作文酒之会，拱笛度曲，各制短章，共加品第竞赛，师生亲如家人，这是课堂上得不到的快乐。我来已晚，前辈多已步入社会。和我同时的有王季思、唐圭璋、唐桐荫、李吉行、李一平诸人。初由王季思经理“潜社”事务，如通知集会等。季思毕业后，由我接替。吴师年最高，少饮辄醉，吴师母信任我，命我伴出送归，我也就肩负起这一责任。
“潜社”开始时，教授中只有吴师一人，领导同学填词作曲，作成后，有时当场制谱试唱。师能吹笛行腔，工尺谨严，所以词中的阴阳入声，也适度合拍。后来教授中汪旭初先生也来参加，倡为慢词。其后又有汪辟疆先生加入，他好打诗钟。再后则黄季刚、胡小石、王晓湘和金陵大学的胡翔冬诸教授也来参加，老人人数增多，学生另行组合，因此分道扬镳，“潜社”一分为二。
记得有一次打诗钟，分咏水仙、石鼓文，李吉行同学被评为首唱。联语是：
又一次诗钟，用“一”、“他”为首字嵌字，我作的一联评为首唱，联语是：
瞿安师看后一笑说：不过想当然耳。吴师每饭，必饮黄酒杯，昏昏欲睡，陶然自乐，谁也不敢进言止酒。抗战时西行，他暂居湖南湘潭柚园养疴，因已患喉癌，喑不能语，我由长沙去拜候，黯然相对，无可如何。此后师再迁云南大姚李一平家，不久病逝。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中大追悼时，曾写一联悼念，金静安为作书张之。
吴师对我独厚，所呈作业，必为点校，因之除写散曲之外，又写散套多篇，《田横岛》、《鼓盆歌》、《祝梁怨》杂剧数种。1949年自印度归国之后，结习未除，又写《妈列带子访太阳》一剧，无人为之校点，不能传之鼓笛。旧生王惕，欲为演唱，今亦未成。回念师恩，勤心讲授，安得重起问之！
酒之为害，不可胜言。至友傅抱石，亦以嗜酒早逝，因此我戒酒不饮。曾作《我与酒》以明志，鉴于师友为酒所伤，至今引以为戒。
汪辟疆师，青年时代，英才出众，曾与姚鹓雏师共刊《大学二子集》，又撰《诗坛点将录》、《近代诗派与地域》等文，评骘当世群贤，有声于时。所撰《唐人小说》，尤为研究文学史者所称重。在大学所授课为目录学。我为细心记录，后用以付印。师尝鼓励写作，因著《杜诗中诗论》稿，他交神州国光社王礼锡，为之刊印，不幸因上海战火焚毁。先生提携后进，情谊可感。约在1960年我最后一次由厦门漳州来南京拜候辟疆师时，他的一臂已不灵转，坚持用左手执笔，著述不辍，犹殷殷接待谈笑。老年师弟，相聚更亲，今日回思，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汪旭初师与黄侃师，并出章门。太炎先生留东讲学，弟子中有汪、黄、鲁迅、吴承仕诸人。但黄师与鲁、吴极不相能；汪师则平易近人，并皆友善。记得某次汪荣宝先生来中大讲学，论吴音、唐音之异，证以梵语、日语，与太炎之说，稍有不同。黄师即责汪师：“汝从师乎？从兄乎？”颇有争执。黄师笃信章氏学，汪师不敢辩。
我从汪师学《说文解字》、《清真词》两课，曾以《说文》与《方言》互证，著为论文。最难得的是得师一言，我得跻身于大学学生之列，其后毕业时，还更受到一些辅助，永不能忘。
师早年参加同盟会，著有《法国史论》，宣传革命。在章门弟子中最以古典文学、书画艺术称重于世。吴湖帆为其书画好友，沈祖棻系其入室弟子。师晚年与章行严、沈尹默时相唱和。
黄侃先生字季刚，是我的拜门老师，每年春节，必往叩首致敬。所居量守庐，是我常去问学的地方。除在课堂听讲《文心雕龙》外，还到寓所问诗问礼，几乎无所不问。老师对书本外的琐闻有问必答，皆不自秘。记得有一次，我问《秋蟪吟馆诗抄》中《兰陵女儿行》句“天吴紫凤贴地满”，不知何解，先生疑我有意考他，竟不回答，怒向汪东主任老师说，常生不驯，可以开除。汪师说：常生已经毕业，留在本校教书，已经无法开除了。其实当时我所问的，乃出自我所选的课堂教材中。后来还是王伯沆师告诉我“天吴紫凤”的出典，我查原书后才为学生讲述。我素知黄师的脾气，以后依旧挟书前去问难，师亦待之如常。
当二年级我住高师宿舍时，黄师曾将《撷英集》诗集交我录副，后来他又叫潘重规同学向我索回，说是诗多艳体，老师后悔，不要传出。我亦未尝一询，此谜终亦莫解。
犹忆我在附中任教时，师有两个幼子，要我带去幼儿园入学。当考试问话时，两儿一语不发。我便请张若南主任破格收录，否则我无法交代。幸蒙收录完成任务后，我向师报命，师说：“谁讲你的小师弟不会说话，可以当面一试。”唤来果然能把卷朗诵。两幼弟入学后，师有时往视一次，在课室上课时将两弟唤出，带他俩往动物饲养处看猴，旷课半日。后来张若南向我责难，使我无言以对，为之不安。
最后一次，我来到量守庐，那时朱家骅来接任中大校长。黄师有言，朱来我即辞职，绝不与之合作。中国文学系同学会当即推我前去挽留。师说你不应留我，你应随我同去，我到哪里，你跟我到哪里。我解释说：“中大国文系集中了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师，有优良的传统，学生各有专攻也希望兼采众长，因此同学们不愿诸师分散。我是代表学生会来的，恳求老师不要离去。”我的话未说完，忽传新校长朱家骅已经到门拜候，黄师要我到内书室稍候。我听到朱校长诚意挽留，黄师表示可以继续任教，这才放了心，即回去告慰同学。
1935年，我去日本东京帝大进修，听到黄师辞世，曾寄挽章隔海悼念：文园消渴，五十而殒，失此良师，深致悲感。
中央大学时期的常任侠
我初入大学时，系特别生，不能住校内，寄居在清凉山附近的民居中，由鼓楼向西，经阴阳营，过去这里都是民居小舍，林园、菜圃、鱼塘，间有农田。这里有许多机房，织造有名的宁绸。我住的一家女老板娘，便是一个机房主，她家供我宿膳，户外绿树绕屋，鸟鸣虫语，颇得幽寂之趣。我每日早出晚归，早间挟书步行至中大，约十五里，晚间步行回去，用在路上约三个小时，每日如是。
但我不甘寂寞，除在校听课外，还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我被推为会中的执行委员。其时中大承东南大学之后，开扩事业，南京有六个学院，上海有两个学院，经费不足。我代表学生会，向教育部请愿，增加经费，使其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教育部认为有理，增加经费一百万，连原有的九十二万，共一百九十二万。校长张乃燕认为我工作有成绩，要把我改为正式生。但是我把这厚意辞谢了。我说：若果把本校现有的几名特别生，都改为正式生，我愿意改；否则不要为我开一个特例。
但是在特别生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只愿学习中文系的专门课，取得专长。五组必修之类，他们不想学，因此不打算改。我决定参加新生考试，来改变为正式生。结果参加新生考试后，我却名落孙山，依旧是特别生。
大学考试是为各个学院的新生统考，注重基本学科，物理、化学、算学等都要考试，为后日培养高级科学家的基础。我入大学中文系，从二年级的课程选起，选的都是中文系诸师的专门科，考试失败，自是必然。但我有决心，必须再试，再接再厉，必须达到目的。
下一年的新生考试，我又参加，国文系的考题，我得到四个一百分，这又出我意外，据说在上次考试后，老师们颇有意见，认为自己培养的学生不被录取，甚为不满，这次意在必取，故给高分。卷虽秘封，我的字迹，他们全都认得。还有在季刚师的《文心雕龙》课堂上，他常讲书中缺《隐秀》一篇，散失莫传。我曾模拟彦和文体，私自试作。这次考题中忽然出现，我把卷直录，形同宿构，也得到黄师的高分。黄师素不以高分给人，这是足以自慰的。
我在大学读书三年，转正的是最后一年，一年级的课程未读。幸赖汪师为之主持，由他的课程代替，不再补读。但有一条，体育必须及格，方能毕业。这样我必须将四年的体育学分，在一年内补齐，我过去未上过体育课，只好每日都到体育馆上课。无独有偶，潘重规学兄，他也无体育学分，每日两人为伍，或练长跑，或作体操，或上体育馆内去打拳舞剑，练习十八般武艺，就这样把学分补足。
记得初入大学一年时，有一个笑话。我曾爱慕一位女同学，写过一首小词，某次聚会微醉后，托一个女同学转交她，不料这个秘闻被她公开了。苏拯是她的同乡，曾告诉我女同学中，对我的挖苦话：“叫他到体育馆去！”这句话包涵一句隐语，体育馆有一面大镜子，学生来对镜矫正自己的形象。到体育馆去，意思是说“照照自己的形象去”。我受到这样刻毒的讪笑，以后洁身自好，循规蹈矩，再不敢任意忘形。所爱慕的女同学，因所适非人，不久也郁郁死去，使我为之伤怀，至今不忘她的形象。
我初入大学读书时，同学送我一个雅号，叫做“传统”。我每日自山中来，穿着布服长袍，用布包着几本老书，挟在腋下，头发也较长。因为尊敬王伯沆、黄季刚老师，这也是学他们的形象。后来迁居高师宿舍，最后迁居最好的成贤街宿舍，而且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这已改变了生活条件，我已换穿西服，当时我兼任安徽公学、钟英中学两处的高三国文课业，两校各送三十元。我托李吉行、唐圭璋两学兄代为点校课卷，各送十元，我尚有四十元，当时一套毛织品西服，只需十五元，一套白帆布夏装，不过七八元，这可以说是富裕的学生生活了。而且我同李絜非学兄在《民生报》编一个副刊《三弦》，还有稿费，这就不在话下。
在大学的最后两年，是我活动的高潮，节奏繁忙，我不仅担任京沪八院学生会的执委，还组织了中大剧社，担任社长。参加演出《茶花女》，参加中旅同唐槐秋等演出《未完成的杰作》，以后还演出了田汉组织的《复活》、《卢沟桥》，有时还到上海南国社去接洽导演和服装道具。生活有了这样的变化，自然丢掉了“传统”的帽子，这时虽则有人对我垂青，但恐往事重演，我也不敢问津。日日体育馆，已经含意不同，在这里结束了大学的学业。
当在大学期间，我不仅选读了以上六位国文系教授的主课，还选读了汤用彤先生的梵文，汪扬宝先生的日文，宗白华先生的“歌德”，陈仲子先生的《诗品》等课。最后一年里，我选读了教育学院孟宪承教授的《中学国文教学法》，我细心地记录了他的讲稿，清写呈上，并且选了一册国文教本，请他指正。他大为称赏，期考免试。并且以我为范，鼓励教育系的同学。我毕业后，他一定要我留校，安排在附中教书。这就决定了我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长期教学，以至终老。>摘自常任侠《生命的历程》，载《常任侠文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