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土星笔会和诗帆社
《诗帆》
1928年到1937年在南京这一段时间是值得回忆的。我有许多有才华的年轻朋友,大家团结在一起,做文艺活动,如今(编者按:1987年)多已是八十左右的老人,谢世的已经不少,现尚健在的,在国内、在海外的都有,海角天涯,不能晤面,只有梦中相逢,使人无尽的怀念。
我在南京美专毕业后,1927年参加北伐军,当时二十三岁,热血沸腾,愿献身于民主事业。不幸宁汉分裂,学生军在下关遭到围缴,解甲分散,流亡了半年,1928年再到南京,入大学研究古典文学,开始了艺术活动。结潜社,填词唱曲;入诗会,登高分韵;组织新剧社,演中外名剧;组织新诗社,写作新诗并翻译国际作品,在这一段时间生活可说是丰富的,而且是多彩多样的。这里我首先提出我们几个诗歌爱好者,所组织的土星笔会和出版《诗帆》的经过。
1931年我在大学文学院结业,开始在大学教书,除担任汉语教学实验外,还兼班主任和实验中学高级部主任,每天很忙,朝夕同青年们在一起,得到他们的信任,也很高兴。这个学校是有名的,如胡风,如巴金,如画家赵仲鼎,诗人陈梦家,都是以前在这里毕业的校友,所以声誉很高,课业要求很严,工作的责任很重,但我还要作校外的业余活动,可以说精力旺盛,我又和几位爱好文学艺术的朋友,组织了新诗社,因为只有六个人,而且集会常在星期六,所以定名土星笔会。也是因为北京有一个《水星》诗刊联想而起的。
当时南京的新文艺思潮很沉寂,参加陈石遗等老人们的诗会,鼓吹风雅,追踪汉唐,我在中间是最年轻的一个。由于不甘心脱离时代,便寻找我们年轻的朋友,另辟园地。哲学系出身的汪铭竹,首先倡议,印发新诗刊,形式要美观,内容要富有田园风味,或展示都市的忧郁。我们要揭露社会的罪恶,但不欢喜一联串政治口号的叫吼诗,也不趋附新月派的“商籁体”,这在上海和北京是有这种诗风的。我们用的是不整齐的无韵体,一反过去五四体和西方十四行体,与戴望舒所倡导的相近,要求内在的韵味。由我翻译俄国的叶贤宁、马雅可夫斯基,由侯佩伊翻译阿拉伯的《天方艳歌》,由滕刚翻译法国保特莱尔的《都市的忧郁》、果尔蒙的《西蒙纳集》等诗作,以表示我们爱好的趋向,我们自己的诗作,虽则各有各自的面目,但多沾染这种丰采,不觉的飘浮着新感觉派的气息。诗人章铁昭、姚业珍和女作者艾珂也是我们的同路人。还有帮助我们设计版面和插图装帧的,有郁风、罗吉眉和卜少夫,现今罗在美国,卜在台湾,他们对当时的《诗帆》都贡献过智慧和力量。创造社的滕固,则特别对我们寄以同情和支持。诗人方玮德属于新月派,对《诗帆》特别赞美,在他逝世时,曾为辑录组诗,并刊登遗像,以酬知己。
《诗帆》纪念方玮德特辑
我们的《诗帆》按期发行一年之后,得到不少青年诗人的赞美,陆续加入了新人,孙望、程千帆、沈紫曼(编者按:即沈祖棻)、孙多慈、霍薇是我们新的力量,李白凤、包白痕等也从外地寄稿。汪铭竹更编辑了一套“土星笔会丛书”。我所写的《毋忘草》便作为丛书第一本出版。另外他调查了全国出版的新诗集目录,全国新诗人目录,作为《诗帆》的附录刊行。1935年春天我去日本,购买了日本新出的多种诗刊与诗册,并且购买了《蕗谷虹儿画集》与《庇亚词侣画集》,供《诗帆》用作参考和装饰,寄赠给铭竹,使他的编辑室中,充满了资料和喜悦。在1936年底,我从日本归来,除带回不少艺术考古图籍外,又带来了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全译多图本十大册《一千零一夜物语》和精印本《一千零一夜诗集》,尤其我在高岛屋珍本书展中用重金购得一册英文珍本书《欧洲歌剧十大美姬》,其中版画插图的精美,至今尤萦梦寐,与铭竹、滕刚等友共赏,准备为《诗帆》加意装饰,使之走入国际诗坛,得到更多人的赞赏。美的内容还需有美的外表,尽我们的力量,要把她焕发出绝代的丰姿。然而接着就受到战火的侵迫,1937年,南京就变成魔鬼屠杀作乐的地方,《诗帆》停刊,同人们向西部迁移。书籍不能带走,望天边扬起了“红的笑”,一切都成了灰烬。罪恶如花,被侵略者捧在顶上,保特莱尔用诗所诅咒的,果然出现在眼前。
孙多慈绘沈祖棻画像
《诗帆》的同人,1937年冬天在长沙最后一次聚会时,我还保存一个摄影画像和笔迹的纪念小册,素描像多是孙多慈的手笔,这位多才多艺的好友,本来要随我而去武汉,从军抗敌,不料政治部陈诚歧视女性不准,她像失群的孤雁,受到个姓李的女同学的出卖,作了立法委员的交换品,在兰溪被恶人欺骗,遭遇不幸,后来抑郁而死,至今思之,不胜悲愤。
长沙一别,铭竹去贵阳,我曾为诗送别,不料从此再难晤见。我到武汉政治部,就专写战歌,到处朗诵,并由张曙、冼星海作谱,广播到敌前敌后;忘记了那些果尔蒙、叶贤宁为情颠倒、低回往日的趣味,我曾写了一本《亚细亚之黎明》诗剧,与星海合作。1938年秋天,赴粤闽视察,离开武汉,经过长沙大火,辗转而至桂林、贵阳,1939年初到了重庆。
前排左起:常任侠、艾青;后排左起:孙望、林咏泉。1941年摄于重庆
《诗帆》的同人在后方,又与许多朋友相结合,在重庆出版了《中国诗艺》,并且出版了丛书,有铭竹的诗集《自画像》、《纪德与蝶》和我的《收获期》。孙望与我合编了册《中国现代诗选》。在贵阳出版了《诗星火》,在昆明也出版了一套《百合丛书》,有我写的《蒙古调》等集,开拓了大西南的诗歌园地,培育了战地的小花,这些在我们的朋友魏荒弩所收集的《难忘的脚迹》(编者按:应为《遗忘的脚印》)诗选中,曾有更详细的介绍。
从1937年算起,五十年如转瞬,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朋友在哪里,《诗帆》已成了陈迹。同人分散,海角天涯,不相联系。只有吉眉在纽约,还通过两次信。据说铭竹、少夫在台湾,也无从联系。在国内只有我和千帆、孙望,还继续为诗艺努力。郁风的画境更加出色。滕刚早逝,紫曼以车祸,白凤在近年也先后谢世。我们渴望青年时代的朋友,能够白首相见,再话一次别后的生活,即使是一张照片,一页信笺,能从海天飞至,也可稍慰渴望,世界虽大,缩地的神方,不是更加神速了吗?!
1987年7月22日夜一时
写完本文不久,1987年10月,常任侠(左)来到南京,与老友程千帆再聚首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收入《常任侠文集》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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