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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诗的旧与新

程千帆 程门问学 2021-06-12

程千帆、孙望等人创办的新诗刊物《诗帆》


自从有诗以来,它的形式就在不断地变化,先有四言,后有楚辞、汉赋、五言、七言等古体诗,齐梁至唐,由新变体发展为近体律绝诗,以后有词、散曲,明清更有时调小曲如打枣竿、挂枝儿、哭皇天、叫五更等,也有文人利用这些形式写作,在诗坛上占了一席之地。“五四”以来开始有了白话诗即新诗。从此界限比较明确,人们把“五四”以前的一切诗体,从“关关雎鸠”到打枣竿、哭皇天等都称作古诗或旧体了。


但仔细想来,旧体诗和新诗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如前面所说,一般认为凡“五四”以来,用白话写的明白易懂的叫新诗,而沿着古代传统用文言写的比较难懂的诗则叫旧体诗。但古诗也有很多是用白话写的,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两首诗都是用纯粹的口语写成的,很好懂。新诗如胡适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一个不见了,一个又飞还。”这是接近口语,比较好懂的。但有些不好懂了,尽管他们并非用文言写的。李金发的新诗很难懂,现代的福建女诗人舒婷的朦胧诗,比李贺的诗还难懂。还有四十年代的《白色花》、《九叶集》等新诗,完全不是白话,也很难懂。所以仅用白话和文言,好懂与不好懂来划分新旧诗,是很难划清的。有人说,旧诗有格律,新诗无格律。其实,新月派朱湘、闻一多等人的诗,都有谨严的格律(当然和旧体诗的格律不同),最近重庆出版了《中国现代格律诗》,收有几百首诗,它们都是有谨严的分行,押韵。所以用有无格律来划分新旧诗也很难分。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最初是从外国引进的一种西洋诗歌,以后逐渐民族化,从而形成一种形式。我所说它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就是说它在最初一段时期内,还不是纯粹中国的东西。我们真正的民族形式的构成,我看最主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语言,这里主要指我们的汉语;另一个就是指能够表现我们的作风,我们的气派,我们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五四”以来的新诗,慢慢变成我国长期诗歌史发展源流中,诗歌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就像现实生活中某一家族中的一个小儿子,他出国留学,回来后就有那么点洋里洋气,时间久了,也就和哥哥姐姐互相习惯,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了。总有一天,也许三百年,也许五百年,也许一千年,新诗也将会变成旧诗。到那时候又会有更新的诗体出来。宋代人们把填词当成游戏文字,很多诗人写了词不收在诗集里面,怕难为情,说它不庄严,不典雅。而从现在看来,我们认为苏东坡的诗固然很好,但我们更推崇他的词。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勇于把自己优秀的东西输送给别人,不断地有文化输出,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又是一个很谦逊的民族,勇于吸收任何适合我们的东西,如话剧、诗歌,再往前,输入了整个近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再往前,还输入了佛教、胡乐以及苹果、菠菜、枇杷、苜蓿之类。因此,我们对外国文学形式的输入不用担忧,它在实践中自然会解决。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五四”时代的一辈新人,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先作旧诗,后作新诗,然后又不作新诗了,又来作旧诗。过去完全不作旧诗的,如臧克家,现在也作旧诗了。在三十到四十年代,我和孙望既作旧诗,又作新诗。如果说一个人,既能作诗,又能填词,又能写散曲,不也很好么。艺术需要宽容,特别要能欣赏异量之美,从不同的条件、角度、方法中看出它的好处来。阿Q最看不得穿西装的假洋鬼子,现在中国有些领导人也穿西装,姑娘们穿裙子好看,穿旗袍也好看嘛。搞艺术,应有一种宽容的心理,应当承认历史在不断革新,总会有新东西出来。另外,本身也有个被淘汰的过程。任何文体,如果不适宜表达人民的感情和社会生活,它自然会被淘汰。四言诗和赋在现代文学创作领域中基本上被淘汰了。四言诗音节太呆板,变化很少。五言诗比它多了一个音节,变化就多得多了。李白在创作上是革新派,理论上是保守派。但他的保守的理论在实践中碰了壁。他在理论上认为,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不如五言,但他作起诗来,最多最好的是七言,其次是五言。所以要使诗歌创作得到深刻良好的发展,一个是要宽容,一个是要提倡在艺术实践中竞赛,不管是新诗或是旧体诗。


即将出版的程千帆旧体诗集《闲堂诗存》


旧体诗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已经过时了,而的确有一定的生命力。第一,它在历史上提供了不可取代的范本,像我们写字临摹王羲之、颜真卿的帖一样,它提供了早自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直到清代的吴梅村、王渔洋等,千百年的艺术实践,什么样的生活他们都能写,什么样的风格都有,能供给我们学。无数的作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筛选、淘汰,反复争论以后,稳定下来,一部分成为文学史的基石。而半个世纪以来的新诗,则还缺乏很稳定的、众所公认的历史成果,这是有区别的。第二,旧体诗词经过多少年反复锻炼后,对现代语言也有适应性。它在音韵、意境、结构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运用语言高度的典范。新诗要达到这样高度的成就,还须作长期的努力。就这方面说,继承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对今后新诗的发展也有帮助。


我个人认为,古体诗、长短句、杂言诗,比起律诗和绝句来,容易代表现代生活。用比较接近传统诗歌的语言,在用韵和句法方面再有所改革,这个路子可以摸索。另外,民歌是一条路。毛主席讲过格律诗束缚人的思想,就是觉得它太精练了,精练得很难打破它。我实在有感于《天安门诗抄》的出现,那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重大的实践过程。那么多的群众,为了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一下子写了那么多的诗。绝大多数是用传统的诗歌形式写的,而不是用白话诗,说明传统的诗歌形式是真正有群众基础的。他们都不是对诗歌很有研究的诗人,他们是一般的群众,从这里可以看出古典诗歌形式的生命力。


>原载《闲堂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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