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者必须学一点创作——程千帆的一个治学“秘诀”
程千帆先生
关于程千帆先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沈祖棻在《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有过这样的总结：“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这一方法既是程先生毕生学术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杰出贡献，体现出自觉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建构意识。诸如此类的阐发，“程门弟子”及时贤所论甚为周详，兹不赘叙。程先生自己在谈到培养学术人才、治学经验时，则总会强调研究者自身文学创作经验的重要性。他说：
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完全没有创作经验是不行的。研究诗最好能够写点诗，即使会画点画也好。（《詹詹录》）
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闲堂自述》）
在文学研究中重视研究者自身的创作经验，既是程先生治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培养学术人才过程中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程先生的论著及“程门弟子”的回忆、论文中并不鲜见，然多为零星之语，尚未见专论。故不揣固陋，以补前贤之论。
一、文学创作经验有助于学术问题的发现
我们对程千帆的人生经历稍作考察就会发现，诗歌创作的学习和训练贯穿于他求学、治学的整个过程之中。程先生在《劳生志略》中回忆说：“诗是我的家学。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绵之思，可与学诗’。这些过情的鼓励对我后来致力诗学，当然有很大影响。”从以上两位长辈的批语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在诗学方面的天赋与才华。在大学求学期间，他既重视文史知识、文学理论的学习，也继续保持着学习、创作诗歌及其他文学样式的热情和习惯。“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虽然他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但在金大求学时却更醉心于新诗创作。……后来他像闻一多一样，‘立马回缰作旧诗’了。”（莫砺锋《程千帆评传》）这样一种创作习惯，程先生后来一直保持着，与他的理论研究并驾齐驱、并行不悖，以至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程先生的诗词在前辈或同辈学者那里颇有好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称颂之辞屡见笔端。朱自清称许道：“昨承惠诗四章，风调高妙，循诵再三，不忍释手，感荷感荷。……《醉中》一篇，朴实有味，以俗为雅，甚得江西法，亦所偏爱也。”钱仲联也称颂道：“余循读数过，绝叹弥襟。其神思之窎远，藻采之芊绵，不懈而及于古。……其乡先辈王、邓诸家所不能为者，而先生能之。”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窥见程先生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和成就，足以和他所研究的对象（古代优秀的诗人及其作品）相媲美。程先生对于文学写作的兴趣爱好，在诗词创作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学创作经验，以及因此而形成对文学作品特有的、扎实的艺术鉴赏功底，为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诗词研究）带来了相当多的理论生发点，触发了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也为这些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程千帆书自作诗《石林绝句》
学术问题从哪里来？如何确立自己的选题？这是理论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缺乏问题意识，找不到合适的研究题目，却是很多初学者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根据程先生的经验，他所研究的很多问题，大多是在自身文学创作的基础上，从自己对作品的鉴赏、感悟中生发而来，而不全是从前人的文献中来。他说：
通过诗歌，我表达自己的生活并回答自己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了解他人（包括古人）的生活和他们是怎样回答生活中的问题的。通过创作、阅读、欣赏、批评、考证等一系列的方法，进行探索，逐步地走出一条小路来。这条长长的思维之路有过程，有结论。（《学诗答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程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文学创作活动是融入他的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阅读、批评、考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为了表达或回答自己和他人的“问题”。这种鲜明、强烈的问题意识，正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和学术起点。
学术研究者的兴趣与领域因个人材质、治学经历而异，发现学术问题的角度和敏感程度也与自身的知识结构、经验积累密切相关。程先生发现和研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个问题的缘起，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开篇就说得很清楚：“个人年来涉猎文史，鸠集了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因而大致明白了唐代进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程先生对唐代进士“行卷”现象如此敏感并且兴趣浓厚，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兴趣以及由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对创作问题的敏感性是分不开的。因为拥有较为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对唐代进士行卷现象中举子们的创作动机、态度、心理等方面有着比较全面、深刻的体会和理解，也能够产生一些共鸣，从而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并进一步激发了他研究这些问题的浓厚兴趣。
又如，程先生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也是一篇经典之论。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古典诗歌中，一与多的对立统一通常是以人与人，物与物，以及人与物，物与人的组合方式出现的，而且一通常是主要矛盾面，由于多的陪衬，一就更其突出，从而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程先生进一步发现：“每一篇好诗，无论大小，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艺术结构是相当复杂的面加以应用。一与多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曾被诗人们在布局、用韵等方面加以应用。”显然，程先生发现这一现象和规律的切入点，依然是诗歌创作的艺术角度。这种“一与多”的现象，在程千帆先生自己创作的诗歌中也表现得十分鲜明，例如：“九州同不见，宁独所亲哀”（《哭翔冬师》其三），“京华得名三十载，一流向尽几人在？”（《呈方湖师，用师与孤桐先生唱酬韵》），“举世非知识，何由判醉醒”（《诵避寇集，怀蠲戏老人》），“春草已凋秋藕绝，独留清白殉乾坤”（《题叔华夫人水仙卷子》其二），“老拳挥一怒，群儿噪幺麽”（《醉后与人辩斗长街，戏记以诗》），等等。程先生的诗歌创作与其理论研究相映生辉，于此可见一斑。
当今时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遍使用，电子文本资料的检索也十分便利。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过于依赖这些技术性方法的运用，却忽视了自身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对文字的感悟力、鉴赏力重视不够。这对于文学理论研究而言，显然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在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要想发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仅仅依赖电子资源检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创作经验积累，培养和增强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悟、鉴赏能力，从而提升自己发现问题的敏锐力。程先生认为：
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为文造情”不但不适宜于创作（它事实上就是“主题先行论”），恐怕对于诗歌研究也不完全适合。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往往是在被那些作品和作品所构成的某种现象所感动的时候，才处心积虑地要将它弄个明白，结果就成了一篇文章。（《学诗愚得》）
程先生的切身体会之言，对于那些不重视原始文本鉴赏与批评、只看一些二手材料就天马行空地高谈阔论的不良习气，是很有警醒意义的。
程千帆书自作诗《西安杂题四首》之四
二、文学创作经验有助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文学理论研究者借助于自身文学创作经验积累而形成的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洞察力，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原始阅读和个人感悟，形成自己的第一评价，以此为参照，对前人的观点、结论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不仅有助于人们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而且能够从文学创作的各个角度去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在梳理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过程中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
（一）《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研究重点与逻辑建构
程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通常被学者专家作为“文史”结合的典型范例。如果我们从这部专论的研究重点和逻辑建构来看，着眼于文学创作则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唐代进士行卷之风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一般而言，提到“文学发展”，人们至少可以想到与其相关的三个维度：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程先生所论“文学发展”的重心，显然是在文学创作这一部分，另外两个部分所涉甚少。既然研究重心确定在文学创作层面，接下来的研究也就由此进一步铺陈开来：进士们创作行卷作品的态度，采用的文体形式，达官显贵如韩愈、柳宗元等如何利用行卷之风倡导自己的古文理论，等等。这样一个研究思路的确立，也就决定了这部专论的逻辑建构。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分别以诗歌、散文、小说为例，探讨了进士行卷之风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诗歌而言，程先生敏感地认识到，行卷的举子和接受行卷的当世显贵们，对待行卷的态度各不相同，那么，他们是否都对文学创作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这就有一个梳理、甄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问题。程先生认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所谴责的那些文丐、文偷以及卢延让、李昌符等哗众取宠之辈的行卷态度极不严肃，对文学发展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但是这些并非主流。他说：“其中也尽有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写作，企图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进步的政治、社会观点，体现较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就用这样一些作品去行卷求知的。”例如皮日休的《文薮》、罗隐的《谗书》等，就是其中的出类拔萃之作。张籍、王建等人的诗歌创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程先生说：“除了像这样一些在思想水平方面显得很突出的少数例子之外，唐代进士以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作品从事行卷的人为数就更多。这些作品，往往采取了标新立异以引人注意的手段，但因为其手段是遵循着而不是违反着艺术的法则而使用的，其所表现的新和异变也成为一种使读者感到喜悦的收获了。”进一步来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行卷的举子和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投来的行卷的显人，在唐代历朝都有。对于当时文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也正是他们。”通过这样的辨析，我们不仅弄清楚了唐代举人行卷的各种心态，也明白了只有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才能促进文学发展这样一个基本原理。程先生这一鞭辟入里、透彻明晰的论述，实际上触及到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由此可见他对作家内心世界的体察之细腻与明了。正因如此，程先生这一结论对于当时乃至今天的文学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
考察行卷之风对于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从诗人和诗歌本身着手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切入点。在选择行卷诗的过程中，程先生在众多的唐诗选本中，独具慧眼地选取了“最集中地反映了唐人行卷诗的面貌的，则是一部在编辑过程和去取宗旨都发生过异说、引起过争论的唐诗总集——《唐百家诗选》”。程先生认为，通过对这部书的探究来说明唐代诗人行卷之作的价值以及行卷这种风尚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合适的。在考察、研究这部诗选中与进士科举有关的七十多位诗人的作品之后，程先生认为：“除去其中确知其非行卷之作的那一部分，还可以看到许多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篇章。如崔颢《黄鹤楼》，王昌龄《长信怨》、《出塞》……等等，都在其中。其余在当时的水平线以上的诗，则更不在少数。”这就用事实证明：“行卷之诗，确有佳作；行卷之风，确有助于诗歌的发展。”同时，在面对众多论家责难王安石这个选本不足以代表整个唐诗的艺术成就时，程千帆先生还慧眼独具地认识到这个选本不同于一般选本的特殊的文献学价值，那就是对行卷诗比较集中的收录与保存。故此，程先生特此指出：“如果明白了《唐百家诗选》取材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并且依据这一前提，不再以反映唐代整个诗歌风貌及每位诗人全部的、最高的成就来要求这部选本，那我们就还得感谢宋敏求和王安石，感谢他们为今天研究唐代进士行卷这种风尚对于诗歌的发展有无促进作用，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并且对于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答复。”这样的论断，不仅反映出程先生慧眼独具的史家眼光，也反映出他重视文学创作的作家情怀。
（二）巧辟蹊径解决诗歌研究难题
文学理论研究要靠证据说话，要重视考据之学，这已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学术法则；然而在研究实践中，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有些人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和强调“考据”之学，忽视了文学创作经验和文学鉴赏在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二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常常会遇到史料不全、证据不足的情况。对此，程先生有这样一段谈话值得深思：
现在就有这样的人，比如在唐代文学讨论会上，有的人说，只有校勘、笺注等才算是学问，你要讲艺术特点什么的，他就说你空洞。这不对。因为你搞笺注，最后要干吗？是要研究作品所反映的心灵活动。你专讲某字当什么讲，最后其实还是要接触作品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所作出的判断，是你根据对历史背景、思想背景和社会政治背景的了解以及对语言、训诂的理解。这些不掌握，你想去揣摩作家的心灵活动，是靠不住的，也会遇到没法考据的事。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我们对这个作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初唐时的人，写诗的背景也不知道，只好根据他的诗本身来看。（《打好基础，拓宽视野——与硕士生的一次谈话》）
毫无疑问，程先生对文学创作经验的重视，不仅深入追问了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而且直接面对文学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材料不足以支撑考证、逻辑推理的现象，并提出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程千帆书自作诗《入梦四首》
程先生研究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名篇《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也是备受学界推崇的经典范例。《饮中八仙歌》是杜甫的名作，如何界定这首诗在杜诗创作历程上的时间节点、艺术价值和诗歌地位等，却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按照一般文史结合的方法，在没有找到可靠的历史材料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得出结论。而程先生另辟蹊径，从诗歌的表现形式入手，通过探寻、分析杜甫创作时的心态，并由此推断创作此诗的大体年代，较为准确地评定它在杜诗创作历程中的地位，从而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程先生认为：“《饮中八仙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点便是，就一篇而言，是无头无尾的，就每段言，又是互不相关的。它只是就所写皆为酒徒、句尾皆押同韵这两点来松懈地联系着，构成一篇。诗歌本是时间艺术，而这篇诗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空间艺术的形式。它像一架屏风，由各自独立的八幅画组合起来，而每幅又只用写意的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每个人的神态。这也说明，杜甫在写这篇诗时，有他独特的构思，他是想以极其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群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从而表现出一个富有个性的时代——开元天宝时代。”经此分析，程先生得出结论：“《饮中八仙歌》是杜甫早期诗作发展轨迹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起点。”这篇论文之所以为学界所推重，除了结论令人信服之外，还在于他研究问题的切入角度之新奇，甚至连论文的标题也与众不同。这些都与程先生自身所具备的诗人气质和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密不可分。
此外，程先生对杜甫名作《北征》的鉴赏与论析，尤其赞赏诗中描写旅途景色和诗人观赏景色时愉悦心情的那一小段：“中间这一轻松愉快的场面和前后许多严肃痛苦的场面对比，不但显示了诗篇在艺术上的节奏，更重要的还在于表现了诗人感情上的起伏及其自我调节作用。”前人于此，或以六义论之，或以书画比之，言其构思、章法之精妙（参见清人李濬编撰《杜诗集评》中李因笃、钱燦、吴农祥等人的评点文字。台湾大通书局1974年版，第217-221页），程先生却能触及诗人内心情感细微变化之处，揭示杜甫写作此诗时的情感、心理状态。巧合的是，程先生的诗作《子苾生日，长句为寿》也有这样的特点：前面绝大部分都是在回忆两人结婚四十年来患难与共的人生经历，惟在结尾两句表现出些微的欣慰与喜悦之情。这首诗与杜诗《北征》有异曲同工之效，可视为古今两位诗人跨越历史时空的心灵沟通与交融。
三、重视文学创作经验积累的学理依据
程千帆先生对于研究者自身的文学创作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艺术鉴赏能力的重视，不仅是他自己治学经验的个性化总结，而且有着内在的、深厚的学理依据。程先生在《答人问治诗》中说：
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一个理论批评家是不能创作的。正由于他们有创作经验，才能够从自己的和别人（包括古人）的创作中，抽象出、概括出理论来。任何理论都是从当代和前代创作中抽象出来的，而批评（如果不是棍子）也必须对其批评对象的艺术经验有较深刻的理解。一位从来没有作过诗或没有其他艺术创作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很难。
由此可知，程千帆先生重视文学研究者自身的创作经验，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治学“金针”示人，不仅仅是个人治学经验、心得体会的总结，更是他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进行理性的审视之后提炼出来的理论成果。
程千帆书自作词
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由于缺乏文学创作经验、艺术感悟力低下而出现研究偏差的现象不容忽视。朱自清、程千帆、裴斐先生分别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对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自身素养提出了一致的要求。裴斐先生对当时学术界中那些不注重文学审美的“学问家”或“批评家”有过批评：“他们不把文学当成艺术品，而是把它当成一堆资料，从历史、社会学或别的什么角度加以研究，或专注于资料的考订，认为这才算学问。另一些人，虽然比较重视文学本身的特征，但却并不是从对作品的审美感受出发，而是从众所周知的理论原则出发加以论证，结果彼此的观点和结论总是大同小异的。至于一些善于窥测风向的批评家，距离文学审美就更远了。”裴斐先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早在汉代的《诗经》阐释上，以《毛诗》《郑笺》为代表的“经典”之作，就出现了远离人情、超出常人想象之外的离奇解释。朱自清先生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的解释已经严重偏离了“文学”本位：“《毛诗》《郑笺》跟着孟子注重全篇的说解，自是正路。但他们曲解‘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于是乎就不是说诗而是证史了。断章取义而以‘思无邪’论诗，是无妨的。根据‘文辞’‘以意逆志’，或‘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也可以多少得着‘作诗人之意’，因为人情是不相远的。他们却据‘思无邪’一义先给‘作诗人之志’定下了模型，再在这模型里‘以意逆志’，以诗证史，人情自然照顾不到，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以此反观当今学界，裴斐先生所说的这三种学问家或批评家依然存在，朱自清先生所说的远出常人想象之外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初学者引以为戒、自省自律。
在程先生看来，重视研究者自身的文学创作经验积累，重视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实质所在。因此，他在培养学术人才时特别重视和强调这一方面的要求，甚至还将此作为入学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莫砺锋先生对此有着清晰、深刻的记忆：“程先生还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学一点创作，必须具备敏锐的艺术感觉，他抓得最紧的便是训练我们写诗。记得我考研究生时，专业试卷上有一道题是：‘你会写旧体诗词吗？如果会的话，请写一首（或抄旧作）给我们看看。’”（莫砺锋《程千帆评传》）正因为记忆如此深刻，加上后来治学的受益之丰、体会之深，在莫砺锋先生心里，这一点被看成是程千帆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独得之秘”和度人“金针”。
综上所论，在文学研究这样富于理性精神的工作中，研究者自身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对于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程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重视研究者自身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力求做到“才、学”兼修，是他数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蕴含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中的鲜明个性。他在培养学术人才及学术经验交流中反复提及这一治学“秘诀”，有着坚实的、内在的学理依据，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和研究的历史积淀，对于当今学界的学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纠偏意义。
>原题《程千帆诗歌研究思想与方法补论》，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程千帆先生治学经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