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谈古书今译：理想的翻译该像金蝉子转世，七仙女下凡

▲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人们都知道，作为人类思想本质的语言，是随着整个社会文明文化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它无时无刻不在缓慢的变化当中，经过一段历史时期，这种变易就会显得突出，容易分别了。口头语言是如此，书面语言也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国的书籍，除掉极少数的民间作品外，都是用距口语较远的书面语言即文言文写成的。这些文言文的作品蕴藏着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绝大部分。只有接受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而要接受这些遗产，就必须首先掌握体现这些遗产的语言手段，才能理解它，进而批判地继承发展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弘扬它。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正由于此，陈云同志才提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翻译今天多数人已经不能通晓的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为现代汉语，使今天的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更方便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具有高度战略眼光的意见已获得全国人民和学术界的普遍赞同并且付诸实践。最近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北京举行了出版《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新闻发布会，中央领导同志很为重视，传播媒介对此事也非常关心并作了报导。在当前出版物发行数量不多的情况下，这部丛书的印数却不断上升，都是明证。

古书今译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将来必然会有人总结，因而逐渐形成一门独特的科学。因为在翻译的实践中，问题已经不断地出现，而且又在不断地解决中或讨论中。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做法或想法而及时提出对各种问题的意见来，互相讨论，对于古书今译的工作将会是有益的。在这里我抛砖引玉，先提出一两个问题来谈谈。

▲《文史通义全译》，严杰、武秀成译注

第一个是翻译的方式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严复翻译外国作品的“信、达、雅”三个标准，鲁迅和赵景深的“信”与“顺”之争，对象都是外语与汉语之间的问题。但在古书今译当中，这类问题也同样存在。这实质上就是主直译还是主意译的问题。

我国古书今译这个工作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用汉代语言翻译过见于《尚书》中的商周两代的语言，有人研究后发现，司马迁从事这项工作，还有一定的条例。但大规模地有计划地用白话翻译文言，则可以说是从今天才开始，实在还没有多少成规和经验可言。所以应当从实践上百花齐放，在理论上百家争鸣。就译者论，不妨甲直译，乙意译，而丙则在一部书中有的地方直译，有的地方意译；就书籍论，可以根据书籍本身的固有性质和形式而釆取不同的译法，例如：散文较易直译，骈文和韵文直译就比较困难了。实际上，译文的方式与原文表达的方式是相关的，原文表达得很清楚的可以直译，而写得很含蓄则不但无法直译，而且有的时候必须增加文字，颠倒结构，甚至加以改写，才能把原意较为如实而充分地表达出来。我曾粗略地比较过一些古书的不同译本，如《易经》、《老子》、《诗经》、《楚辞》、《文心雕龙》等专著以及唐诗的选译，我就发现译者们由于对于原文的理解很不一致，所以译文也很不相同，甚至于对原文理解虽无出入，其译法也是各式各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对于各种的尝试不能容忍，而希望立刻出现一种标准的译法和一些标准译本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反而会使得这个事业无从获得较快的发展。

▲《唐才子传全译》，李立朴译注

这里就又涉及到对一书多译这种现象如何评价的问题。有一位可敬的前辈曾经对各出版社纷纷组织人力翻译《古文观止》很是不满，认为浪费了人力物力。浪费了一些人力物力当然是可能的，甚至于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一书多译还是利多弊少。就不同语种的翻译来说，一书多译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就连翻译外国作品的工作并不发达的我国，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也各有好几种译本。这使读者有选择的机会，也使译者有竞争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外文中译、古文今译的进步，亦即发展了空间与时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承。这有什么不好呢？时间是最公正的鉴定人，不到半个世纪，穆译、高译的巴尔扎克消失了，傅译却还在读者中流传。这不是眼前的事实吗？所以古书今译的异译本的出现，也应该和不同的译法应当并存一样。对此，我们需要的是宽容和讨论，而不是苛刻和指摘。

在这里，我还想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个关于译者如何在译文中体现自己的特色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画家对于形和神即外形与内心的理论，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三个阶段：首先，描写外物当然要形似；其次，则不仅要求外表相象，而且要在显出其所画的山水人物的精神来，这就是所谓的形神兼备；最高阶段则是可以有意忽略某些外表上的形似，而充分表现其精神，所谓遗貌取神。只有达到这个最高阶段，才能在表现所画事物的精神的同时，也体现了画家的个性。对于翻译古代文学大师作品的译者，读者是否有权提出这样一个再创造的要求来呢？如果我们看到某一位翻译陶渊明的译者，在再现陶渊明的形象时，不但体现了他对陶的理解，而且还将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呈现在读者面前，那该使我们多么高兴啊！这在文艺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以我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为例，董其昌临《兰亭》，既是王又是董，或者说是董的王；何绍基临颜真卿也是如此。古书今译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把古书的内容告诉今人，但如还能够艺术地体现原书作者和译者文字的独特个性和风格，岂非更是锦上添花？我想这是我们古书今译应当追求的较高的目标之一。

▲《西京杂记全译》，成林、程章灿译注

林纾不懂外文，但他对写文章有较高的才能，所以他翻译的外国小说，有时既能添枝加叶地体现原书的风格，又能表现自己的个性，难道对于我们这些本来就懂古文的人，不能以此为追求的目标吗？如果我们能对某部古书的译本一见即知其译自某人之手，如一见《死魂灵》即知非鲁迅不能译成现在这样（尽管它非直接译自俄文）；一见《高老头》、《贝姨》，即知其为傅雷所译，那该多好啊！理想的翻译该像金蝉子转世，七仙女下凡。佛弟转世，仍是高僧，仙女下凡，依然美妇，虽已今世，不昧前因。这种本文译文二妙同体的译本，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将出现在我们的书桌上。

1991年12月9日急就

>原题《关于古书今译的若干断想》，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2年第255期，收入《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

程千帆先生治学经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