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先生，生于1953年，祖籍湖北鄂州。先生成长于武汉市江岸区转车楼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77年初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武汉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湖北大学，为行文方便，下统一称“湖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79年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南京大学录取，同年9月进入南大中文系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涯，导师程千帆先生，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唐宋诗歌。1982年初，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回湖北大学中文系工作，任古代文学讲师。同年年底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1983年成为华中师范大学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舜徽先生，专业历史文献学。198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学位证书编号为“001”，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首批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的“大师兄”。博士毕业后，先生留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工作，当年就被破格评为副教授。先生的求学生涯既“不幸”又“有幸”。所谓“不幸”，是指先生1966年进入武汉市江岸中学初中学习时正值“文革”时期，未能正常上几天课，学业几近荒废。所谓“有幸”，是说先生初中毕业时，武汉市恢复高中招生，先生有幸作为六九届初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二十中的一员，进入江岸中学高中学习，因而不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比他的姐姐、两个弟弟以及许多同龄人幸运的是，先生1972年高中毕业后，因英语成绩优异而留校任英语教师，并被送至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接受四个月的短训。在江岸中学任教期间，先生埋头读书，朋友、同事都是他请益的对象。1977年初，先生终于跨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与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一样，先生极其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极力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那个时代，教师们诲人不倦，严格要求；学生们学而不厌，孜孜以求。生活虽然简朴，求知问学精神却无比充盈。同为程门弟子的蒋寅先生曾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老师的严格和学生的勤奋，都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蒋寅：《40年读书治学路》，《人民政协报》2018年3月26日12版）1978年研究生招生恢复，不拘一格录取人才，允许在读本科生报名。1979年，先生参加研究生考试，本科尚未毕业就被南京大学录取。这是他从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文史爱好者转变成一位文史专业学者的关键一步。
1980年4月20日与程千帆先生和研究生同学徐有富（左一）、莫砺锋（右一）游览南京栖霞山
先生先后入程千帆先生、张舜徽先生门下。他最常提及的前辈大师的治学经验是：程千帆先生撰《史通笺记》耗时费工的批校；张舜徽先生治“说文学”四十年集腋成裘终成两百多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黄侃先生每年点读白文十三经；钱锺书先生常年“温经”“读集”的刻苦治学功夫。求学期间，先生以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自励，如饥似渴地阅读经典，先生的书橱中保留着上百本求学时期的读书笔记，既有摘录，也有旁批，密密麻麻，为学功夫由此可见一斑。富于才情又勤学不已，故先生初出道即崭露头角。先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谈韩诗的语言艺术》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随即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1年第14期转载；第二篇论文《论苏诗中的空间感》刊载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一发表就受到学界同人的好评。先生又十分注意吸收西方思想理论、方法论。他攻读硕、博士学位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上的中西问题、古今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更具张力。那个时代，青年学人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敞开怀抱迎接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故先生推崇通人之学，不仅提倡文史哲博通，而且主张中西学会通。他认为，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治古学不能固守一隅，一定要善于吸收世界各个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先生的学术兴趣极其广泛，举凡文学、史学、哲学、文化传播学，乃至政治、经济、法律，都广泛涉猎。故而先生治学所得，既有《宋诗宋注纂例》《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幾及其〈史通〉研究》《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诗歌与经验》等典范的文学、史学、哲学研究成果，也有《20世纪的“最后性文本”》《现代性与当代艺术》等跨界精彩之作，更有《在路上》等深邃的随笔及时评。
1986年3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师生合影
先生的学风因此而异于常人，其思维既严谨又极其活跃，既超越又贴近当下，是一位自觉践行“通古今之变”的文史学者。先生通过日记记录自己的工作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历史观察者的姿态，审视自己以及大众的生活。先生与现实生活若即若离，这使其可以不断超越个体的生活而进入到更深刻的批评之中。余英时这样定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几个重要的特性最值得注意。第一是他比较具有全面的眼光，因此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第二是作为基本精神价值的维护者，他比较富于使命感和正义感，因此具有批判和抗议的精神。第三是他比较能够超越一己的阶级利害，因此而发展出一种牺牲小我的精神。（余英时著，傅杰编：《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从诗歌的时空哲思到《史记》列传人物的精神，从死亡的哲学思考到死亡的文学书写，从诗歌对死亡的吟咏到碑志铭文对死亡的叙述，从个人日记到历史事件的书写再到当下大众的生活，他对死亡的严肃思考，对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的持续关注，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与批判，无一不是出于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先生的执教生涯，自1972年在江岸中学高中毕业随即留校任教至今，已臻五十年。先生执教生涯的起点是他的母校江岸中学，他的初中班主任章毅老师，高中班主任孙浩老师、徐斌老师，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很大。江岸中学的同事张泽恩、邵明镛、龚国祥等老师，与先生亦师亦友，在汉语表达和英语学习方面对他助益甚多（参看本纪念文集中熊斌、韩明的文章。）， 先生至今都极为感激。1982年初先生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回湖北大学任教，常请益于朱祖延、周勃、章子仲、张国光、王陆才、李悔吾、曾昭岷、韩珉、马之法、郁源、邹贤敏等教授，先生撰文称之为“美好记忆”，从中获得“永恒的启示”（参看张三夕《关于一位关心学生成长的好老师的美好记忆》，载《问学 求真 传道——邹贤敏之教研生涯》，张首映、聂云伟、梁艳萍、杨友明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永恒的启示——怀念张国光老师》，载《争鸣与创新——张国光教授纪念文集》，喻学才、何新文主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1986年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任教。在先生博士毕业留华师工作一事上，时任华师校长的章开沅先生、导师张舜徽先生以及历史文献所实际负责人李国祥先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1993年先生去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工作，又得到社科研究中心主任曹锡仁教授的充分信任。1998年底在海南大学文学院前任院长闫广林教授和时任院长余虹教授的大力推荐和游说下，先生从海大社科研究中心调入海大文学院工作，担任副院长（参看张三夕《在路上·后记》，海口：南方出版社，2017年，第253页。）。2001年11月，为了加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在时任华师文学院院长周晓明教授的大力举荐下，在时任华师社科处处长石挺先生及桂子山上其他友人的极力劝说下，先生作为引进人才被调回母校文学院工作，与王齐洲先生、高华平先生组建古典文献学教研室。饮水思源，如果没有先生的老师和朋友的“青眼有加”与“求贤若渴”，我们也无缘成为先生的弟子。
2016年6月与王齐洲教授、高华平教授同华中师大古典文献学硕士毕业生合影
先生自2002年开始招收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生，2003年开始招收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招收过一届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2012年和2015年招收过两届古代文学专业的香港博士生。2011年，在时任文学院院长胡亚敏教授的举荐及当时文学院领导班子的信任下，先生出任新闻系系主任，并与新闻系研究生导师指导组组长和学术带头人范军教授合作开展相关的学科建设活动。先生参与创办了文学院文化传播学博士点，自2013年开始招收、培养了三届五位文化传播学的博士。自2009至2015年，先生还担任华师文学院主办的学术集刊《华中学术》主编，由于先生精心办刊，《华中学术》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就于2014年进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CSSCI来源集刊名录。之后，先生急流勇退，主动辞去主编一职，由戴建业教授继任（参看本纪念文集中范军教授的文章。）。2018年先生荣休后，又被华师文学院及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负责人胡亚敏教授返聘一年，主编《一流学科建设通讯》十二辑。2020年，先生所指导的最后一届博士生和硕士生顺利毕业，之后先生每年仍受邀担任本校或外校的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和文化传播学等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老师。在执教的各个时期，先生都认真培养学生，极力奖掖后进。先生说，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提携后进、鼓励年轻人的传统。因而指出：“与其说我是一个学者，不如说我宁愿做一个教育者。”以先生的才情，如果他想在某一具体领域深耕细作，绝对有机会做一个头戴各种光鲜头衔的专家学者，但他却愿意把精力更多地花在培养年轻人上。研究生教育关系到学术传承、文化命脉，先生经常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究竟应该怎样做研究生导师？怎样培养研究生？先生为师，是一位有意识、有计划地履行导师职责的人，这在如今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的大学教授群体中较为罕见。先生秉承程千帆先生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张舜徽先生宽厚不言之教，而又有所增益。先生想要把研究生都培养成为有原则、有教养、有学问、有能力的身心健康的“真诚的人”或“正派的人”，故制订门训十二条。前六条“敬业乐群、守时守信、博而能一、厚积多发、严守学术规范、力创学术记录”是对学生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与坚守，后六条“刻苦磨练办事的能力、迅速适应环境的变化、高度重视财富的积累、全面培育身心的健康、真诚维护家庭的和谐、充分享受生活的诗意”是对学生适应社会、健康生活的爱护与希望。此十二条门训经先生几年的酝酿而形成，又经几年的思考予以释义，其形成过程已显示出先生对研究生培养持续不断的思考。他说：我想守住职业道德。
敬业乐群是教师的天职。
我的教育哲学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训练思想。
我的教育理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热爱我的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业进步、道德修养的提高。我对我的学生负责。……
我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研究生学位论文，从不敷衍了事，而是严格按科学论文的写作程序来进行训练。我力图继承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良好的教育风格。
我坚持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尽可能因材施教、人尽其才。我对学生在道德品性、学习态度等重大问题上出现的毛病，从来都给予严肃批评，认真对待。（张三夕：《在路上·我想守住什么》，海口：南方出版社，2017年，第92—94页。）
经过认真思考，先生成功组织了他指导的研究生的读书会，制订了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闭门读书计划”。为何说“闭门”？先生认为，做学问说到底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这个以“问学”为宗旨的读书会也是师生之间的一件“私人的事情”。在笔者看来，闭门读书更有静心读书的意味，在这个信息泛滥、人心浮躁的时代里，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是必要的，先生的读书会为他的研究生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安放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先生精心选定书目，以三年为一个轮次，开列中、西经典性著述二十四部，外加一部不变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先生常说，一个学者一生一定要有几本读得很熟的经典，即所谓“看家书”。先生根据研究生培养的进展和专业兴趣不断地调整读书书目，至今已前后开列过四张书单（详见本书附录四），足见其对研究生培养之用心。作为先生在华师所带研究生的“开门弟子”，笔者有幸见证了张门读书会的创办。第一次读书会只有四位研究生，包括2002、2003级硕士生（我和林日波）以及2003级博士生（桑大鹏和盛莉）。记得那是2003年10月21日晚上，在华师东区先生的寓所，先生主持了第一次读书会，他先给我们讲解了阅读段氏《说文解字注》的意义，接着是桑大鹏兄主讲柏拉图的《理想国》，然后进行讨论。由此开启了张门此后十几年不间断的读书会历程。读书会每月一次，每次4小时以上，一人主讲读书会指定典籍，大家在共同阅读此一典籍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讨论，一人负责记录整理并打印《问学记》。至先生荣休，读书会已办127期，且现在还在“薪火相传”。截至2021年6月，读书会已办了151期，积累了卷帙浩繁的颇具文献价值的《问学记》。艰苦的阅读训练，深入的思想训练，不断的写作训练、演讲训练和文本编辑训练，是先生培养研究生的法宝，这种训练从文本细读、学术讨论与轮流编写《问学记》开始。先生谦逊地说，编印这本《问学记》也只是起到备忘、保留一些人生痕迹的作用，或许能为进一步研究保存一些有用的资料。事实上，门训十二条的要求，正是通过先生的言传身教和长达十几年的持续不间断的读书会与《问学记》的编印、交流，得以深入人心。先生还将艰苦的阅读训练、深入的思想训练、不断的写作训练、演讲训练和文本编辑训练的模式推行到文化传播学的博士培养过程中。先生指出：就学术训练而言，文化传播学与古典文献学有共同点；就培养方式而言，两个学科有差异，前者重视当下性，后者重视古典性。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必须重视学术积累，应适当接受黄季刚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的建议“厚积薄发”。文化传播学则是一个当下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应该把博士生学习阶段的当下成果及时汇集、发表，即使这些成果还不太成熟或完美。（张三夕主编：《媒介与历史——文化传播学读书报告集·序》，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7年，卷首第3页。）
先生主编《媒介与历史——文化传播学读书报告集》，收录了18篇博士生的读书报告，可谓是文化传播学博士阅读、思想、写作训练的成果结集。
2016年5月华中师大文学院首届文化传播学博士论文答辩留念
先生非常重视文献学基础，所以对研究生的训练都是以文献的爬梳为基础。先生专门为本科生主编教材《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几位学界名师的参与编撰下，该教材经两次修订，刊行3版（2003年、2007年、2018年），累计销售达16万册，已成为国家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教材。他又敏锐地发现互联网时代电子文献的重要性，编撰工具书《汉语古籍电子文献知见录》，方便研究者对于古籍电子文献的利用。先生更坚信海德格尔所说的“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思想的训练。先生非常喜欢康德对“启蒙”一词的界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先生希望他的研究生能够勇于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他认为，只有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的人，才能成为大学者。孔子曾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先生也常说，做小学者容易，做大学者难。2022年是先生执教五十周年之时，我们这些弟子商定齐心合力编辑出版一部厚实的《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以为先生古稀之庆。为符合“执教”的主题，文集作者的主体是先生在几所学校共事的同事与教过的学生。先生的同事只邀请了在同一个系所小单位共事过的个别同事代表，如湖北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何新文先生，华师历史文献所的周国林先生，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的张志扬先生、文学院中文系的闫广林先生，华师文学院古典文献学教研室的王齐洲先生、高华平先生，华师文化传播学学科负责人范军先生等。先生广交游，知交遍天下，限于篇幅，不能遍请，实是遗憾。先生的学生，主要包括执教过的江岸中学的学生代表，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几所大学的本科生代表，以及先生自2002年至2020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培养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含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博雅计划学生（包括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文化传播学等专业方向）和学科教学语文专业教育硕士代表等。文集分为论学精选、友朋印象、问学漫忆、弟子文录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学精选”，选取了先生的3篇代表作、1篇讲演稿，以及2篇弟子述学和述教的文章，以展示先生的为学大概和为师之道。第二部分“友朋印象”，收录先生的同事及同事女儿的8篇回忆性散文，从中可见出同辈学人心目中的先生印象。第三部分“问学漫忆”，收录先生执教学校学生回忆性散文30篇，从中可见出学生心目中的先生印象。第四部分“弟子文录”，收录先生执教学校学生的学术论文37篇，按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思想史、文化传播学几个专业的顺序以类相从，按研究对象的历史时期先后排序，从中可见出先生指导的研究生研究课题之博与研究范围之广。附录部分含先生学术年表、有关先生著述的评论简目、先生门下研究生学位论文题录、先生门下读书会精读书目四种。凡此种种，读者可以看到先生读书、治学、育人之执教生涯的大概轨迹，从中获得教益或启示。
《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曾军 主编
凤凰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本书的编辑出版，纯属师门自发行为，得到师弟林日波、罗昌繁等人的鼎力协助，也得到全体同门的大力襄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本书的编辑出版，印证张门是一个“敬业乐群、守时守信”的团队，也体现先生一贯倡导的“低调行事”的风格。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与先生共事过的七位同事代表和先生同事的女儿韩明女士欣然答应我的约稿请求，在百忙中写稿，他们的大作为本纪念文集增色。先生好友、湖北青年政治干部学院杜凌飞教授为挑选、制作卷首照片，不避烦琐，甚至翻拍，为本纪念文集添彩。我还要特别感谢华师文学院的汤江浩、李晓晖夫妇和林岩等老师为本书的出版慷慨赞助。笔者虽然想尽力把这本纪念文集编好，但限于时间和篇幅，囿于个人学识水平和能力，一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书中缺漏，皆由本人承担责任。期望同门多多交流，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张三夕教授的研究生必读书目
张三夕：“国学”概念的四个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