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墓志铭选》，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普及性文化读物，可供古代文化爱好者阅读。全书编选100篇墓志铭，墓主生活年代由南北朝至清朝，涉及墓主人物类型多样，有古代君主、男性知名文人、下层文人、武将、女性，以及为动物所作的墓志铭，每篇均有题解、注释和点评。从这100篇墓志铭中，可略窥中国古代墓志铭文化。张三夕，武汉人。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曾任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已出版《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诗歌与经验——中国古典诗歌论稿》《现代性与当代艺术》等学术著作多部，出版随笔集《在路上》，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教材。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哲学研究》《新华文摘》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张三夕
《论语·学而》篇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即必须审慎对待父母的丧葬之事，缅怀远代的祖先，这样民德或民风就会归于朴实敦厚。墓志铭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文化“慎终追远”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古代丧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墓志铭即埋于墓中并刻有墓主传记之石刻（以石质为主，亦有砖质、瓷质等），用方形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题死者姓氏、籍贯、官爵，多称为志盖（一般平放在棺前）。它由墓碑发展而来，因东汉末年曹操曾严令禁碑，其后魏晋两代因循此令，世间墓碑日渐稀少。为寄托对亲人的哀思，也便于子孙辨寻先人的墓地，人们将原本立于地表的刻石埋入墓中。后来禁碑废除，但民风未改，因而造成了墓碑立于地上，而墓志藏于地下的格局。早期墓志铭的形状、墓志的定名、内容及行文的格式等不尽统一，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墓志铭的格式和风格才定形并流行开来。墓志铭所镌的文字一般以散文记叙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称为“志”；而文末有数句三言、四言、六言或四六相间的韵文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的称之为“铭”，而合称则为“墓志铭”。墓志又有“埋铭”、“矿铭”、“矿志”、“葬志”等称谓。墓志铭字数不等，有的寥寥数语，有的长达万言。篇幅长短，主要与墓主的身份有关，如身份尊贵的宰相，篇幅会比七品县令要长。字数多少当然也与随墓主下葬的石材大小有关。要之，墓志铭的内容以记述死者生平事迹及歌功颂德为主。墓志铭之写作特点，当与上古以来对“铭文”的重视传统有关，《礼记·祭统》有云：“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明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曹丕《典论·论文》曾提到“铭诔尚实”的要求，历代有很多作家是努力做到“尚实”的，如本书收录的清人朱珪的《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文达纪公昀墓志铭》就是一个例证，但毋庸讳言，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往往难以完全做到“尚实”。正如碑文因对死者“树碑立传”、极尽颂扬与避讳之能事而被称为“谀墓文”一样，墓志铭也时常因“谀墓”通病而被人批评。
出土于河南洛阳，志文写明为东汉延平元年（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据考是我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墓志。可见最迟至东汉时期已有墓志出现，只是未有固定的形态和规模，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墓志铭。魏晋至南北朝是墓志铭名称出现，形制和文体逐渐定型的时期。刻于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可为墓志铭定型时期的代表（请参看本书的第一篇墓志铭评注）。据出土文献，以墓志为名的实例可前推到东晋。1980年代，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东郊牛首山北麓司家山六朝谢氏家族墓地发掘出土了四方墓志，其中永初四年（421年）的《谢珫墓志》出现“宋故海陵太守散骑常侍谢府君之墓志”字样，全文681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墓志后面没有铭文。有志无铭的情况，后代也有，如宋人陈亮的《金元卿墓志铭》（已入选本书）。有学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把墓志起源阶段分别命名为志墓（简单的记号）、墓记（较多的记录）和墓志（有一定的行文格式）三个时期。（参看程章灿《墓志文体起源新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墓志铭是古代文人极为重视的一种文体。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墓志铭》对这种文体有很明确的评介。历代文人撰写的墓志铭，不仅作为“实物”埋入地下，而且也作为案头文学文本收入作家别集，成为墓志铭写作的丰富遗产。许多出土的墓志铭堪称文物珍品，不少墓志铭佳作，多系历代书法、金石、文学名家。因此，墓志铭不仅是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文体演变、文字嬗变与书法艺术研究的珍贵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观洛阳千唐志斋，它是我国少有的专门性墓志铭博物馆。现存最早收录墓志铭的文学选本是南朝梁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只收了一篇任昉的《刘先生夫人墓志》。该篇墓志有铭无志，已收入本书。从南朝《文选》到清人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历代有影响的文章选本大都收有“墓志铭”。当代学者对于历代墓志铭的文献整理可谓成果丰富，比如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整理的汇编和集释的大型文献就有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等，非常方便我们学习、研究和利用。墓志铭不是简单的史料，它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忆功能。文字书写的墓志铭，其记忆功能比物质材料建筑的坟墓的记忆功能要强大得多。比如，唐代很多人的坟墓早已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墓志铭还在，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唐代墓志铭汇编》、《唐代墓志铭续编》来了解各种各样的死者生平，进而了解唐代的历史，了解唐代的社会生活。唐代墓志铭文献提供了不同于唐诗的另外的认识历史的视角。
由于碑文与墓志铭有紧密的传承关系，两者常常容易被混淆。大家知道，魏晋南朝时期朝廷限制立碑，迫使墓碑以缩小的形式由地上转入地下，形成墓志铭。后来随着禁碑令的松弛，地上的墓碑和地下的墓志铭就同时存在于一个墓地。不过，到了今天，无论是偏僻山区或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棺木土葬，还是以骨灰盒的形式埋入公墓中的新式葬法，墓志铭都是专指刻在墓前或墓后石碑上的文字，即相当于古代的碑文，而埋入地下的墓志铭已经没有了，这是把古代的碑文与墓志铭合二为一。今天公墓里的墓志铭，既有继承传统碑文和墓志铭的形式特征，也创造了许多新的表述形式。除了狭义的墓志铭外，我们还要认识广义的墓志铭及其相关的墓志铭文化。广义的墓志铭指与墓志铭相关的各种哀悼死者、记叙其生平事迹并表达悲伤和怀念情感的文体。如《昭明文选》入选的几种文体：诔、哀、碑文、行状、吊文、祭文等。千百年来，由各种哀悼死者、记叙其生平事迹并表达悲伤和怀念情感的文体所形成的文化，我们可以统称为墓志铭文体、墓志铭文化。我们认为，学习古代优秀墓志铭以及墓志铭文化，对于发展现代公墓的墓志铭及其墓志铭文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它可以提升现代公墓的文化品质以及可观性，它也是改造旧公墓最节约的方式。事实上，今人已创作出为数不少的优秀墓志铭。据我所知，最早重视现代墓志铭写作的公墓是贵阳海天园，这可能与海天园创始人李宽定先生是作家出身有关。曾担任贵州省作协主席的李老师，是一位有文化情怀的人。他在1994年8月28日撰写的“海天园记”结尾说：“‘海天园——一个文化名胜的开端’。这不过是我们一代人的心愿，能否成为名胜成为古迹，五百年后由子孙去评说”。“五百年”的时段充分显示李老师宽阔的“历史情怀”。我个人曾有过编写一套《中国现代公墓优秀墓志铭丛书》、一套《世界公墓优秀墓志铭丛书》的宏伟计划。现在看来，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著名作家叶永烈说过，墓志铭是墓的灵魂，墓的主题，墓的“身份证”。（见上海福寿园陵园文化研究所编印的《生命的回响·序》）这话讲得很精彩。要使人们在现代公墓流连忘返，印象深刻，除了硬件建设如把公墓变公园，设计好的雕塑艺术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墓志铭。的确，墓志铭是墓的灵魂。我们希望广大公墓工作者和从业人员高度重视墓志铭文化。事实上，国内一些著名公墓都有专门机构在开展墓志铭文化研究，编印现代墓志铭，如贵阳的海天园、上海福寿园陵园文化研究所、天津永安公墓殡葬文化与生命教育研究所，等等。为了对历代墓志铭进行系统的研究，我已经指导我的研究生按朝代分专题来来对历代墓志铭展开系列研究，已完成的相关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有如下6篇： （1）黄蓓：《魏晋南北朝墓志铭流变及文体特征研究》（2009）；
（2）康光磊：《初唐诗人墓志铭研究》（2010）；
（3）罗昌繁：《北宋党争与党人碑志研究》（2011）；
（4）李卓娅：《元代女性墓志铭研究》（2012）；
（5）张海燕：《王世贞墓志铭研究》（2013）；
（6）王叶迟：《钱仪吉〈碑传集〉“文学”类碑传史源初探（2015）。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知网”上搜到他们的学位论文，加以研读。这其中，有三位参与了本书的编撰。在编订本书时，我又想起一些难忘的往事。十多年前，北京工业大学王国华教授介绍我成为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时参与专家委员会工作的学者还有上海理工大学的乔宽元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的郑晓江教授、西南大学的杨玉辉教授等。有好几年时间内，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相谈甚欢，尤其是王国华教授，精力充沛，学习能力超强，涉猎殡葬及殡葬之外的知识领域甚广。杨玉辉教授对于中医养生学、道教生命哲学以及人体科学均有系统的学术著述。非常惋惜的是郑晓江教授于2013年2月17日英年早逝，他对于生死哲学有长期的思考并坚持对大众和殡葬从业人员进行普及性演讲。不久前（2019年11月18日）乔老爷（友人对乔宽元教授的昵称）也刚刚仙逝。乔老爷曾提出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了，在一个年亡口量达900多万的世界殡葬服务业大国中，长期坚持殡葬研究的高校教师少之又少？我还记得2008年6月20日至21日，国际殡葬协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2008年年会暨第10届会员大会，我和王国华教授随中国殡葬协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殡葬协会会长陈群林先生全票当选为第11届（2008—2010年度）国际殡葬协会主席。我们借这次开会之机，在陈群林会长的率领下，考察了西班牙的公墓以及墓志铭，印象深刻。多年来，我到过国内许多著名公墓参观、开会、讲学，与一些杰出的公墓领导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如贵阳海天园创始人李宽定先生、上海福寿园负责人王计生先生、伊华女士、武汉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董事长尚雍华先生等。因为就近的关系，在艺术家出身的尚总的力邀下，我担任了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的长年顾问。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的父亲，以及程千帆先生的亡妻——著名词人沈祖棻先生均安葬在石门峰，我的父母也安葬在石门峰，我的祖父、祖母以及外祖母的骨灰也从乡下亲戚的墓地迁葬到石门峰，并且是以花葬的形式，率先开启了石门峰花葬这一生态环保葬式。我还推荐一些亲友把他们的至亲骨灰安葬在石门峰。石门峰与我的生命记忆已经结下“不解之缘”。通过长期的交往和观察，我发现这些杰出的公墓领导人对推动中国当代殡葬事业的发展和加强中国当代墓志铭文化的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入选墓志铭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编排，共分为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代、明代和清代六大部分，一共有一百篇，均为编者精心挑选，被人们认为属于“优秀墓志铭”。所谓优秀墓志铭指历来为人传诵，入选各种总集或选本较多者，或者在记人叙事等方面有鲜明特色者，或者在文体写作上或保存史料上有独特价值者。本书选目上有自己的考虑和特点：一般的作家我们通常只收一篇，唯有唐代墓志铭写作大家韩愈，我们选了三篇。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则选了两篇。收入两篇的还有南本朝的庾信，宋代的欧阳修等，他们均为墓志铭写作高手。墓志铭一般为他人所撰，但也有自撰，我们选了唐代王绩的《自撰墓志铭》，明代徐渭的《自为墓志铭》以及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一般入选的墓志铭篇幅都不大，但也选了少量篇幅特大的，如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此篇墓志铭约七千余字，乃墓志铭中篇幅极大者。墓志铭文体发展到了宋代，篇幅上有较大的增幅。长篇墓志数量增加，对墓主的事迹有更具体、详细的描写。自魏晋以来，中国古代墓志铭浩如烟海，却较少有专门为动物而作的。明人魏学洢却专为家中所畜雄雌两鸡作了一篇墓志铭《瘗鸡铭》，本书选入这篇墓志铭。这篇墓志铭显然受到此前南朝《瘗鹤铭》的影响，它还让人联想到元好问葬雁而作《摸鱼儿·雁丘词》的故事，元好问的杰作留下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千古绝唱。在具体注释和点评方面的体例是：每一篇均先以“题解”方式解释墓主姓名、字号、生卒年（用公元）。其次，介绍墓志铭作者写作该篇墓志铭的必要背景。再次，交代本篇墓志铭的出处、版本依据及参考文献。然后是对墓志铭正文中的生难字、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典故等进行简明扼要地注释。最后在篇尾是点评，评点本篇墓志铭在写作上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点、墓主和墓志铭作者的关系以及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本书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普及性的传统文化读物，由我策划，选定篇目，确立注释凡例，撰写样章（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注释），组织几个年轻人分段撰写而成，具体分工如下：南北朝 黄 蓓
唐五代 康光磊
宋辽金 罗昌繁
元 代 周雪根
明 代 李 程
清 代 邹明军、彭红卫
本书编写的初稿完成有几年了，谢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罗昌繁副教授帮忙对全书做了统稿工作，谢谢苏小露博士校对了全部书稿清样。最后由我做了全稿的审定工作。此书出版因各种原因拖延至今，实在感到内疚。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本书终于得以问世。它对有兴趣的读者和殡葬事业的从业人员了解古代丧葬文化与墓志铭写作传统，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尽管我们全体编写人员态度认真，但因学识有限，本书难免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期待方家批评指正。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人生最后归宿。人的存在是“向死而生”，哲学的终极目标是思考死亡，文字的最高使命是记录死亡。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离开人世，无论我们以何种葬式处置自己的遗骸，如果有我们信得过的人给我们写一篇真实的墓志铭，则三生有幸，因为一个人可能在墓志铭中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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