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对非典的思考，我们并没有能痛定思痛

编者按：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张三夕教授关于非典的思考，作于2003年，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与读者分享。本文经张三夕教授授权程门问学刊发。

痛  定  思  痛

——关于“非典”的哲学思考

张三夕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这种痛苦和损失首先是有形的，可以为经济学测算的，如今年我国的GDP将因“非典”的影响调低1—2个百分点，从8%调到6%—7%。一些行业的经营遇到很大的打击，如服务业、旅游业（五一黄金周取消、截至5月底仅北京旅游业就损失110亿）、交通运输业（国内几家大航空公司取消了上万次航班）、餐饮业（仅华师东门外的许多餐馆就关闭了两个月）、零售业、娱乐业（电影院、健身房等公共场所被迫关闭），等等。中央和地方政府为“非典”的防治花费了巨额资金。同时，痛苦和损失又是无形的，无法用金钱来直接衡量的，如数以百计的因患病而死亡的家庭，蒙受了巨大的悲痛，有的家庭甚至失去了三、四个亲人，有的孩子因父亲或母亲的去世而丧失父爱或母爱甚至成为孤儿。数以千计的“非典”患者，他们的心理正如他们的肺部一样，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非典”还限制了人们的正常活动或交往，高校封闭式管理，使大学生的正常出入乃至毕业求职受阻，一些重点疫区如北京的高校至今仍受到严格管制。

所幸的是，在政府、医务人员、国民、科研机构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非典”疫情现已基本稳定下来，得到初步控制。截至6月15日，全国有好几天报告为“三无”（无新增病例、无疑似病例、无死亡病例）。虽然疫情可能还会出现反复，说进入“后非典时期”还言之过早，但专家预测7月份“非典”得到全面控制，应该是可信的。

对于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来说，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痛定之后的思痛。痛苦和损失已经付出，我们必须思考付出巨大代价的回报，思考如何记住痛苦，防止经验的重复，避免中国人常见的好了伤疤忘了痛。

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人文反思有所不同，哲学思考更侧重于一般性的问题，如在“非典”流行背后所隐藏的人与自然的界限，人的有限性，“非典”与非典型（非常态）性生存状态的复杂关系，人们对待“非典”的态度和想法等等。另外，在高校内，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事件进行追问和思考，也是大学生素质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衡量一所大学的思想水准，就在于对永恒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提出新问题，思考新问题的能力。

一、“非典”提示人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

“非典”从何而来？从最初的猜测到最新的研究证明，“非典”病毒可能来自野生动物，其中以果子狸为首。食用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可能是“非典”的来源。在“非典”首发地区广东一些早期病患者大都是野味餐厅的从业人员，与果子狸有近距离接触史。

由深圳香港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攻关小组，调查了果子狸、海狸鼠等八种野生动物，结果从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出SARS样病毒，对其进行病毒基因全序列测定，结果显示，这种  SARS病毒与人类SARS病毒有99％以上的同源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从进化学的角度看，果子狸SARS样病毒比人类SARS病毒更古老，证明动物的SARS病毒是人类SARS病毒的前体。根据这个研究成果，最近，广东和香港地区政府规定，禁止进口或食用果子狸。各地也纷纷对果子狸的饲养采取紧急措施，如湖北省存栏6000只，就地封存。

尽管果子狸是否确为“非典”病毒来源的元凶尚有争议（中国农业大学的最新发现刚好与深港科研人员的发现相反），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定，即传染病学家、病毒学家所不断指出的，人和动物的亲密无间可能引发疾病，人类应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病毒往往潜伏在野生动物身上，病毒对动物的致病性很低，但对人类很高，而且感染某些病毒对人类的病死率很高，如埃博拉病毒，对人的致死率达到50%。人类有四分之三的新疾病是缘自动物。去年导致美国284人死亡的西尼罗河病毒是蚊子带给人的，少见但致命的汉他病毒来自波氏白足鼠，艾滋病病毒则源于大猩猩。

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人类长期进化或文明化的结果。人类是从野生动物演化而来，漫长的演化过程就是不断地从身体上、心理上、生存上改造人类的野生性和动物性，使人与野生动物加以区别。也就是不断地确立人类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

最近报载，两个英国科学家指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之所以变成“赤裸的猿猴”，并非因为炎热的气候使他们浓密的体毛成为多余，而是为了避免毛发中寄生虫和病菌损害健康。[见《英国科学家指出：人类祖先脱毛为健康》，载《楚天都市报》2003年6月11日，第18版]人类身体变成赤裸裸的，正是人脱离野生动物的天然印记。

在生存方式上，人与野生动物的区别在于原始性与文明性的区别，如肉食，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在大量的野生动物中选择了少数几种主要的适合人类的动物，如猪、羊、牛、鸡、鸭、鹅、鱼、虾等，把“野生”变为“家养”再加工食用。这个肉食谱系的最终确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绝对有疾病预防的生理学或医学的原因。人类文明肉食选择的结果就是，大量野生动物不能食用，我们的祖先一定在能吃或不能吃之间积累了无数代人的经验，正像中药草的筛选和确定，也是无数代人尝试的结果。人与野生动物各有各的食物链。这种自然的界限不能随意打破或超越。两者之间理想的状况是“和平共处”。

维持人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的主导方在人类。约束人类不能随意打破这种自然界限的方式有多种。如习俗（学友马良怀博士告知，小时侯在家乡当阳山路上随处可见山龟在爬行，没有人抓回去吃）、禁忌（如有些民族禁食某些野生动物）、宗教（佛教提倡素食、不杀生）、环保（如动物保护主义者）、疾病（吃野生动物导致疾病的发生）等。其中习俗、禁忌、宗教、环保属于文化的方式，而疾病则是自然的方式。

疾病之所以能从一个物种传到另一个物种，在于人与许多野生动物的物种界限本来就是相当薄弱的。如果没有强烈的文化约束（包括法律约束），传染病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之间，突破物种之间的自然界限而发生传染病的流行规模也是不同的。

这里，我们必须关注一个问题，在中国大规模食用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只是近二十多年来才有的现象，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人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突然荡然无存了？

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与追求山珍野味的饮食消费观刺激食用野生动物强烈需求，导致捕杀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现象越演越烈。这无疑是我们首先应当正视的。但是，不能简单地责难市场经济，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国民对于人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的区分意识还是很明确的。在欧美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也很发达。消费者普遍抵制用野生动物皮制成的皮制品。在削弱人与野生动物自然界限问题上，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一定要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地域文化结合起来考虑。本来，中国人的肉食谱要比世界上很多民族广泛得多，市场经济首先在肉食禁忌较少的南方获得成功，造就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正是这些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南方人，他们像传染“埋（买）单”的流行语一样传染着享用野生动物的市场需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指出，在消解人与野生动物自然界限的问题上，某些地域文化的饮食习惯难辞其疚，确切地说，广东的饮食文化传统应当承担较大的责任。广东人以大范围的食用野生动物闻名于世。广东人号称什么都敢吃，天上飞的长翅膀的除了飞机什么都敢吃，地上爬的四只脚的除了桌子什么都敢吃。我在海南的生活经验告诉我，由于人们日复一日地享用野味，一些野生动物资源如蛇、山龟、果子狸等在本地越来越少，以致要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大量进口。这是一种对野生动物可怕的扩张性的围剿，它一定会以疾病或其他方式受到自然的报复。

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经济改革的急功近利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来维持人与野生动物自然界限的文化方式，如习俗、禁忌、宗教等越来越弱化，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城里人不信上帝，不信鬼神，无所禁忌，追求口欲快感，对野生动物的食用越来越肆无忌惮。在这种文化传统和背景下，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野蛮的利益驱动，中国人对野生动物的迫害让人触目惊心。就以麻雀为例，20世纪50年代灭四害运动，消灭麻雀，成为人对野生动物迫害史上的最大“冤案”。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山西运城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在很短时间内老百姓仅仅因为一只麻雀卖五毛钱就毒杀了12万只麻雀。

中国人在处理人与野生动物关系上的所作所为，已经发展到难以挽救的地步。

海德格尔在批判技术对人类思想的危害时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见《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6页]借用这种表达，在分析“非典”等瘟疫对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危害时，我最想说的话就是，“只有回归人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才能救渡中国人。”

这里为什么单提中国人？因为有很鲜明的民族参照，那就是我们的亚洲邻居日本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日本人得“非典”？这里面原因复杂，其中肯定与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有关。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大规模食用野生动物，他们对野生动物“最原始”的吃法不过是吃生鱼片。

据说中国政府准备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提出禁食某些野生动物。这是野生动物的福音，也是中国人的福音。

从法律上确立人与野生动物的自然界限，是非常有用的，但真正永久性地确立这一界限，还要靠文化和思想传统的重建。在这方面，中国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二、“非典”昭示人承受灾难的有限性

作为一场巨大的灾难，“非典”从以下几方面提醒人们要充分意识到人的有限性。

其一，“非典”流行时的不确定性突现了人类对疾病认知的有限性，尤其是人面对从未见过的突如其来的大规模传染病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这次“非典”流行有很多谜或不确定性。

1、关于“非典”病毒基因变异性的认知之谜。科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虽然在很短时间（七周内）就破译了导致“非典”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全部基因密码（比三年破译艾滋病毒快得多），但对这种病毒的特性的认识却充满分歧，如关于“非典”病毒变异性的认识，国外有的科学家认为，“非典”病毒变异慢，基因具有稳定性[见《“非典”病毒变异慢》，载《参考消息》2003年5月10日，第7版]，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对比全基因组测序结果发现，“非典”病毒具有极强的变异能力，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非典”病毒基因突变率极高，冠状病毒可以在不到2周内因基因突变而产生另一种变种，6个月的进化相当于普通病毒数万年。[见《楚天都市报》2003年5月4日，第5版]究竟哪一种看法更符合“非典”病毒基因变异性原貌，或者说“非典”病毒基因变异性是否具有多样性，这都有待于科学工作者继续深入研究。

至于“非典”病毒基因变异的快慢与其致命性或毒性大小的关系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认为病毒产生突变，会变得致命性更强，更难被消灭[见《病毒为何如此难对付》，载《参考消息》2003年5月10日，第7版]；有的人则认为，病毒变异慢，意味着病毒很好地适应了人体这个宿主，不太可能突变成毒性更弱的形式。[见《“非典”病毒变异慢》，载《参考消息》2003年5月10日，第7版]尽管有数以千计的病例可供研究，但关于“非典”病毒基因变异的快慢与其致命性或毒性大小的关系可能是相当复杂的，人类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搞清楚。

人类今天对传染病的认知达到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水平，比起古代人对于瘟疫的认知要科学得多，精密得多。《汉书·五行志》记述古人对各种灾异的解释，在动物和人事之间建立各种因果关系，在今天看来很可笑，如《左传》曰，周景王时大夫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刘向以为近鸡祸。后来周景王三子争国，王室大乱，宾起参与阴谋诛死，则是对“鸡祸”的证实。[见《汉书》，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版第2册，卷27，第1396页]这次“非典”爆发民间出现的许多“迷信”的流言，可能见到古代瘟疫观的回响。然而，无论今天的科学对于传染病的病毒有多么精密的手段，人对传染病病毒的认识能力永远是有限的（艾滋病病毒即是明证），人的认知能力不能穷尽各种不断发生变异的传染病病毒，“非典”病毒的突现或怪异再次提醒人们病毒正通过其复杂的变异性来不断地与人类周旋。

2、关于“非典”病毒来源和爆发时机的认知充满不确定性。“非典”病毒从何而来？人们正在努力寻找，前文已述果子狸说也有争议，甚至有人猜测是美国的生化武器，这当然不足为据。“非典”病毒的最初源头在哪里，“非典”病毒的生存环境如何，究竟是怎样传给人类的？现在都很不清楚。如果是果子狸或其他野生动物，那么，人们十多年前就在食用，为什么那时没有流行？如果说“非典”病毒是古已有之，早已存在于自然界中，那么，为什么“非典”的突然爆发是现在，而不是以前或以后？如果“非典”病毒经过变异，突然对人类具有传染性，那么促使这种变异的生态或环境状况的改变是什么？国外有专家认为，可能性最大的猜测是它本来在中国南部的其他物种中传播，人类在去年秋天接触到它，也许是在农业环境下。[参看《病毒：从鸭到猪再到人？》，载《参考消息》2003年4月24日，第7版]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它在很多方面也讲不通。中国南方的农业环境近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实际上搞清楚这些问题还有待时日。也许将来某一天，人类能够搞清楚“非典”病毒的来源和爆发时机，但至少目前，我们还不能得出对于这一问题的确定性认识。

3、关于“非典”传播途径和传染性的认知也充满不确定性。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非典”病毒主要是通过空气和与患者密切接触传染，传染性很强。医务人员感染比例高是一个明证。但是为什么有的病人是超级传染源，他与旁人只需很短的接触就使旁人感染上“非典”；而有的病人传染性不强，其亲属虽然与患者有过长时间密切接触，却没有被感染上？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说，截至4月底，通过不明渠道感染非典的患者占北京全部感染者的50%。5月1日以后，这类感染者增加到70%。在同样出现众多感染者的香港，感染途径不清楚的患者只有1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差异？“非典”一般是人对人的传染，但香港淘大花园却是例外，它是因为卫生管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的缺陷而导致大规模的传染（有300多人被感染）。出现在淘大花园的大规模的传染情况，并没有出现在香港或北京的其他社区，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海南、西藏、青海等少数几个省没有发生一例“非典”病人？这些地方的人与疫区肯定有过相当范围的接触和来往。比如，海南人与广东人平时就有频繁的接触，更不用说在广东“非典”流行的高峰时期春节期间了。这几个没有感染“非典”的省份，都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两会”，其间北京已开始流行“非典”，为什么这些省份的人一个也没有被感染“非典”？我们只能相信概率或运气吗？或者还是有其他尚未知晓的原因？

与艾滋病传染途径的确定性（血液、性交、吸毒）相比较，“非典”的传染性和传播途径确实具有太多不可思议的疑问。

4、关于“非典”病人确诊与治疗的不确定性。“非典”病症主要为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酸痛、疲乏等。但引起发烧等症状的疾病很多，如感冒、一般性肺炎等，使得“非典”确诊困难，我们不能确认凡是有发烧等症状的病人就是“非典”病人，于是出现所谓“疑似”病例。疑似，即不确定。疑似病例，后来有的转为“非典”病人，有的则被排除。这本身就说明“疑似”概念的可疑性，证明人类医学对疾病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然而，把凡是有发烧、发热症状的人都视为“疑似”病例加以留医观察，是一种“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个”的扩大化的医学处理手段，它深深暴露出现代医学对许多未知疾病诊断的局限性。

在“非典”的临床治疗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特效药，而且近期也不大可能出现特效药。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最近指出，实际情况是没有对付这种病毒的药物。另外，5%至10%的死亡率也足以证明人类对某些急性大规模传染病治疗能力的有限性。至于“非典”疫苗的研制，也是一两年后的事情。

其二，人们对“非典”的无知以及“非典”的死亡率，导致普遍性的恐惧和过度反应，说明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的脆弱性，人对灾难承受能力的有限性。

1、“非典”考验中国人的心理素质。灾难从来就是考验一个民族心理素质的试金石。面对“非典”，我国国民先是大意，后是恐惧。大意来源于对疾病的无知，恐惧来源于传染性极强以及一定的死亡率。尽管与其他致命疾病相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病等，“非典”的死亡率较弱，但还是引起大范围的恐慌。灾难引起的死亡，极易给人们造成心理疾病。大陆有个别患者不敢就医，害怕隔离而逃跑；台湾甚至有病人绝望而跳楼自杀，香港和大陆都出现不少不停地反复洗手的强迫性行为者。各种焦虑症、恐惧症、疑心病（反复量体温、不停消毒）像病毒一样到处传染、蔓延。尽管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坚守抗“非典”的第一线，演绎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也有少数医务人员和卫生主管官员临阵脱逃。这种种由突然袭击的灾难所引发的国民心理疾病，恐怕是“后非典时期”我们应该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2、国内外普遍性的过度反应。人们面对灾难所暴露出人性的脆弱，其实是不分国界的。本次“非典”在国内外所引起的普遍的过度反应，更值得深思。在国内，不问青红皂白，凡从疫区回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律隔离12—14天。5月份，北京人到处不受欢迎。一听说是北京来的，就给以百倍的警惕和千倍的提防，以致北京的友人告诉我，他们已经丧失了“国民待遇”。有些高校的同学对从疫区回来的同学敬而远之。国际上，对中国人的防范更是达到空前的严厉程度。截至6月11日，有127个国家对我国往返人员采取程度不同的限制措施，如暂停发放签证，必须出具医生签注的健康证明，入境后自动隔离7—10天等。在正常情况下，中国人到国外旅游时往往受到一些国家不友好的对待（笔者2000年去俄罗斯远东地区旅游出关时的就有极其不愉快的亲身经历），这次“非典”流行，有些国家对中国人更是充满偏见或不公正。

3、对“非典”痊愈或疑似病人的歧视。传染病学家和医学家负责任地宣称，据现有的所有病例，“非典”病人痊愈后是不具传染性的，但人们仍然对他们抱着怀疑的眼光。有些人因为得过“非典”而丧失工作，丢掉饭碗，不得不隐姓埋名，广东首例病人黄杏初痊愈后到处躲藏的经历，颇令人同情。“非典”疑似病人或痊愈病人的生存处境有点类似于艾滋病患者。对这些人缺乏应有的人道关爱，实质上反映的是人承受灾难的脆弱性。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歧视一些传染病患者及痊愈者，同样是人的有限性的表征。

其三，疾病、战争与死亡无时无刻不在见证人的生命的有限性。“非典”与伊拉克战争同时爆发，结果都造成一些人的死亡。中国人对于前者的恐慌和对于后者的“观赏”，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这里不拟深究。我想强调是，因为人的有限性，人类社会并不能完全阻止和预防疾病与战争。联合国阻止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失败以及“非典”的突然爆发，表面上看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其实它们在人的有限性这个层面上有很深的联系。

有的医学家和科学家说，人类最终能战胜疾病，战胜“非典”，并以消灭天花为例。这是乐观主义看法。就个别传染病或疾病而言，战胜是有可能的，但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不可能完全战胜疾病。疾病永远会与人类共生。就每一个体的人来说，人的有限性就体现在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过程。

有的专家认为，“非典”也许只是其他某种更危险的病毒随时爆发的序幕。这个病毒到底会是什么，它将在何时何地出现，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不是危言耸听，完全有可能。其根据是，人类像个巨大的微生物培养皿。今天地球承载的人口之多是过去无法相比的。20世纪初，全世界只有15亿人，现在则是60亿。人类成了微生物滋生、变化或扩散的硕大无朋的培养皿。[参看《SARS也许仅仅是开始》，载《参考消息》2003年5月12日，第13版]

对未来大规模和危险的传染病的不可知，也是人的有限性的明证。人不是具有全知全能的无限生命体。

认识人的有限性，就是要制止人类中心主义，人要永远清醒的意识到，面对疾病、战争、死亡，人不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英雄。人应谦卑地与自然共舞，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非典”寓示另一种可能生活的意义

我们的生活状态可以分为典型性生活和非典型性生活。所谓典型性生活就是日常生活，经常性生活。所谓非典型性生活，就是非常生活，灾难生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体会到灾难生活的意义，只能从文学作品中体会历史上瘟疫的恐惧和残酷，从有关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看到灾难生活血淋淋的场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非典”这样的非典型性生活。这次“非典”的流行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验到非典型性生活的多重意义。

1、“隔离”的意义。古往今来，防治大规模急性传染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传染源，对可能的感染者采取强制性的“隔离”。这次因“非典”而被隔离的范围相当广泛，人数之多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是第一次见到。本次隔离可以分出不同等级：传染病医院的隔离，最为严格，病人治疗或去世时，亲属也不能探视或接近尸体；集体隔离，与“非典”患者有过接触或从严重疫区回来的人都要登记集中到一地（通常是招待所如华师）隔离，这类隔离相对比较严格，被隔离者在14天时间以内不能进出，一人一间房；居家隔离或自我隔离，则比较宽松，只要你呆在家里或单位以外某处，不与单位的同事接触即可。受到不同等级隔离的人，对隔离的体会自然大不一样。隔离是出于保护他人不被感染的医学目的而对人身自由采取某种合法的限制。

隔离与现代社会的特性在根本上是相互冲突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越来越频繁的社会，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发达，使得人们的交往日益密切，而用强制性的隔离方式阻断“非典”的传播，同时也突然阻断了人们日常交往和流动性。由于人们担心聚会可能感染“非典”，因此，避免密切接触的隔离状态，意外地使我们看到一些非典性生活的可能。在北京乃至在各省会城市，人们惊奇地发现，过去文山会海治不了，今天“非典”治了；过去大吃大喝治不了，今天“非典”治了；过去请客送礼，登门拜访治不了，今天“非典”治了；过去交通堵车治不了，今天“非典”治了……当然，这些非典型性的可能生活只是暂时的，随着“非典”的完全控制，人们又会回到典型性生活的固有或惯常轨道，但“非典”时期的隔离生活毕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现代社会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加以适当地调整？外省人员是否有必要频繁地到京城去公关？由于人员密切聚集和流动而加剧的行政成本、公关成本、交易成本、交通成本、环境成本乃至公共卫生成本是否应该用类似“非典”的强制性隔离措施来加以降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直接接触的交往方式（如电话、网络等）是否应该大力提倡？

中国古代儒家有一种慎独的理念，在“非典”所引发的现代隔离生活中恐怕存在某种与古代的慎独精神相通的东西。

隔离使人体验到非隔离时所体会不到的一些人生经验。比如笔者所熟知的一些高校师生在隔离时所感受的无聊、无奈是异常强烈的。他们靠一张报，一个电视，很难打发十余天的隔离生活。当隔离解除时，仿佛有一种“解放”感。有一位大学生在他的隔离日记中写到：

“4月23日  20：51  说实在的，在今天中午以前，我真的非常担心，有一种无能为力、听天由命的感觉。手机恰巧欠费停机，我一度觉得被世界抛弃一样。”

“4月24日  10：51  这个时候是最希望和朋友们联系的，他们的每一个电话、每一个短信都让我如获至宝，感动不已。”[见《隔离的日子我笑容依然——一位大学生的短信日记》，载《楚天都市报》2003年4月27日，第4版]人在隔离状态下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特别渴望朋友的安慰，这样的心态再次证明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动物。

2、“交往”方式变化的意义。“非典”的流行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而电话和手机成了人们的主要交往方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短信息的火爆。手机短信原本就很红火，中国手机用户2.5亿，2002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短信总量高达900亿条（每条1角钱，就是90亿元的收入）。在“非典”肆虐中国之际，手机短信则更加火爆，它已成为一种抗疫利器，突破口罩和病毒的障碍，每天多达3亿条的发送量，使“拇指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更意外地使某些网站和上市公司转亏为盈。[参看《“拇指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载《参考消息》2003年6月8日，第8版]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之中，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人们感受的生存压力也越来越沉重。一方面物质生活的丰富，刺激人们渴望“亲密接触”；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空虚，挑动人们陷入迷惘、困惑、躁动。尤其是在“非典”的打击下，人们的情感欲求、心灵交流欲求比往常更加强烈。在不能直接面对面的交往的限制下，收、发短信就成了很多人的间接交往方式。手机短信的内容以笑话、黄段子、调侃、情感慰藉为“主旋律”，它能使交流双方感到无比的轻松，快活。谈笑间，种种烦恼“灰飞烟灭”。本人并不是一个热衷手机短信的人，但在“非典”流行的日子也收到上百条短信，试读以下三例：

例子1：有一种默契，叫做心照不宣；有一种感觉，叫做妙不可言；有一种思念，叫做望眼欲穿；有一种白痴，会把短信看完。

例子2：情人是鳄鱼，随时可能把你吞掉；秘书是甲鱼，味美却不能天天尝；小姨子是金鱼，能看吃不得；老婆是咸鱼，放多久都没事。

例子3：以真诚为半径，用尊敬为圆心，送你一个圆圆的祝福，愿爱你的人更爱你，你爱的人更懂你。

读了这类短信，“非典”所带来的种种交往不便感，确实在开怀大笑中得以释放。

3、信息透明的意义。信息透明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表征，特别是负面的灾难信息是否透明，是考量政府现代化和民主化程度的重要尺度，也是考量一个民族政治成熟度的重要尺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报喜不报忧的面子观念以及担心灾难信息过多会干扰社会稳定、破坏官员的政绩、名声等行政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灾难信息透明的生活，政府有意对灾难信息加以不适当的“保密”或“封锁”，如1976年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道。让生活中灾难信息透明的做法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即灾难信息都是事关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信息，公民有知情权。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并且要依法行政，及时地向老百姓通报任何与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相关的灾难信息，尤其是像“非典”这样大规模急性传染病的有关信息。

灾难信息缺乏透明度不能不引发人们反思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本次抗击“非典”，4月20日是一个分界线。此前，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府主管部门官员对疫情采取隐瞒的做法，造成疫情扩大、国家声誉受损等不良后果和影响。此后，中央采取免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职务的果断措施，疫情通报才真正公开化、透明化、准确化，中国人防治“非典”走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开放道路。事实证明，信息透明后，谣言受到遏止，疫情得到明显而有效的控制，社会更加稳定。5月上旬，不断有熟人打电话询问，你们学校那个得“非典”的老师是不是死了，我断然否定，要他们坚决相信政府公开的疫情信息。随着那位老师的痊愈出院，人们对政府公布的信息的信任度加强了。这是“非典”所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

灾难信息是否透明，还涉及到政府官员是否说真话的问题。任何一位有良知、正义感和责任心的政府官员必须在真实的生活与权力的声誉之间作出选择。当灾难突然袭来时，如何面对真实的生活，这不仅是政府官员应当正视的问题，也是每个公民不可回避的问题。

通过信息透明来表达对生命的关切，成为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任务。

由防治“非典”所带来的社会对信息透明的强烈诉求，无疑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非典”在这方面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4、世界卫生组织的意义。在本次全球防治“非典”的行动中，有一个国际组织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WHO）协调全世界防治“非典”的科研力量，制定疫情标准、确定疫情地区、根据疫情程度的变化对某些地区发出或撤销旅游警告，由于这类警告的权威性，使得它直接影响到受警告的地区或城市的旅游业的兴衰。6月17日至1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非典”会议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探寻降伏“非典”之路。会议呼吁做好长期抗“非典”准备，会场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一千多名医疗行政当局的负责人和医药学专家。中国人在灾难生活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感到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关系。过去，中国人在无大规模急性传染病的典型化状态（健康状态）中很难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存在。“非典”病毒的跨国界迅速传播，既暴露了疫情爆发国的公共卫生体制的毛病，也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体制的问题，这种情况要求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合作。否则你就会承担相应的损失、责任或后果。尽管有人极力反对全球化、国际化，但“非典”的流行和防治，更强化了人与世界的全球化关系。

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已经变成国际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不由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正如同你无法预测或改变“非典”的突如其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关注“非典”为人们打开的另一种生活空间，思考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揭示这种复杂关系可能呈现的多重意义。

痛然后能思考痛之所以为痛，这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

痛然后很快忘记痛之何为痛，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2003年6月13日讲演于华师杜鹃广场

2003年6月20日修订于武昌桂子山

>原载石挺、何金晖主编《走出困境：“非典”引发的人文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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