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怎样阅读国学典籍
编者按
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三夕先生的一次演讲实录，原题为《国学典籍概述》。现分两期发出，第一期主要厘清“国学”的概念，第二期为“怎样阅读国学典籍”。
▲张三夕先生
一、国学典籍有那些？
研究国学典籍从哪里入手？
傅璇琮《开拓领域扎实基础》：“国学研究，概括起来，即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我个人认为，文献学应当是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而文献学基本骨干之一的目录、提要之学，则一向被视为入门之学”。 （《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3日，第10版国学版）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了解中国古代的典籍。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问题是中国有那些典籍。
（一）国学典籍的数量
从数量上讲，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仅以清乾隆时所编集的《四库全书》为例，就收书3461部（一说3474种），共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卷。而当时清政府所掌握的典籍多达10254部，172860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统计：现存古典文献总数不少于八万种（包括单刻本、丛书、地方志、小说、戏剧等）。
【背景】 《四库全书》的编纂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依靠强盛的国力，组织全国360多名学者用10余年时间编纂的大型丛书（或可称为“大百科全书”），按经史子集分类标准来编排。它涵盖了清代中期（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是中国古代传世文献的最大集结。它收书共3461种（一说3474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两者相加，一共有典籍10254种，172860卷。编纂这部大丛书，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程式，从图书的征集到图书的整理、底本的选定以及底本的抄写、校订，都有专人分工负责，编成后要进呈皇帝御览。总纂官是纪昀、陆锡熊。在编纂过程中若发现有所谓“违碍文字”则要销毁原书，据统计，共销毁书籍3100多种，销毁书版8万多块。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编纂，四十七年（1782年）编成并缮写一部告竣。
其后又陆续缮写六部，分藏于北方四阁即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南方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
经过战乱，北方四阁中文源阁本与圆明园一起毁于英法联军；文溯阁本1966年为战备需要移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渊阁本20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带到台湾，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从承德移藏北京图书馆。
南方三阁仅存文澜阁本，今藏浙江图书馆。
七部中保存完好的是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前者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后者也由大陆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有人把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的集部与史部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的有788种，占62%，其中，研究人员将文渊阁本中未见而文津阁本收录的文章辑为《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一书，有15册之多。史部收书566种，存有差异的有290种，占51%（参看邢宇浩：《文津阁〈四库全书〉刊行》，载《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3日，第1版）。这种现象说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和流传中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我们使用这部大书时要注意版本差异和文字异同。
关于典籍数量的统计，还有一些说法。如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郝明义做过一项统计，从西汉到清末，大约两千年间所出版的书，现存大约十五万到十八万种（见《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6约10日第1版）。
（二）经史子集
这数量巨大的典籍按四部分类法，在类别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即：经、史、子、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典籍是：
1、 十三经：
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籍。汉代把《易》、《诗》、《书》、《礼》、《春秋》列于学官，名为五经，唐代先合《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为九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代又增《孟子》，到明代合称十三经。我们可以用较简单的记忆方法记住这些书名：易、诗、书、三礼、三传、孔、孟、孝经、尔雅。
2、 二十四史：
清乾隆年间确立的二十四部纪传体正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明史》。
1921年北洋军政府下令把柯劭忞的《新元史》列入正史，开明书店合排为二十五史；1978年，中华书局继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书后，又校点排印了《清史稿》，从此合称为二十六史。
3、 诸子集成：
子书原来指士人所撰之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兴盛于战国时期，又延续到后代。从内容上看，早期子书主要是谈论政治和哲学思想，后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医疗、术数、宗教（道教、佛教）等。
“诸子”指先秦各学派，到汉初有“诸子百家”之称。民国时国学整理社编辑《诸子集成》，主要是旧注，“文革”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新编诸子集成》，多数为新注，还在陆续出版。
4、 集部：
所谓集主要指诗文集，集众篇为一书。分总集和别集。
总集，收集两人以上的作品的合集。它可以包括一个朝代（断代）和多个朝代（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或多种体裁的作品（参看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修订版，第55—59页） 。
我们推荐大家特别关注按朝代收录某种体裁的所有作品的这类总集。
诗：
（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
（2）《全唐诗》（清彭定求等奉敕编，中华书局1960）；
（3）《全金诗》（清郭元釪编，中华书局1986）；
（4）《全宋诗》（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5）《全明诗》（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陆续出版）。
词：
（1）《全唐五代词》（张璋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全宋词》（唐圭璋辑，中华书局1965）；
（3）《全金元词》（唐圭璋辑，中华书局1979）。
文：
（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1965）；
（2）《全唐文》（清董诰等奉敕编，中华书局1983）；
（3）《全宋文》（曾枣庄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巴蜀书社1988年起陆续出版）。
别集：
个人作品集，有自编，也有他人编的，前者如白居易自编《长庆集》，生前分藏五处；后者如杜牧《樊川文集》，由他的外孙裴延翰编辑而成。
二、为什么要读典籍？
（一）阅读国学典籍的目的和意义
1、 丰富人生经验的需要。
人生有两种经验：现实经验与历史经验。现实经验的丰富靠阅历，靠见多识广，而历史经验的丰富靠典籍。
典籍是历史经验的重要来源。
《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
典籍不一定都是圣人写的，但它们确实凝聚着古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体会人生的丰富性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界说明一个人同时需要读书和实践两方面的经验。
2、 古为今用，从典籍中寻找处理今天事务的依据、智慧和启发。
历史和现实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关系不能凭空建立，而必须通过对典籍的阅读。
1958年底，毛主席读《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民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日本商人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获得商战智慧的成功事例也说明阅读典籍的现实功用。
（二） 改善生活的品质，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造福于后代。
衡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既要看物质条件，同时也要看精神享受。在基本的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以后，精神享受就成了最重要的生活内涵。
判定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不在于你穿了什么品牌的服装，开什么名牌车，而在于你读了多少典籍，读了多少书。
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不仅使自己受益，而且使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受益。书香门第的孩子，或者说家有典籍可读的孩子，在未来生活中成功的机会或概率总要比不读书家庭的孩子多一些。西方人从小给孩子读典籍的习惯很有用。中国人从小让孩子背典籍的传统也很好。在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中，除了钱财外，最好还有典籍或藏书。
（三） 在知识经济时代，典籍是我们保存人文传统、追寻生活的诗意的重要途径。
现代是一个技术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是一个图像泛滥、视觉冲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下，如何保存我们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以及终极关怀，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我个人认为，阅读典籍也许是绕不过去的出路。现代社会是一个注重感官刺激的社会，是一个购买注意力经济的社会，是一个逐步丧失生活诗意的社会。我们不能把生命中非常宝贵的感觉、注意力全部交给商业化的利润驱使，而应始终将一部分感觉和注意力放在诗意生活的追求上，放在对典籍的阅读上。
（夕阳、江滩、大海、高山、聆听、天籁、禅意、田园、世俗社会的灯火……）
三、怎样读典籍？
阅读典籍的方法因人而异，没有一个适合所有的人的最好的或固定不变的方法，但可以有若干针对不同物件或不同目的的相对较有功效的方法。
当我们介绍下面这些方法时，还假定一个前提，那就是大家有基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或者说，借助注释和辞典能够读懂古文。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就必须先解决“识字”的问题，也就是清人所说的“先识字后读书”。
我们不主张大家读翻译成白话文或现代汉语的典籍。
几种有关国学典籍的读书方法：
1、 精读“元典”。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3解释：“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
冯先生认为，元典是各民族“青年时代”（既不是混沌的“儿童时代”、幼稚的“少年时代”，也不是成熟的“壮年时代”）的创造物。如印度的吠陀文献和佛典，波斯的《古圣书》，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先哲的论著，犹太及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乐》亡佚）。
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如《论语》、《孟子》被儒家列为主要经典，《老子》、《庄子》则被道家和道教列为主要经典。
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也被该学科视为经典，如《孙子兵法》是军事学经典，《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经典，《茶经》是茶学经典。此类典籍因其原创性而赢得不朽，其精义至今为相关专业所尊崇，成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见页6—7）
精读元典，应该成为我们阅读典籍的最重要的环节。
元典永远不会过时，因此，对元典的阅读，也应该是终身的。
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要求学生精熟若干经典（参看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见《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310—311） 。
2、博而能一。
这四个字很好地概括了博通与专精的读书方法，它出自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博而能一，四字最要。不博，则苦其空疏；不一，则忧其凌杂。于此致意，庶思学不致偏废，而罔殆之患可以免。”
博览群书，在当今资讯社会尤其重要，没有一定的阅读量，你对典籍的了解就很有限。但如果所有的书都是随便翻翻，泛泛流览，没有对某些重要典籍的反复阅读，你对典籍的认识也就很肤浅。
毛泽东读史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一方面通读《二十四史》，最近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此书1996年曾出版过大16开的影印线装本，价格昂贵，编号限量发行）；另一方面又精读《资治通鉴》，据说这本书他一生先后读了十八遍。他还要求许世友等将军读《红楼梦》，一遍不行，要读七遍、八遍才行。
3、 八面受敌法。
能应付各方面问难的读书方法。
苏东坡总结他少年时的读书经验是，一部书分作数次读，每一次只侧重一个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兴亡治乱”，“勿生余念”，第二次只注意“事迹故实典章文物”，其他类推。苏东坡认为，之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读书“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他还认为，这种“八面受敌”法，与一般的“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以后写作时，无论遇到哪方面的问题，都能联想过去的读书心得加以发挥（见《又答王痒书》，《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六；又见《苏诗文集校注》卷六〇，页6590，题作《与王痒五首》其五；又参看《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页174）。
《文史通义博约上》：“苏子瞻教人读《汉书》语，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如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而后贯彻。”郭沫若读书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这种读书法对于做学问、写文章特别有效，但它要求读者必须有做笔记的习惯，或者写批语的习惯。
唐庚《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什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如此。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上》批评苏轼读书法：“不过经生决科之业……未可进言与学问也。苏轼之言，进退皆无所据。……以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余。……苏轼之学，出于纵横其所长也，揣摩世务。切实近于有用，而所以凭以发挥着，乃策论也”。章氏批评人们“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
4、解构主义读法。
所谓解构主义读法，指读一本书时重点不是注意它的体系或篇章结构，而是注意它的一些细节或具体的观点、看法，包括一些语句、文笔和修辞。钱锺书的经验。比喻：高楼大厦坍塌了，有用的是一砖一瓦。钱锺书《读〈拉奥孔〉》：“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堆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已经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经遭到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所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
【参看】 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该文认为“陈寅恪与钱锺书代表着本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前者“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后者“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辞、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
钱氏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
5、好读书，不求甚解。
对于那些不以做学问为职业的人（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嗜好的读书”，以区别“职业的读书”，见1927年7月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的讲演《读书杂谈》）来说，陶渊明的这种读书方法颇值得借鉴。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休闲”式的读书，并不是毫无用心，陶渊明接下去还有两句话：“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见《五柳先生传》 ）所谓会意的内含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能够达到这种读书境界的人，也可以说是人生一大快事。
鲁迅先生说得好：“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出处同上）
陶渊明的读书与他的生活态度相关，他欣赏的生活是“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今天，许多人都活得很累，很需要陶渊明式的读书休闲。
当然，以休闲的态度读典籍与以休闲的态度读时尚读物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们并不反对时尚阅读或速食文化，我们想强调的是，人们应该在经典阅读与时尚阅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避免让长期的速食文化弄得自己思想迟钝，感觉“肥胖”。
6、通过书目提要，有计划的读书。
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两本目录书，对于阅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很有帮助。
一本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前中华书局有繁体影印本，1997年又出版了简体横排整理本。这本书可以结合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来读。
晚清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指出：“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另一本是《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时所作，试图解决当时好学青年“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初刊于光绪二年（ 1876），1929年范希曾补正。这本书再版重印过几十次。鲁迅先生对这个书目也比较肯定，鲁迅批评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及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书目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要弄旧学，“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读书杂谈》）。
>原载中国文化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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