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三考南大终入程门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考研日又到了。
今天与大家分享蒋寅先生口述的三考南大的经历。
只想说，考研不易，且考且珍惜。
记者手记
在我接触的程（千帆）门弟子里，莫砺锋先生是一位，蒋寅先生是另外一位。两位先生留给我的深刻印象，都是儒雅。如果说在我接触的众多学者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气质，那么在这两位先生身上体现出来，则要加上一个限定词：特别儒雅。我不知道这种气质是否跟受训程门有多大关系。
但是在他们对和程先生交往的叙述中，我能感觉到这种相同，实在是渊源有自。
关于自己的学术历程，蒋寅曾经有一本书，名为《学术的年轮》，但是诚如蒋寅在后记中所说，在那本著作中，“文字冷眼旁观多，现身说法少”，更多的是“着眼于学术的基本理念、学术史的回顾、学者自身的命运、投师问学的经历”。而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蒋寅侃侃而谈，不经意中，一段段掌故如涓涓细流，温润地从蒋寅的脑海里涌出。而在我看来，这些掌故，是可以给后辈学人以及有兴趣的读者以滋润的。
蒋寅是个颇为低调的人，虽然在圈内圈外拥有不少“饭丝”，但是专注于学术本身的他很少抛头露面，用一位曾经评价过他的学者的话来说，这里面，包含着“默默成长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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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考南大，两次都落榜
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因为父亲坚决不同意我考文科，所以报考了理科。当时在江苏，有初考和统考，只有通过了初考之后才能参加统考。结果我的初考通过之后，招生办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你初考已过了，但是你的数学成绩很低，语文成绩很高，你愿不愿意改文科？”我当然愿意。可是到统考的时候，可能他们经过请示，又告诉我不能改文科。统考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更低，结果在那一年我没有被录取。
到了第二年，我再也不顾家里的意见，非要考文科不可。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南京大学，结果分数不够没能考上，被扬州师院录取。我志愿栏里根本没有填这个学校，我怕当老师，怕在人多的地方说话。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上。
但是当时有个规定：如果被师范院校录取，不去上的话要被取消以后的高考资格。
我到了扬州师院之后，一心一意就想考研究生。在扬州师院的第二学年，我开始有意识地准备考研究生了。因为七七级和七八级只差半年，所以研究生考试是在一起考的。当时我们学校的中文系主任周老师跟我们七八级的学生讲：“如果你们要考研究生，你们都可以报名。”那一年，我们七八级报考了四个人，有三个人考上。
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报的仍然是南京大学，报的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但是当时我的外语不好，而程先生对于外语要求是非常高的。加上竞争也激烈，录取两个人，结果有四十七个人报名。后来我被第二志愿广西师范大学，当时叫广西师院录取了。
不是先生水平低，而是弟子基础差
广西师范大学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边远地区，在学术资讯的获取和学术发展方面，这所学校不如内地的那些名牌大学。不过我们的那些老师，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当时我那批老师当中，有两位是夏承焘先生的研究生，曹淑智老师和周满江老师；有一位是王力先生的研究生，陈振寰老师（现改名陈和年，调到国际关系学院）。
当时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是由集体指导小组指导学生，我刚才说的几位老师都是指导小组的成员，挂帅的老先生则是彭泽陶先生，是黄侃在武昌高师的弟子，也是当时黄侃先生在世的弟子中辈分最高的。彭先生当时年纪比较大了，只是挂个名。具体指导我做论文的是胡光舟老师，是朱东润先生的学生。从学术传承上来说，都是师出名门。当时那些老师给我们开的课都非常系统，有好多用的都是当年那些老辈先生的讲义，在学术上培养学生的方法非常正统，也很细。当时不觉得，但是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感谢那些老师。
我毕业的时候，胡老师请我吃饭，问我：“你觉得这儿的培养方法有什么不足？”
胡老师这样问，是因为当时在我们之前只毕业过一届学生，就是沙灵娜老师那一届，和葛晓音老师同级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一届，有些老师还是第一次指导研究生。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说：“我觉得在学术训练方面挺好的，但是好像在学术提高方面还有些不够。”因为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是陈贻焮先生，他给我们讲他怎么带葛晓音老师那一届研究生，就是让他们读六朝到唐代的作家文集，每读完一个就写读书报告。写出来之后让陈先生看，看完了告诉那些研究生，他们的文章中哪些东西有学术价值，哪些可以不管。那些研究生可以在导师的引导下把研究的题目深化，做出论文。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也会布置作业，我们写完了，老师给的鼓励性的语言比较多，评语大多是“勤于思考，资料搜集得比较全”之类，但是并没有给我们指出，在哪个地方可以深入下去，哪些地方是有学术价值的。胡老师听了我的话，跟我说：“这个嘛，是跟导师的水平有关的。陈先生的水平当然不是我们所能比的。”
过了这么多年，我突然明白过来了，不是导师的水平，主要是我们当时的水平不能跟葛晓音老师他们那一届研究生比。因为他们进学校的时候年纪都比较大了，基础也比较好，读书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学术判断力，所以写的读书报告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我们入学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基础没有葛老师他们好，书倒是读了，但是写出来的读书报告却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要让导师给提出哪里有学术价值，怎么能够提出来？
同门师兄弟中，莫砺锋读书最苦
1984年底，我硕士毕业，再一次报考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这一次终于考上了，1985年初，我到了南京大学，跟着程千帆先生读博士。程先生是个有特色的导师，他培养学生是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不同的指导。我们这一级博士生一共三个人，还有张宏生和曹虹。
程先生根据我们三个人的不同特点，给我们分别设计研究方向，同时分别开了不同的六部书。我记得程先生让我看的书是《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心雕龙》，还有《庄子》，并且要求每看完一部书要写一篇作业，要达到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发表的水平。
程先生对于我们要求都很严格。在我的同门师兄弟中，莫砺锋是读得最苦的，因为他从大学到博士是“三级跳”，大学读了两年，就读了硕士，硕士读了两年又读博士。加上他是从外语系考上的，所以程先生要他读的典籍也比较多。到了我们的时候，程先生就跟我们说：“我把莫砺锋整得太苦了。你们不要太苦了，该玩玩就玩玩，不要太紧张。”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如果作业不合格，他一点情面也不讲，依然要重写。那六篇文章，程先生本来要求我在第三个学期写完，但是我一直到第四学期才写完。
程先生年轻时锋芒毕露好得罪人
跟程先生读书时，我们每周到他家里去一次，去了之后随便谈。跟程先生在一起，他总会说一些俏皮话。记得别的博士生导师的学生总是去这里那里开会，我们有一次跟他说起来，说我们一次会也没开过。程先生说：“谢安石隐居在东山，兄弟都做了官，他夫人对他说：”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石捂着鼻子说：“但恐不免耳。’你们也是，他年恐不免耳。”我们都乐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只是说了这么一个故事。现在想起来，还真是被程先生说中了，现在会多得有时想不开都不行。有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讲一些学界的掌故。程先生年轻时，锋芒毕露，颇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他经常教导我们不要锋芒太露。程先生虽然如此说，但还是免不了。南大历史系一个老师评教授，写了一本《蒋介石纪传》。当时程先生说：“如果是评中文系的教授，就算了，但你是评历史系的教授，纪就是纪，传就是传，你这个蒋介石‘纪传’是什么意思啊？搞历史的这一点至少应该清楚嘛！”因为这个批评，那个人没评上。结果到程章灿（比我低两级的师弟）评职称的时候，人家也报复了一下，章灿没评上。这件事一直让程先生耿耿于怀。
我博士快要毕业的时候，程先生问我：“你工作有什么打算，考不考虑留校？”
我当时就说没有考虑，因为我觉得南京太热，不想留在南京。程先生又问我：“那你想不想到武汉？我有很多学生在那里，武大、湖北大学都向我要人。”我一想武汉，那还不是和南京一样吗？所以我就直接跟程先生说我想到北京工作。程先生听了之后说：“北大、北师大这样的学校，他们自己也招博士生，进去恐怕有些困难。”我跟程先生说：“我不想当老师，我还是想专门做研究，我想去社科院文学所。”程先生说：“试试看吧，先联系一下。”程先生当时是国务院学科规划小组的成员，有一次开会，他跟当时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生提起我。那时候博士生也少，刘先生回去之后就跟古代室两位主任说了我的事。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古代室主任沈玉成先生前来参加，算是考察。就这样，1988年3月，我博士毕业之后，来到了北京，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一直工作到现在。
>原载2006年3月29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