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与朱自清、吴宓：从一封佚函谈起

▲朱自清、吴宓

近来，笔者在翻阅民国报刊时发现一封1943年程千帆致朱自清的信件，经查实未录入2013年9月出版的《闲堂书简》增订本，亦未见其他论著谈及，当为佚函，故予摘录，并加考释。

关于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之讨论，拙作粗发其凡，诸贤踵事，渐臻美备。顷又得读《高等教育季刊》二卷三期“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所载大作。研论致密，立说圆融，庶几可为绳准。其中下采刍荛，持议无间，固不妨更加申述；而有尊见系诸家所未及而为鄙意所赞同者，尊文未见及或所说有与鄙意未能尽合者，窃敢附于诗人切磋之义，续加补充与讨论。幸詧览焉。

1、赞同此次尊见者二事

（一）尊表此次修订旧章，最显著者，厥为文学史及历代文选、历代诗选之分段讲习。前者全部分必修，后者一部分必修。此点甚佩卓识。其在尊意，或志此为达成中文系以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之重要方法。（文学史之研究固应为中文系之中心工作，特如何始能使此项中心研究发生最大效果，则诸家之意，恐不能无出路。鄙意以为当由考证、欣赏、批评、习作四端入手，学者各依性分修养，出其所长，一致百虑，殊途同锦，乃克成此大业，此非顷其所详，容更为文乞教。）鄙意则以为此项办法，尤可使学者习作能各依所好，自由发展。进一步则文学史与文诗选同时分段，可使学子于所愿致力之某一阶段，纵横断面取得考证、欣赏、批评、习作诸方面之连系，而获得更专门高深之修养。此无论其偏重任何方面，固均有相得益彰之效，而无安于所习、毁所不见之误者也。

（二）部颁表选修科目甚可非议，众意签同。察其所由，不外一则本系课程之繁驳，二则他系课程之羼杂。前者实缘近代学风务为新诡，教者不知研究与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每以研究之方法施诸教学。影响所及，遂多巧立名目，任意设课之弊。此点拙作《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一文已详加论列。后者则似缘当局诸君期中文系学者进于通博之途，故欲其于外文史诸科，多加肄习。此虽合理之举，然亦无须列入表中，使人生“不调和”之感。大作之言尤是。今尊表自中国哲学史以下，外国语或西洋文学史以上十科悉加删薙，拨烦除秽，实为至当。窃尝以为科目之为必修或选修，当以某科在整个文学史上生命之长短，影响之大小，与夫本身之价值为准。故于尊表改词曲为选修一节，亦无异议。惟文学概论及应用文二科，鄙意不拟除去，下详。

2、尊见所未及者一事

季刊同期王驾吾先生焕镳《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之讨论》一文中论今日中文系之困难有云：“以此寥寥可数之人，为此时尚相违之学，而又罕具根柢之材，其教学之难，已较他科为甚，区区三年之光阴，又不使尽其力以专于此事，乃复多其方而夺其时，爪其肤而摇其本。时鉴之为偶梗焉，时鉴之为尊俎焉，时鉴之为棬桮焉。一材而百用，虽大智不能也。故毕业以去者，上之不能究天人之故，穷万里之精；中之不能传社会之情，写事物之变；下之不能当书牍之任，应时俗之需。不知其果何用乎？今拟大学中文系除必修之哲学史学外，他系之课，概为选修，以集中心力，而无旁骛。”谨案：此之所论，实获我心。兹更将此种现象之累害、成因及解决方术略论如次：

依据现行部颁法令，文学院公共必修科目之学分数，与各系必选修科目合计之学分数，其比例约为前者占八分之三强，后者占八分之五弱。故中文系学者所读本系课程，事实上不能超过二年有半。年来教学经验所得，悉学者罔不深以此类庞杂纷歧之课为苦。考在教部颁行此项院际公共必修科目以前，各校中文系亦每规定必修他系课程，然均不外西洋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之属。与其中国文学，固可肸蠁相通。今则公共必修学程过多之故，中文系之学者在一年级竟完全不能读本系之课，二年级所得受读者，亦不过文学史等三科。教学两方，均感时间之不足，无法完成其目标。而学者尤以大学一年级无异于高级中学之延长（彼辈通常称曰高中四年级），为之短气。此实各系之共同危机，而非中文一系之事也。揣当局之意，无非一则感于现时中学成绩之低落，再则欲养成知类同方之人材。故积极推行增加公共必修之制。此其意甚可取，其术则实疏。盖就实况言之：学者既入大学，各有专攻，其对他系学程，除少数好胜求博者外，常以其与本系学程之关系深浅者而为轻重。故中文系之学者，于史哲诸科，视自然科学之类，其学习之用心与否，直不可同年而语。在他系教者方面，亦每以其为中文系之学生，初不能或不愿一视同仁。如理院为他院设数学，文院为他院设国文、英文、中西史，多数学校于教员之支配，皆未甚措意；实无习作者，即每班达一二百人，绝鲜肯牺牲其教授之精力以从事于此类课程，或多开班次者，即其明证。在此因循敷衍之情形下，而言补救中学课程之不足，实等缘木求鱼。且如上所言，现时公共必修者，有语文学，有哲学，有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五光十色，烂漫杂陈，有如百货公司。初不省每系有每系之重点，其所修他系之课程，绝不能以院为单位，强行画一。如史学系学者对社会科学之训练，自较中文系为重，中文系学者对本国史学之训练，亦必较自然科学为重。若谓遵行现制，必产通人，则古今文史大儒多矣。岂得以其未习自然科学，即谓非通人乎？以此言通，徒见其执。吾斯之未能信矣。

部颁公共必修科目，以院为单位者，既不能补救中学程度，又不能必定造就通材。则其不妥，更无庸多述。今谓他系课程之必修，必与本系相配合。以中文系而论，除国文一科须另成一组，单独用班，加深教材，严施训练而外：其余似宜以外国语六学分，中国通史六学分，逻辑四学分，社会科学概论四学分（包括社会、教育、政治、经济诸方面之基本知识）为限。前三科设第一年，后一科设第二年。如此则学者受课虽少，而通识未必减低。同时入校即有本系课程，庶可增加其兴趣，坚定其趋向矣。至于中学程度如何补救，各系必修他系课程如何规画，改制后中文系课程如何支配，在此均不及论。惟减少不必要之公共必修学程，以节省学者之精力，提高其程度，则实当务之急，恐无人能加于反对者也。

3、与尊见有出入者四事

（一）大作中论欣赏、批评与习作之关系，谓并无有机性。二者可以分开。在批评学日趋发达之今日，欣赏、批评亦必豫之以学。此理诚然。顾有二端当考虑者：即吾国文学批评，以文学家向重创造之故，视文学作品，成绩不免落后，历代专家及专书俱属寥寥。如今虽可借助异域，然系统理论之介绍，舍朱孟实（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外，似尚无第二部可读之书。此书所及，又不过理论中之一种。且西洋批评之方式是否尽适于吾国作品，亦是问题。用此鄙意以为：在目前状况下，习作对于建立批评学之系统理论，尚不失为一种助力。（前论文学史之研究应从四方面同时着手，亦即此理。）若他日批评之学已借助于理学、美学、艺术哲学、考证学等科而系统建立，则学者方有“学”可“豫”。今恐尚非其时。此其一。再则文学批评，方式非一；诸家取径，各有所偏。或重直觉，或重经验，或以演绎，或以归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明而不相悖，宇宙中自有此理。尝与友人长于西洋批评理论者论文，每觉其对于一作品之整个印象颇多妙解，而于此作品之表现方法则有隔膜。空宗所云“到一境，证一境”之说，似非不能成立之理由。则习作经验对于批评贡献之大小，似当以其批评方式为衡，未可遽云其视阅读经验为落后也。此其二。友人叶石荪（麐）先生尝语予：“西洋批评家亦多兼工创作，特其创作之名为批评所掩耳。”此事一无所知，惟叶石荪淹逝，其言当可据信。

（二）尊表历代文选分四段。第一段为周秦。鄙意周秦古书，全属经典，既有专书之设，且鼓励学者多加探讨，则此段可删。盖其取材，恐不能外经、子、语、策、楚辞诸书。此不特有类以前浅尝即止之群经选读、诸子选读等科；亦不无屋下架屋、床上施床之况。故此科宜仅分八代及唐宋两段，每段一年，学者任选其一可矣。

（三）尊意以语言学在中文系不及声韵学之重要，因反部表，改前者为选修，后者为必修。共事甚富。然居常念中文系（文学组）之语言学，不能如语言文字组之以比较研究为主，而当注意中国语言对于古文字、文法、文辞之特殊影响。设能将此点疏通证明，教者即可谓尽其能事。盖此能使学者能知本国文学成立之所以然，而不仅知其当然也。似此，语言之学亦未可废。折中之法，或于声韵学科中分一部分时间讨论之。

（四）尊表选科中删去文学概论及应用文二目。鄙意则前者必须开设，后者不妨开设。盖近世文学理论，异轨同奔，纷然淆乱，家有所宣，人各为说。后进小生，习见短书，每每逃杨归墨，出主入奴。如文言白话大众语拉丁化之争，言志明道之争，创造模拟之争，师古变新之争，初不能明其底蕴，而道听途说，习非胜是者，在所多有。此由现时各大学中文系主持人既有所偏，则其毕业生自亦思各以其道易天下。中学教员之意见，既多不同，降而至于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学，遂由相左。且也，此守旧或趋新之学者，又不能白归白，贲归贲。各入其所愿入之学校。于是聚首一堂者，或斥文言为妖孽，或谓语体为浅鄙。或排诋西文，谓夷夏之防必严；或迷信洋化，谓经史之学可废。此辈于基本观念且无所知，又奚能冀其循序渐进。是必先药以宏道之论，破其愚蒙之见，始可言文。而负此责任者，则文学概论是。故迩来窃意此科宜列入一二年级必修，以其至少在最近数年之中，尚于学者为必要也。若应用文之范围，可大分交际应用文及公牍应用文，约据应用文三项，于学者毕业后服务社会，颇为需要，用是选习者多与。各体文习作虽亦可注重应用，然公牍约据，胥有成规，似不宜并未一谈也。

这封长函以《再论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与朱自清教授书》为题刊在吴宓主编的《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第8期（1947年2月3日），署名程会昌，但略去了提称词、启辞、结语、祝词、署名和日期等。此函史料价值丰富，有助于了解程千帆前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与朱自清、吴宓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程千帆、朱自清以及民国大学文学教育的讨论

▲程千帆《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

1938年，朱自清、罗常培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草拟了一份《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经修订后于次年8月颁布。但是这份科目表引发了学者们的辩论，程千帆、佘贤勋、朱光潜、张守义、王焕镳等从科目设置、授课时长、选修或必修等方面作了广泛的探讨，其中程千帆《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发表在《国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他曾忆及此文的刊发经过：“那个时候恰好国民党教育部颁布了一个新的课程表，我不大满意。其实那个时候我人还在技专，没有到中文系教书，我就写了一篇《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投给《国文月刊》。余冠英主编这个杂志，他看了很高兴。不晓得什么原因，西南联大的人也不满意这个课程表。但并没有发表评论。他一看到我的文章，就把它发表了。”查阅史料，程千帆是第一位对科目表作出批评的学者，他指出其存在“七失”：“一曰基础之不足也”、“二曰先后之失次也”、“三曰轻重之无当也”、“四曰本末之不揣也”、“五曰习作之不足也”、“六曰流别之不明也”、“七曰名称之不一也”。又针各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如在补足“基础”方面增设必修科目“国学概论”、“目录学”，以使学生博识洽闻；在调整“轻重”方面，不作群经子史的分类，而设立中国文学专书选读科目，同时改变一些专史类课程的修习次序、学分，以及对调某些必修与选修科目。程千帆对大学文学教育有持续、深透的思考，1942年10月他的另一篇文章《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在《国文月刊》第16期刊出，重点揭批了大学中文系教学的两大弊病：不知教学与研究不是一回事，因此用研究的方法教学；不知考据与词章不是一回事，因此用考据的方法治词章，其实两者皆不可取，进而力谏大学教师改变教学方式。

而受到质疑的朱自清也在1942年7月草撰了《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集合了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等人的意见修正后刊于同年9月1日《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他对朱光潜、程千帆、张守义等人的观点作了直接回应，详细的阐述了他与罗常培起草科目表时的思路和各个层面的考量，并作了一定的调整。1943年秋，读到朱自清回应文章的程千帆去信（即上引长函）再次陈述自己的看法，其中既有认同，也有异议。从信中可以看出程千帆对大学文学教育有着宏观的认识与整体的把握，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此外，也能了解程千帆的一些学术观点与文化理念，如如何展开文学史的研究，如何建立批评之学等。9月19日，朱自清复函：

顷承损书论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兼文赐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纲要一通，感谢感谢。尊论翔实可佩。只以开课伊始，未能逐条商榷。尊意历代文选第一段可删，鄙见极以为然。文学概论一目，私意文学批评可以包之。概论似终嫌画廊（注：似应为“蛇”）也。余尚待详论。王驾吾先生意见，亦尚未敢苟同。容稍暇当就来教详陈鄙见。先此奉复，不备。

弟朱自清顿首

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这也是一封佚函，未为朱自清文集所著录。由此可见，程千帆、朱自清关于大学文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并不限于公开出版物上的论辩，私下也有深度的交流。在讨论中，朱自清见识了程千帆的才华，对其关注也多了起来，从1943年9月至朱氏去世期间，程千帆之名在《朱自清日记》中出现了近四十次。1944年5月30日，朱自清阅读了程千帆关于韩诗的论文。同年7月中旬至9月底，朱自清逗留成都，与程千帆有了直接接触，彼此之间的来往也逐渐频密。7月21日，朱自清计划过访程千帆，惜未寻得住址。8月1日，他们与叶圣陶、萧公权等在少城公园聚会，“午后，王楷元来，佩弦来，程会昌夫妇来。王与程皆闻余言佩弦近日来，故来会晤也。程又携一殷梦伦君，川大教师。谈有顷，共往少城公园，绿荫阁吃茶，佩预约萧公权及某某二位已先至，于是群集围坐。萧与佩皆出诗稿，诸人传观之。如此茶客实为少见，然亦略有酸意矣。余与楷元及程夫人谈。程夫人通词学，所为词甚有佳处，今在金陵大学任课。非苏人而久住苏州，一口吴语。”8月3日，程千帆来访；10日，朱自清回访。13日，程千帆登门并有赠诗；14日，朱自清致信程千帆，赞其诗“风调高妙，循诵再三，不忍释手，感荷感荷。颇思和作，但有数韵甚险，恐举鼎绝膑，容徐徐为之。《萧萧》与《世味》二律，格高韵胜，前篇淫韵，次篇前三韵，尤所心赏，佩甚。醉中一篇，朴实有味，以俗为雅，甚得江西法，亦所偏爱也。”15日，朱自清即赋《答程千帆见赠，即次其韵》四首。16日，朱自清访程千帆，不遇。17日，程千帆回访，并赠书多种予朱氏。24日，朱自清访程千帆，并同进午餐。9月2日，朱自清致信程千帆。26日，殷孟伦召朱自清、程千帆夫妇等宴饮。此后，但凡朱自清到成都定会与程千帆宴集、晤谈，如1945年7月9日他们曾共论陈寅恪之学说，“程千帆、刘君惠、高石垒下午来访。一同去望江楼茶座。千帆携已故黄侃之女婿潘石禅同往，谈论有关文学的一些问题。千帆讲述寅恪对《长恨歌》中汉皇与成都道土之解释。彼认为此二处系指汉武帝与吉夫人故事。千帆从此解释中推论曰，《圆圆曲》中西施与吴宫故事系从《长恨歌》中得到启发的。这些谈话颇有见解，余甚感兴趣。”在朱自清去世前，程千帆始终与其保持着书信互通。直至晚年，他还多次谈到朱自清等前辈学者对他的影响。

（二）程千帆、吴宓以及《武汉日报·文学副刊》

▲吴宓1946-1948年日记

1944年秋，吴宓由西南联大转到成都燕京大学执教，并兼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不久即与时在成都的程千帆夫妇结识，他们常聚一处宴集酬酢，或议论时事，或探讨诗文。吴宓受聘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后，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了。1946年11月17日，吴宓得《武汉日报》社之邀主编文学类副刊，应允后决定请程千帆一同编稿，据其日记，“王嗣曾（楷元）来访，遂约同饭。王代《武汉日报》约宓主编《文学周刊》，宓允之，商定大体办法。……宓访昌（程千帆）、棻（沈祖棻），邀昌助宓共编《武汉日报·文学周刊》。”11月25日上午，程千帆为《文学副刊》事过访吴宓。傍晚，吴宓回访，“夕，访昌，晤棻，谈《文副》事。宓议昌助宓征求并整理稿件，愿分编辑费总收入之半与昌。宓归撰节略数条，拟采包办制。《文副》每期索报馆十万元，稿费由宓支付。昌则力主其所征得之稿，一律以千字＄8000奉酬，宓颇患昌之专断而致龃龉也。”其实，吴宓对此副刊兴趣不大，而是打算另办杂志，因此想让程千帆代为主编，“夜中静思，乃欲专编撰一《文学与人生》周刊，以宓个人之精神与文章为主，俾崭然特异，易见精彩，而此事在宓之一生为进化之最后一段工作，不为逆流或旁骛。如是，则心安意得，不苦烦劳，而荐昌于《武汉日报》，为《文副》主编，亦可施昌之力与志也。”好友金克木也建议吴宓放弃，“力赞宓独编撰《文学与人生》。勿与昌合编《文副》，俾精纯一贯，免贻世讥，且《大公报·文学副刊》盛业难继，而胡适、杨振声、沈从文等之主编《大公报》文史、星期文艺等，亦难与之抗衡。”出于各种考虑，吴宓终究还是承接了下来。

1946年12月9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正式出版。起初，报社每月支付吴宓编辑费十五万元，程千帆顾问编辑费八万元。1947年2月3日，副刊第八期刊布了一则简易的征稿通知，收稿人即为吴宓和程千帆：“本刊态度完全公开。内容范围甚广。考证、创作、批评、研究悉皆收纳，又不立宗派，不持主义，文体形态亦不拘一格。但每类之稿，务取精上。极欢迎远近各地人士投稿。稿费为每千字暂定国币六千圆至八千圆，登出后，由《武汉日报》社尽速致送。稿件请寄交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吴宓教授，或程会昌教授收为便。”可仅仅数月后，吴宓就因版面设计、编辑费等与报社矛盾频起，并多次试图提出辞职，改由程千帆主理。经徐嘉瑞、王楷元、程千帆等人规劝，副刊得以继续刊行。最终，副刊还是在勉强持续了约一年后停刊了。直到1948年1月，吴宓还为稿费，以及程千帆等人的薪津问题致信报社社长，斥责其无信义。

担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顾问编辑期间，程千帆主要负责接收、推荐稿件，并协助吴宓编稿。同时他也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种作品，分别为：《校讎目录辨》（1946年12月9日第1期）、《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1947年4月14日第18期、4月21日第19期）以及致朱自清函。

提及此信，还有一个小插曲，其中说到“惟叶石荪淹逝”，其实当时叶麐（字石荪）仍然健在。于是编者又在《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第九期发表了一份“重要更正”：

本刊第八期《再论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一文，第二栏第三十九行“惟叶石荪淹逝”句，“逝”为“通”字之误排。叶石荪先生刻在成都，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恐滋误会，特此更正。

通读程千帆诗文，未见其谈论编辑《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的经历，也基本不提及吴宓，翔实记录其生平事迹的《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对此亦付之阙如。无疑，上述史实的考辨可以填补此空白。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作者为江西省委党校文化与科技教研部教师，感谢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