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 | 历代贬杜论的谱系（上） ：宋明清三代对杜诗的批评

▲杜甫画像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身后并不寂寞，为此担忧的杜甫更不寂寞，他肯定想不到自己未来的名声甚至凌驾于李白之上。是啊，他有什么理由这么想呢？难道他会认为自己比李白更有天才，更有创造力？且不说后世尊他为“诗圣”的那些理由他断不会先知，即便朦胧意识到，大概也无助于提升他的自信吧？难道他会糊涂到以为自己的“每饭不忘君”竟比？垂老带病投李光弼军效力的太白更值得尊敬？他的各体诗作，顶多只有七律敢自居领先吧？五律、七古能平揖太白已很满足，乐府和绝句肯定是望尘莫及。若按单项成绩来计全能总分，老杜要输太白一筹那是一定的。但杜甫幸运的是活到了大历五年(770)，那些感时悯乱、忧国忧民之作为他挣了分，最终以道德加分与太白并列第一，在许多人眼中或许他还要胜出。 

“诗圣”的光环隐没了杜甫作为凡夫俗子的平庸的一面。随着时代的推移，他的人格和才华日益为后代诗家所尊崇膜拜，甚至他的缺点或败笔，也会被付以“杜则可，学杜则不可”的特殊优待。经过当代杜诗学或批评史著作的梳理，历代对杜甫的评价已清楚地呈现为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然而，仅凭常见的书籍，我们也知道杜甫在历代批评家眼中是有不同评价的。 

过去研究唐诗的学者有一种印象，杜甫在唐代无论生前身后都颇受冷遇，传世的唐人选唐诗中只有韦庄《又玄集》选了杜诗，失传的顾陶《唐诗类选》可知是尊杜的，但直承韦庄的韦縠《才调集》作为唐代最大的选本，却不收杜诗；白居易对杜甫也没有太高的评价，这似乎都反映了唐人的一般评价。但这只是很片面的看法，也没有什么说服力。陈尚君的研究已证明，杜诗在中唐到宋初甚为流传，且是最早被刊印的书籍之一。姑不论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以集大成推许杜甫，只看目空一切的狂才任华仅存的三首诗，一首赠李白，一首赠杜甫，一首赠怀素，也可以想见，与诗仙、草圣相提并论的杜甫绝不可能是等闲之辈。 

应该说，杜甫从一开始就是“起评分”很高的，后来随着杜诗被经典化，这才出现了非议的声音。历来杜诗注家，爱杜心切，对否定杜诗的议论莫不视作“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20世纪以来，杜诗学论著一般只关注肯定性的评价，而很少顾及负面意见。专门谈到历史上非杜议论的著作，只有台湾学者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一书。作者从“诞于言志”、“风雅罪人”、“开以文为诗之风”、“伤于太尽”四个方面来展开讨论，有一定的启发性，不过涉及面还较窄。其中“开以文为诗之风”一点，除了施闰章批评宋人学杜“以诗当文，冗滥不已，诗遂大坏，皆老杜启之”，并未举出正面批评杜甫的例子。后来周勋初老师有《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一文，主要是针对郭沫若对杜甫的批评，辨析杜甫与当时一些人物的关系，不涉及对杜诗艺术的评价。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开始注意历代杜诗评论中的否定意见，如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都注意到后代批评家对杜诗的否定性批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管见所及，对历代杜甫评价中负面意见的专门讨论，还没有人做过，而这却是我们考察杜诗经典化过程时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想就我历年搜集的资料，将历来对杜甫的批评意见作个粗略的梳理。 

一、宋人的非杜之论 

杜甫到中唐被许为集大成的诗人，还只是在技术层面获得定评。后来所以能成为“诗圣”，与宋代形成的两个神话有关：一是忠君爱国，所谓“一饭未尝忘君”，出自苏东坡《王定国诗集叙》；一是语言典雅，所谓“无一字无来处”，出自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宋代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伯既树此义，举世奉从，杜甫由是登上诗歌殿堂最尊崇的位置，被尊为“诗中六经”。

然而考诸文献，杜甫在苏、黄之前是不太走红的，宣称“子美集开诗世界”(《赠朱严诗》)的王禹偁，并不学杜而是学白。西昆诗人杨亿则讥杜甫为村夫子，后人揣测其意，“谓杜为村者，岂以其秀句少耶？”或许不无道理。其实当时几乎就看不到推崇杜甫的人，包括欧阳修在内。据陈师道说：“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也记载，欧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攽每不然之。欧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刘攽道：“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欧公赏其辩给，一笑置之。对这则佚话，许学夷曾有一个解释：“至和、嘉佑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杨大年、钱希圣、晏同叔、刘子仪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公又矫其弊，专以气格为主。子美之诗，间有诘屈晦僻者，不好杜诗，特藉以矫时弊耳。”此说相当有道理，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杜诗受到重视看来是从庆历间开始的。据叶适说：“庆历、嘉佑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则杜甫之为诗家所宗，是与江西诗派的宗尚分不开的。陈师道说：“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更具体地告诉我们，黄、谢二人是开风气的诗人，则黄庭坚之学杜也与家学渊源有关。自江西派风行于世，杜甫遂为诗家所独尊，《蔡宽夫诗话》说：“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明白这风会转移之迹，杜甫在宋初的遭遇也就不奇怪了。叶适说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将杜甫排斥在“唐人”之外，固然表现出他以晚唐为唐诗主流的观念，同时也暗示了杜甫作为超一流诗人要入某个诗史时断的困难，这到后代有时成为难以确定杜甫的诗史位置的原因。 

江西诗派为诗最重句法，讲究用典，因而专奉老杜为楷式。黄庭坚最推崇杜甫夔州以后诗，尝言：“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此说虽有见地，但却不尽为人认可，到南宋朱子即已提出异议：“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朱子颇好《选》体，对杜甫学《选》的少作尚不否定，而对于晚年自出机杼之作便不予首肯：“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这是嫌老杜夔州以后诗不如早年爽利。又云：“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这是说夔州以后诗每逸出常规。又云：“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其晚年诗都哑了。不知是如何，以为好否？”这是说老杜晚年诗声调不复如以前浏亮。又云：“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这又是批评杜甫晚境作诗多随心所欲，率意为之，押韵也不讲究。最后盛赞太白是圣于诗者，分明褫夺了老杜的“诗圣”尊号。饶宗颐先生认为：“朱子持论之异，由于为诗之路数不同，朱子不尚新奇，而主萧闲淡远……故其论诗似颇抑杜扬李。”这是非常中肯的。饶先生还指出，朱子病杜诗之繁复，可能是受叶梦得影响。《石林诗话》有云： 

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至《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

实际上《八哀》诗的烦絮不光是铺陈的问题，还有意脉不清的毛病，故后人往往指责其嘽缓冗遝。 

杜诗的无一字无来历，经黄山谷倡言后，成为后人崇拜杜甫的一个神话。其实到南宋晚唐体流行起来后，这一点就遭到了批评。刘克庄说：“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这是江西诗派中人的切身反思，将“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诗辩》)的流弊归结于杜甫，暗示了杜诗经典化所立足的理论基础已被动摇，并将产生相应的转移。 

二、明代诗家对杜诗的批评

南宋后期，以江湖诗人为代表的诗坛主流，以清浅流易为尚，主要取法中晚唐诗，遂以大历诗风及步其后尘的晚唐诗风为“唐体”，以别于杜体，普遍尊唐而不宗杜。蒙元一代诗家多宗李贺，像元好问这样师法杜甫的作家似不多见，对杜诗的评论相对也较冷清。明代风气一变，从开国名臣刘基开始就奉杜甫为正宗，后来诗坛盟主李东阳和前后七子格调派诗人莫不师法杜甫的古近体诗，七律一体更是用心揣摩，深得老杜神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注意区分唐音与杜格，对杜甫渐多批评，这已为研究者所注意。事实上，明人鉴于“杜诗魔宋”的教训，对宋人学杜的流弊一直抱有警惕，在师法杜甫的同时也不断地对其典范性加以质疑乃至某种程度上的颠覆。 

首先，他们对宋人津津乐道的“诗史”之说提出了非难。杨慎《升庵诗话》有专论“诗史”一则，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他以《诗经》为据，认为“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不像杜诗直陈其事。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总之，在他看来，“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这里的批评矛头虽主要是指向宋人之不善学杜，但杜甫“诗史”本身不用说是遭到否定的。后来王世贞的辩驳也未能消除升庵此说的影响，到清初王夫之仍不赞同“诗史”之说，说论者以“诗史”许杜，属于“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

其次，对杜甫自视甚高的诗歌声律也有人提出批评，如何景明说“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他认为诗本是可歌的，哪怕唐初四杰辞采去古已远，“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但杜甫却丢掉了这一传统，丧失了诗的歌唱性。而这又与杜诗缺乏“风人之义”有关： 

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睢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

他的批评角度迂远而独特，谈音乐性最后拐到表现方式上来，嫌杜甫吟咏时事，很少像汉魏诗那样托诸夫妇，故缺乏风诗的比兴婉曲情调。杜甫作为超一流诗人难以纳入具体诗史时断的特徵，在格调派的接受和评价中再次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七子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杜甫古体已如何景明所言，抛弃了汉魏古诗的比兴传统，其近体又岂同于盛唐人的高华浏亮？多的是沉郁顿挫，兼风尘苦语。如果说前者还能为李梦阳辈步趋摹拟，后者则多地见弃于升平时代的诗家。 

到嘉靖、隆庆之际，对杜诗的负面批评意见明显高涨，以致于清代仇兆鳌都注意到，“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杨慎的诗话确实常有诎杜之说，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明中后期对杜诗的评价。陆时雍《唐诗镜·绪论》对李杜韩白都有非议，只推尊王韦两家，甚至倡言“摩诘不宜在李杜下”。他对杜甫的批评是诗的情特调过于凄苦：“杜少陵《怀李白》五古，其曲中之凄调乎？苦意摹情，过于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别》诸篇，穷工造景，逼于险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则。”这种论调看上去很难让人接受，但如果我们知道陆氏持论有神韵派的倾向，就容易理解他的出发点了。试想以王渔洋的趣味，会不会喜欢这些作品呢？ 

主盟清初诗坛数十年的王渔洋，世皆传其不喜杜诗，这实在是个误会。但要论其家学，却的确不是崇尚杜诗的。其叔祖王象春是明代少见的严厉批评杜甫的诗人，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天津图书馆藏有一册《读杜诗》卷四、《读李诗》卷二的合订本，题东海王象春季木甫著、兄王象艮伯石甫校，便是王象春读李杜诗的批本。其中对杜诗的批点很少正面评价，不少诗句遭到他的严厉指斥： 

《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一“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殊少含蓄，死板对语。 

《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杨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遂开山人游客打秋风口角。 

《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浅俚而腐，大类安窝中话头。余谓诗无唐宋之分，信然。 

《江村》“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与“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二结语，又腐又滞，俱累其全璧。 

《九日兰田崔氏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此翻案之最丑拙者。 

《蜀相》“两朝开济老臣心”：学究滥语。 

《又作此奉卫王》：“远开山岳散江湖”一句自精，余俱学究滥语。 

《人日》：一首亦匀妥，但“剑佩冲星聊暂拔，匣琴流水自须弹”一联，是后世恶诗鼻祖。 

《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贫趋相府今晨发，恐失佳期后命催”：二句陋甚。至“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是纱帽诗宗法杜老第一恶句。 

他还指摘杜甫用字之拙累，如谓《紫宸殿退朝口号》“会送夔龙集凤池”一句，“夔龙二字谀而无味，亦不雅”；评《早朝大明宫》诗，以为“实非唐人绝唱，不知前辈何以恁般惊叹，恁般作兴他。想来只是俗子取他官样，便于在公所拿腔朗诵无避忌耳。‘诗成珠玉在挥毫’以下三语恶陋而谀。每读杜至此，几欲将此老易位”。这倒还不算太过，两首庙堂诗本来就不是什么佳作。而论《诸将五首》、《秋兴八首》，说“两诗乃老杜之一般，且多累句，如‘诸君’、‘只在’、‘主思’、‘军令’，如‘安危’，俱打油”，就未免太苛刻了。这些作品甚至让他“几欲将此老易位”即否认其诗圣地位，明代还没见有如此轻视杜甫的。后来王渔洋对杜诗的批抹或许有叔祖的影响在里面。 

到明末对杜诗的负面批评达到了顶峰。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不喜《秋兴》诸篇，而独推“南极老人自有星”几章，被清代冒春荣斥为“何啻啽呓”！陈子龙《左伯子古诗序》也提到： 

有唐杜子美，当天宝之末，亲经乱离，其发为诗歌也，序世变，刺当涂，悲愤峭激，深切著明，无所隐忌，读之使人慷慨奋迅而不能止。然而论者或曰：“是无当于《风》《骚》之旨者也。风人之义，隐而不发，使言之者无罪。而《离骚》以虬龙鸾凤比君子，飘风云霓喻小人，其旨无取于彰显。子美皎然不欺其志，磨切之言，无乃近于悻直。”

这里作为批评目标徵引的“论者”之说，应该代表着当时批评杜甫“近于悻直”的一派意见。这种看法在江南一带可能影响还比较大，为人们所认同。陈维崧论诗承陈子龙之绪论，但他与宋尚木书历举有唐名家，独不及杜甫，这是不是显示了当时诗坛风气的某种徵候呢？ 

明末最重要的诗学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对杜甫也有所批评。他说：“子美《丽人行》，歌行用乐府语，不称。《品汇》不录，良是。《忆昔行》‘更讨衡阳董炼师’，讨当作访，或以讨字为新，不复致疑，安可便谓知杜耶？又篇中如‘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等句，即予所录者，亦不免为累语。至歌行或用俳调，又不可为法。”他不光指摘累语，还指出杜甫歌行用乐府语与骈句的毛病，开了从体制的角度批评杜诗的先声。 

三、清人对杜诗的批评

进入学术风气浓厚、学风严谨的清代，杜诗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在广泛、专门、深入、细致各方面都超越前人，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在明末贬低杜甫的语境中，杜诗在艺术上的典范性和绝对价值虽遭到质疑，但诗人杜甫作为道德典范的地位尚未动摇。易代之后，诗圣的道德品质首先成为诗论家考案的对象。 

钱澄之《陈二如杜意序》首先从道德上解构了杜甫的崇高。针对历来推崇杜甫“每饭不忘君”之说，他辩驳说“凡感物造端，眷怀君父，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独子美为然”，继而历举杜甫行迹，说明唐朝待杜甫不薄，而杜甫却无所报效，一心唯在顾全家室： 

子美以布衣谒帝，面授拾遗。忤旨，出为华州司功，辄弃去客游。朝廷不之罪，仍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赴。竟用严武荐，授工部员外。唐之于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吾独怪子美在蜀，盛交游，即惓惓宗国，当其时严武、高适辈岂无能资给以赴阙者？而乃滞身绝域，托兴篇章，以徒致其不忘君国之意。凡公之崎岖秦陇，往来梓蜀夔地之间，险阻饥困，皆为保全妻子计也。其去秦而秦乱，去梓而梓乱，去蜀而蜀乱，公皆挈其家超然远引，不及于狼狈，则谓公之智适足以全躯保妻子，公固无辞也。且夫银章赤管之华，青琐紫宸之梦，意速行迟，形诸愤叹，公岂忘功名者哉？而专谓其不忘君耶？

这么一来，杜甫就被还原为智足以全身远害，而道德上殊无过人之处的一介儒士，于是他断言“子美于君父、朋友、兄弟、妻子之间，一中人之深情者耳，谓为有诗人来一人，过矣！”他的分析和论断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杜甫毕生的行迹，而不是唯读杜诗，就会认同他的见解。对于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钱澄之没有否定元稹的集大成之说，但将范围作了限定，以为“其奇在气力绝人，而不在乎区区词义之间也”。“如以辞而已，集中有句涩而意尽者，有调苦而韵凑者，有使事错误者，有出词鄙俚者，有失粘者，有失韵者，有复韵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气力浑沦磅礴，足以笼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细议其弊。宋人奉之太过，谓其弊处正佳，从而效之；又为穿凿注解之，以讳其弊，其去诗意愈远”。时至今日，如不正视杜诗的疏漏，“且守其一字一句为科条，确然为不可易”，便致于“其气与力不可得而言也，而其词之弊亦有不可解也”。因而他认为读杜诗须得其大意，而勿求甚解。只有这样，方能得其所长，不为其弊所惑。这一番论析与其说是抉发了杜甫的独到成就，还不如说是去除了笼罩在杜诗上的神圣光环，替王象春将“诗圣”拉下了神坛。 

王夫之论学论诗最痛恨明人的门户之习，杜甫因为是明代诗坛最大的门户，便自然成为他严厉批评的对象。他的批评也是从道德立场出发，首先在传统的志和情两个范畴中增加了意和欲两个概念，认为“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若“意封于私，欲限于小，厌然不敢自暴，犹有愧怍存焉，则奈之何长言嗟叹、以缘饰而文章之乎？”然后考之诗史，“二雅之变无有也，十二国之风不数有也，汉魏六代唐之初犹未多见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安、陆机之险，沈约、江总之猥，沈佺期、宋之问之邪，犹有忌焉”，而杜甫则毫无掩饰：“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则其诗曰‘窃比稷与契’；迨其欲知迫而哀以鸣也，则其诗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由是他断言：“杜甫之滥百于《香奁》。不得于色而悲鸣者，其荡乎！不得于金帛而悲吟，荡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他对杜甫道德品格的指责，比起钱澄之来更是空前地严厉。在评徐渭《严先生祠》时又说：“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这一批评措辞也很严厉。 

在诗歌艺术上，王夫之对杜甫的评价同样不高，说：“杜本色极致唯此《七歌》一类而已，此外如《夔府》诗则尤入丑俗。杜歌行但以古童谣及无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兰诗》与俗笔赝作蔡琰《胡笳词》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处。高者为散圣，孤者为庵僧，卑者为野狐。”又说杜甫一再称道庾信“清新”、“健笔纵横”，而自己所作却是“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至于‘只是走踆踆’、‘朱门酒肉臭’、‘老大清晨梳白头’、‘贤者是兄愚者弟’，一切枯菅败荻之音，公然为政于骚坛，而诗亡尽矣”。王夫之虽然是个有见识的诗论家，但他在某些方面观念是有问题的，艺术感觉似乎也不太好，因此他有些批评决不可轻从。比如评《后出塞》云：“直刺牛仙客、安禄山。祸水波澜，无不见者，乃唯照耀生色，斯以动情起意，直刺而无照耀，为讼为诅而已。”又云：“杜陵败笔，有‘李瑱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似这般反对诗歌直接抨击现实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偏见。又比如说： 

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气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

这也显得持论太苛刻。简恩定先生认为，王夫之的杜诗批评“虽有批驳过当之处，然而仍不失其客观分析之地位，而最具意义的乃是全就杜诗来加以论析，而不受其为人传诵的忠君爱国思想所束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的看法是王夫之这些议论基本上没什么批评价值，适足暴露出他文学观念的狭隘和审美鉴赏力的欠缺而已。 

谈论清初诗人对杜诗的非议，不能不提到王渔洋，他不喜欢杜诗是出名的。赵执信《谈龙录》载：“阮翁酷不喜少陵诗，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赵执信和王渔洋关系很近，后人多信从其说，世间甚至流传有渔洋批杜的伪托本。其实王渔洋对杜诗下过很深的功夫，他评读杜诗起码有两个本子：一是与西樵同评的选本，两家各出己见；另一种是《钱注杜诗》。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见于《师友诗传录》，大致不异于传统的集大成之说，唯觉“绝句不妨稍绌”。其他批评就很少，甚至偶有攻击杜甫的机会他也不用。比如刘大勤问他对杜诗全句用经语的评价，渔洋答：“以《庄》、《易》等语入诗，始谢康乐。昔东坡先生写杜诗，至‘致远思恐泥’句，停笔语人曰：‘此不足学。’故前辈谓诗用史语易，用经语难。若‘丹青’二句，笔势排宕，自不觉耳。”如果他真不喜欢杜诗，东坡的批评不恰好是个顺竿爬的机会？但渔洋却反而替杜甫回护。当然，有些作品如《八哀诗》，他还是不假辞色的，不过也只是众多批评者中比较温和的一位而已。

不管怎么说，自从清初批评家颠覆了杜甫道德上的崇高感，诗坛对杜甫的批评就愈加严厉起来，到康熙中期甚至形成一股贬低杜甫的风气。康熙三十三年(1694)，冉觐祖撰《莘野集序》提到： 

厌常喜新，翻尽窠臼，前贤所论定，弃者取之，取者弃之，色求腴而气骨渐凋，意欲逸而音节不振。宋元诸家迭出相轧，不仅如昔所云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已也……诗道当极变之日，论者于少陵非不阳为推崇，而阴寔背之。既已背之，将必有厌薄之心，而特不敢形诋讥于口，畏其名耳。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沈德潜作《遣兴》(其七)还不免感慨：“杜陵岂是村夫子，一任儿曹笑未休！”他将这股贬低杜诗的风气归结于钱谦益提倡陆游、元好问诗和冯氏兄弟推广晚唐诗风，曾在《顾南千诗序》中指出： 

前三四十年，吴中谈艺家或仿南宋，或摹《中州》元人，或竟趋《才调》、《香奁》、《西昆》倡和之类，而于杜陵之沉雄激壮比诸鲸鱼碧海者，屏不欲观，甚或取而相讥，目为粗豪之祖，云吾得之钱牧斋尚书云尔。

杜甫被经典化主要出于宋代江西诗派和明代格调派的尊崇，清初经钱谦益提倡宋元诗，接着王渔洋神韵诗风又主宰诗坛数十年，杜甫的影响力大为减弱，诗家对杜甫的评价也摆脱往昔的神化色彩，而能以平常心趋于客观的讨论。简恩定先生认为“清初诸家轻杜之说，实际上即是代表着他们对于旧有文学理论的反省与考察”，因此他们的杜诗批评“已能摒弃情绪化的语言而出以较为客观之臆断”。这是从文学观念变迁的角度得出的同样结论，值得听取。晚近王守恂《点读杜诗即题其卷首》云：“纷纷好恶亦何尝，得失还须自主张。读古人诗高著眼，蚍蜉撼树不嫌狂。”这也可以说是清代诗家对待杜甫诗歌的基本态度，他们的批评也因此遍及杜甫的各个方面。 

首先，对杜甫忠君爱国的神话不断有人提出质疑。郑性《黄上伯不惊草序》云：“少陵之诗，人咸称其忠君爱国，吾阅其全集，见其在蜀时依严武，饮酒迁延，于君国无甚剀切激发。其性情变化何如，楮末毫端，真情难掩。”这相比钱澄之的说法同样不失为诛心之论。赵士喆论杜诗：“尝摘其似初唐晚唐宋人并有宋人所不为者以示戒，云：‘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此非初之巧而纤者乎？‘友于皆挺拔，公望各端倪’，此非初之拙而滞者乎？‘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此非晚之情真而流于俗者乎？‘鹭鹚窥废井，蚯蚓上深堂’，此非晚之景真而流于鄙者乎？‘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大类康节、紫阳之作；‘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则紫阳所不屑，想当日为俗人设耶？诗主性情，夫人知之，而不知性情亦有贞淫雅俗之判。”李光地也冷峭地讥讽：“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点自见不足处，只觉从十来岁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实则认为杜甫好作大言而无实际才能的不乏其人。晚清施山《戏题杜集》云：“词章万古此江河，契稷其如褊躁何。高论可怜无切用，人间名士散材多。”这都是从道德、性情角度对杜诗所作的非难。杜甫的崇高地位一半是靠人格和道德的光辉赢得的，在这方面一再遭到质疑不用说会影响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郑性《黄上伯不惊草序》还对杜甫的艺术观念加以指责：“世之言诗者皆以少陵为宗，而吾窃谓其非诗人。第就其‘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语勘之，则已大远乎圣人存三百篇之本旨矣。圣人之存三百篇也，存其近人，不存其惊人。若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则三百篇亦应语不惊人死不存矣。”到晚清有些批评家就杜甫对才能的运用也提出了非议： 

杜陵七绝云：“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喜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又：“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譬之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而爪牙则不灵矣。朱老、阮生盖同时人，一何粗野；容易、商量亦非诗料。（袁嘉谷《卧雪诗话》卷二）

钱振鍠甚至对自唐代以来已有定论的杜诗集大成之说也加以颠覆，说：“人以少陵诗为集大成，此真污蔑少陵语。夫人中之集大成者，圣人也；诗中之集大成者，不过袭众人之余唾耳。曾是少陵而出此？”钱振鍠原是近代少有的狂才，说诗目空一切，对传统诗学观念做尽翻案文章。他还说：“俗子以杜诗为工，余以为不工莫如杜。论杜者不当以工不工较量也。欲求其好处，先看其全部，不可以一首求之；看其全首，不可以一字一句求之，否则所得皆糟粕耳。”这虽肯定了杜诗整体的好，但同时又承认其局部是不值得称赞的，因此他不光指出长排疵句之多，甚至乾脆断言“杜诗无百字无疵者”。这其实不是什么新奇的说法，清代诗论家对杜诗艺术上的缺陷，已从各种角度提出了批评。 

蒋釜山作《诗正》，论杜诗之失，一曰太尽，一曰取材无择，一曰比兴少而直叙多，可以说是集中表达了通常对杜诗缺点的看法。友人任源祥却不以为然，作《与蒋釜山论诗书》一一驳之，最后论定“李杜疵累虽多，终为唐人首称”，乃是褒中含贬，先不得不承认杜甫疵累甚多的前提。杜诗号称无一字无来历，但用事屡有疏误，历代注家时有榷正。倪伟人《辍耕消暑录》也举出两个例子：“如‘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之句应用伏生事，然伏生名胜，亦称伏申，无以虔名者。后汉有服虔，又非伏也。此杜老之误也。又，‘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之句，应是用鹤乘轩事。然轩，大夫之车也，误以为轩垣之轩，此杜老之疏也。”杜诗的直露少含蓄，明代杨慎就曾指出，到清代施闰章也批评杜五言古诗“伤于太尽”。由于杜甫自宋代以来已被模仿得太滥，清人对杜诗常怀有一种逆反心理，凡杜甫喜用的一些词语他们都很反感。《采菽堂古诗选》的编者陈祚明曾指摘杜诗中“乾坤”“万里”等大字面，目为“枵句”。而反过来对杜诗的家常和小巧之风，他们同样也不满意。施补华《岘佣说诗》有云：“小巧是诗人所戒，如‘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俳优是诗人所戒，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粗俗是诗人所戒，如‘仰面贪看鸟，回头错认人’之类。虽出自少陵，不可学也。”其中粗俗尤其是清代批评家集矢的一个毛病。明代王象春批杜诗，除了指摘其拙词累句，就常斥其鄙俚。如： 

“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哪送酒如泉”：意既酸乞，词且打油。 

“贤声此去有辉光”、“预传藉藉新京兆”、“青史无劳数赵张”：三句曾打油之不如。 

《季夏送乡弟韶》一首，鄙俚全无可取。 

“楼上炎天”一首是近日山人献谀之诗，“碧窗”“朱栱”字俗；“仗钺褰帷称具美，投壶散帙有余清”，鄙气令人欲呕。 

晚清施补华《岘佣说诗》则说：“《义鹘》、《杜鹃》、《凤凰台》诸诗，虽有寄托，然失之伧，学者不必则效。”又云：“《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首，前辈多赏之，然此诗实有村气，真则可，村则不可。几微之界，学者自辨。”钱振鍠更说：“古称杜诗无所不包，此亦盲语。以余观之，乃千篇一律耳，乌在其无所不包也？其诗虽有粗有细，然终属一种老戆气。”所谓老戆气就是伧气的另一种说法。 

清代是杜诗注释和批评最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杜诗注本，其中对杜诗也不无批评意见，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涉及。这里只能就个人有限的阅读，在鸟瞰清代批评杜诗的主要意见的基础上，大致勾画出清人重点指责的几方面问题。 

>本文原题《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载《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