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 | 莫砺锋：文学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莫砺锋先生

▍一个喜爱理工科的中学生怎会进入中文系？

要是时光倒流五十年，让我回到中学时代，我做梦都想不到要以中文系教师的职业了此一生。我虽然自幼喜爱文学，但语文并不是我最擅长的课程。1963 年，正在江苏太仓县的一所乡镇中学读初三的我在全县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以满分获得第一名，但在作文竞赛中却名落孙山。1966 年，我从苏州中学高中毕业。苏州中学当时名叫“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那是一所远近闻名的重点中学，它培养的中科院院士有三十多人。我在高中里一直偏爱数学和物理，立志要当个优秀的理工科人才。我很想到大学里学习核物理或其他与国防科技有关的专业，但受“家庭出身”的拖累，不敢报考“哈军工”，只能以清华大学为奋斗目标。1966 年4 月，学校里让我们填写高考志愿的“草表”。我本来想第一志愿填报清华大学的数学力学系，但是父亲一定要我考一个纯工科的院系，他认为学工科的人饭碗牢靠，也不大会犯“政治错误”，所以我第一志愿填了清华的电机系，第二志愿才填自己最喜欢的数学力学系。没想到刚填好草表，“文革”就开始了。高考被明令废除了，两年后我就下乡务农去了。“文革”前的高中是文理科不分班的，而且苏州中学的语文老师教得相当好，也鼓励我们多读课外书。在高中的三年里我读了很多跟高考没什么关系的课外书，包括不少文学作品。可是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中文系发生关系，更没想到会以中文学科作为此生的归宿。然而命运中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命运会强迫我们改变自己的人生设计，我就是一个例子。

1968 年秋天，我与绝大多数同学一起下乡插队，成为一个“知青”。下乡的头一两年，我还不死心，带了一些数学书和物理书去看，但是两年过去，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因为你要是不懂的话就永远不懂，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个坎就怎么也过不去了。所以勉强坚持了一两年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逐渐调整为专读文科书籍了。但那时的读书基本不抱什么功利目的。我“家庭出身不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专门名词意味着被打入另册。虽然到了1970 年左右，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我绝对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当然我也不能被“招工”当工人，更不可能当兵，这些离开农村的道路都行不通。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但是我还是喜欢读书，因为一天到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单调，很无聊，很苦闷，所以总想弄点书来读读。那时不像现在，人们想读什么书就能读什么书，那时农村连报纸都没有，所以我不可能制定什么读书计划，只能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到手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同一本书。在农村的十年中，我读的书少得可怜。但是那样的读书也有个好处，凡是读过的书，基本上都读熟了。我记得读过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本太平天国的史料集，还读过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还有一本《气象学教程》。有一次接连几个月没能借到别的书，我就看了几个月的《气象学教程》，现在还记得好多观云识天气的谚语，比如“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之类。

岁月蹉跎，转眼十年过去了。1977 年底，高考恢复了。当时我已经迁到安徽泗县的农村，身份仍然是知青。我立即跑到公社去报名。我确实很想上大学，我的大学梦虽然已经中断了十二年，但毕竟是“人还在，心不死”啊！没想到那年安徽省的高考(1977年的高考是分省命题、招生的)有个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二十五周岁，只有个别“学有专长”的考生才能适度放宽。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周岁了，按照规定不能报名了。当时我是全公社“插龄”最长的知青，有几个公社干部很同情我，就帮我出主意，让我说自己在英语方面“学有专长”，因为我那时正在自学英语，老乡都知道我常看“曲曲弯弯”的书。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在安大外语系读了一年后，因为想把每月十八元的助学金增加到三十五元，就跟着几个同学提前报考研究生。可是当时我还没学第二外语，不符合外文专业的招生条件，于是糊里糊涂地报考了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从此与李、杜、苏、辛朝夕相伴了。后来我得知导师程千帆先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但是他家境贫寒，开学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昂贵，而中文系学费低廉，就临时改上中文系了。原来我们师生二人都是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的，要说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双重的缘分！

▍你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为啥还要读书？

我在农村的十年，生活非常艰苦，处境也很艰难。作为“出身不好”的知青，真是“十有九人看白眼”。对我来说，十年的插队生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耗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年华，就学会了使用锄头、镰刀，每年的劳动成果只有千把斤粮食，当然是蹉跎岁月。前几年纪念上山下乡若干周年，有人说什么“青春无悔”，我听了非常反感。我到农村去并不是自愿的，说不上什么“无悔”。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农村生活确实艰辛，我呆的那个村庄不通电，点灯的煤油又是限量供应的，晚上经常要摸黑吃饭，更没有灯光读书。那段经历可能在我的性格中增添了几分坚韧、淡定的因素，后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沮丧，“曾经沧海难为水”么！插队十年，青春黯淡无光，茅檐下的读书便是那段艰苦岁月中唯一的亮点。是读书滋润了我的心灵，是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三十年后回忆往事，那段经历仍然难以忘怀。

我在农村读了十年闲书，后来渐渐地把阅读重点转到古典文学上来，真正的原因是想寻求精神上的安慰。独自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插队，完全看不到前途，心情十分苦闷。而古代文学中的好作品，多数就是抒写心中牢骚的。所以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看看他们是如何度过人生中艰难困苦的阶段的，也可以从中受到启发。此外，古人作品中表现出那种面对艰难困苦的洒脱和尊严，虽然我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样的文字依然会深深地打动我。我读古人作品的时候，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会觉得古人并不那么遥远，我并不孤独，古人也是和我有一样的遭遇，有一样的感受。我特别喜欢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那时候我下放在江南，春寒料峭的时节，夜雨潇潇，我独自在茅屋底下打发长夜，深切感受到后主词的境界。虽然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种情感体验，却是和普通人相通的。王国维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意思就是他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同情心。我在茅檐下的读书情景，最像陶渊明，因为我与陶渊明一样，必须在“既耕亦已种”之后才能读书。在夏收夏种、秋收秋种，还有种双季稻派生出来的“双抢”那样的大忙季节里，我干完一天活，吃过晚饭后就累得瘫在床上，即使有油点灯，也绝对没有精力再读书。只有在农闲时节，出工迟而收工早，每天都有点读书的时间。雨雪霏霏的日子更好，我可以读一整天的书。我捧着书本站在窗前大声诵读，也没有人会听见。我的茅屋孤零零地站在河边，与队里的几个村落都有一段距离，雨雪天连鬼也不会上门的。我读着心爱的书，暂时离开了眼前的现实世界，也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

那时在农村里是不可能系统地自学任何学科的。我当时只是胡乱地看过一些书，其中也包括一些与古代文学有关的书。现在回想起来，我读过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云翼的《宋词选》，以及《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我能得到的书特别少，所以也就看得特别细，反反复复地看，凡是可以背诵的内容，基本都看到能背诵为止。《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基本都能全文背出。农闲的时候，我还无师自通地学了一些诗词格律，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格律基本搞懂了。因为农闲时有的是时间，很多知青下棋打牌，或抽烟喝酒，但我一直迷恋读书。说实话，当时读书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报上成天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一个插队知青读点闲书能有什么用？不但没有用，反而有反面作用，比如大队干部就多次说我老看“封、资、修”的书，就可是一个不轻的罪名啊。至于后来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跟那个时候打下的背诵基础发生了关系，完全是意外的收获。套句俗话，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1979 年我报考南大的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虽然我没有读过中文系，但是几门专业课都考得不错。古代汉语考了九十八分。一是因为中学基础打得好，苏州高中的语文老师上课讲得非常透彻。二是我在农村读过王力的《古代汉语》，又背诵过《古文观止》。那年南大的古代汉语试题，不是让你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很多题目的答案其实就是我曾背诵过的古文，自然不成问题。程千帆先生亲自命题的专业试卷，有一道题是写一首格律诗词，因我自学过诗词格律，就没有交白卷。不过本来想写一首七言律诗，没想到中间两联怎么也凑不好，最后只好舍弃掉，变成一首七绝就匆匆交卷了。

我在农村杂乱无章地读书也有好处，便是读得相当随意，相当轻松，因为你不会想着要从书中获得系统的知识。可读的书太少也有好处，便是读得相当从容，因为你不必急着读完这本书再读下一本。有时很久没有新书到手，便把自己的旧书再拿出来随意翻阅，那几乎就是陶渊明所说的“泛览”和“流观”了。我在十年的插队生涯中没有学到什么系统的知识，但我从书中读到了不少道理，也得到了许多安慰。更重要的是，读书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尽管每天都从村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各种无耻的谎言，却始终不受其欺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最初正是在茅屋底下读到了朱熹的这两句诗，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阻止人们读书，原来那股源源不断地注入人们心田的源头活水就在书本中间。

▲程千帆先生指导莫砺锋读书

▍你在农村的读书与在大学中文系的读书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不同便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简单地说，我在农村读书时的身份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我的阅读是随意的、轻松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现在我在大学里任教，我的阅读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会有写论文、做课题，或是更好地教书等功利目的。有了这些目的，后者当然不会是很轻松的。比如我来到南大中文系后，发现自己基础薄弱，像音韵学等简直是一窍不通，遇到相关的问题都得向人请教。其实我刚入学程千帆先生便觉察到这一点，他为我制定的培养计划便以“恶补”为基本准则。从1982 年开始，我在程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1984 年我博士毕业以前，系里没有招收第二个博士生，所以在将近三年的时期内，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也只有程先生一人具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为了郑重其事，程先生邀请本系的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定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负责指导，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全面、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说实话，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程先生认为，博士生在读期间应该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既要掌握宽广坚实的基本知识，又要学会各种操作技能，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又认为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本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于是，程先生就为我开列了一份必读书目，规定我在学位论文选题之前必须研读以下经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于是，我就根据上述书单埋头苦读起来。我选择了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细读文本。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又如《楚辞》，我阅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总之，经过一年的经典阅读以后，我对唐宋文学的学术源头有了较好的把握，这不但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对我日后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时，就基本上做到了胸有成竹。

尽管如此，业余的读书与专业的读书其实还是相通的。从事文学研究的学人当然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当然完全可能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文献整理、史实考订等距离审美较远的工作中去，但我坚信他们从事这些工作的原初动力就是对古典作品的喜爱。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会心无旁骛地过着坚守故纸堆的冷淡生涯，其深层的动因就是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最初审美体验。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在某项工作中能产生愉悦感的人才可能得出较好的成绩，只要我们读一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闻一多的《杜甫》、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正因如此，当程千帆先生介绍其治学经验时，才会大声疾呼要“感字当头”：“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相信，任何研究文学的人，无论他后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多远，都无法忘记阅读作品时获得的原初感动。文学，尤其是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充满着奇花异卉的百花苑。读者一脚踏进苑门，那满园芬芳定会使他们像杜丽娘一样失声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种由审美震撼而铭刻在心灵上的体验像是初恋者的惊鸿一瞥，又像是皈依宗教者的最初感悟，即使他们日后移情别恋或弃教还俗了，也将永远记得当初的那份欣喜、那份感动、那份虔诚。我相信这是使文学研究者永远保持研究兴趣的原初动力。

▍在农村养成的读书兴趣对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我从事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从兴趣出发的。也就是说，我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愿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比如说，研究唐诗的学者当然应该通读《全唐诗》，有的学者读过十多遍。但是我只通读了一遍，然后就凭兴趣而选择重点来读了。因为我觉得《全唐诗》中有不少“恶诗”，我不欣赏它们，就不想读第二遍。这对我的研究肯定是不利的，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再通读第二遍。当然，寸有所长，这种做法也有好处，那就是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赏乃至热爱的，这样，当我研究它们时，我就会带着几分感情。带着感情来写学术论著，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论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是做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根本意义上的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我只愿意研究大作家。

在唐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李、杜、韩、白和王维、李商隐等人。在宋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人。我的研究重点则是杜甫、苏轼、黄庭坚和陆游。在我的论文中涉及的小诗人，唐代只有薛能一人，宋代只有郭祥正一人，我是把他们当作失败的典型来研究的。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加强对大家的研究”。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轻视别人对中小作家的研究，但我的习惯就是如此，年过花甲，要改也难了。另一个特色也与此有关，就是我的研究较少与文献整理与考证有关，而以艺术分析为主。当然我尽量遵照程先生的教导，要把批评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要把艺术研究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但毕竟有所侧重。我重视文献学研究，我高度评价别人所做的文献整理工作，但是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要让我花大力气来处理那些我感到索然寡味的文献材料，我会感到痛苦、烦躁，心情一不好，工作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不如干脆避短、藏拙。正因为我的研究是从兴趣出发的，所以我从来不制定规模宏大的研究计划，也很少申请研究项目。我的毕业论文以江西诗派为研究对象，写完后觉得自己在这个课题上没有多少余地可拓展了，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其他课题。大致说来，我在毕业后的最初几年里一直在研究杜甫，最初是与导师合作写了几篇单篇论文，后来都编进那本师生合作的杜诗论文集《被开拓的诗世界》了。稍后，我应南大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约请，动手写《杜甫评传》。后来又为研究生开设了“杜甫研究”课程，在备课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写了几篇论文。到了2006 年，应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约请，把这门课的课堂记录编成《杜甫诗歌讲演录》。所以我的杜甫研究前后延续了二十多年。从1995 年开始，我动手研究朱熹。读博的时候对朱熹的材料摸得差不多了，所以直接开始撰写专题论文。前后一共写了十七篇单篇论文，再把它们组装成《朱熹文学研究》这本专著。

回顾我的研究过程，目标集中的时段不太多，多数时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或者说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然，我的研究基本上限定在唐宋阶段，而且集中在唐宋诗歌上。但是唐宋诗歌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我可以在里面随意游荡。我不习惯那种事先选定课题，制定严密的规划，再按部就班地进行研究的路数。也就是说，我不喜欢现在通行的项目管理制度。因为申请项目时一定要把本课题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甚至连最后的研究结论和成果形式也要填在申请表里。我觉得还没开始研究，哪能预料得到什么结论？所以我的多数论文都是偶然冒出来的题目，往往是读书过程中忽有所会，再认真思考，最后形诸文字。有时会得到一个与预想载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我偶然在宋人蔡襄的文集中读到几首曾出现在《全唐诗》中的作品，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书法家蔡襄书写了那几首唐诗，被后人误编进蔡集了。没想到一旦深入探究，结论恰好相反。当然，我也无法逃脱现行管理体制的天罗地网。作为南大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我也曾与学科同仁合作，申请了一个名叫“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宏观”课题，这是一个集体项目，有好几位老师参加，我负责最后的统稿。但是说心里话，这不是我喜欢的研究路数。

▲《莫砺锋诗话》和《漫话东坡》

▍能谈谈你自己关于古典文学的著作吗？

谈论自己的著作，不管怎样都会有王婆卖瓜的味道。我不敢说自己的书有什么学术价值，我只能说我在《唐宋诗歌论集》和《朱熹文学研究》两本书上花的心血较多，我确实是认认真真地写的。当然我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和另一本论文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也是认真写的，但前者受到读博年限的限制，后者中有几篇论文是为某些会议赶写的，写作过程不够从容，文字也有点粗糙，很想找时间来做些修订。不过我真正说得上喜欢的著作并不是上面这几本，而是并非“学术著作”的《莫砺锋诗话》和《漫话东坡》。这两本书我赠送了许多本给学术圈子以外的朋友，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拿得出手的东西。它们都不是“学术著作”，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充当学术成果去应付学校里的工作量考核，但我有点敝帚自珍。我的想法，在《莫砺锋诗话》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当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心里一直有点遗憾，又有几分歉疚。遗憾的是我在论文中无法充分表达我读诗时所受到的感动，因为那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歉疚的是我写的文字尽管浅薄，却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它们与大学围墙外面的人们毫无关系。我很想与所有喜爱古典诗词的朋友(不限于学术圈子)谈谈我最爱读哪些诗，说说我读诗的感想。”又说：“我想写的诗话便是这种关于诗的随笔，是我读诗的零星感想。这些文字里没有考据、论证，也没有注释、参考书目，一句话，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它们发表以后绝对不能算作我的‘学术成果’。我写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某首诗、某位诗人或某个诗学问题有了新颖的观点，恰恰相反，我想说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使有些读后感是我独有的，我也相信在相同的阅读背景下多半会人同此心。虽说‘诗无达诂’，但一首好诗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却是清晰可感的，我想谈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收入本书的四十篇诗话，是我多年来读诗的感想，它们没有什么高深的意思，也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希望它们能在同样爱好读诗的朋友那儿得到共鸣，也希望它们能在暂时还没有这种爱好的读者那儿起到推荐古诗的作用。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古典诗歌是所有说汉语、写汉字的人们的共同财富，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对这份珍贵遗产的继承权。”

身为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又在古典文学专业，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普及方面做一点工作。我前几年到央视的“百家讲坛”去讲过唐诗和白居易等内容，根据讲稿改编的《莫砺锋说唐诗》和《莫砺锋评说白居易》也已出版。最近有一本《诗意人生》刚刚完稿，内容是向普通读者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有典型意义的六位诗人：烈士屈原、隐士陶渊明、狂士李白、儒士杜甫、居士苏轼、侠士辛弃疾。我在此书的导论中说：“上述六位诗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其诗歌创作也各自成家，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环境，他们的诗歌都蕴涵着丰盈的精神力量。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确切地解‘兴’为‘感发志意’，王夫之对‘兴’的作用有更详尽的解说：‘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读诗，阅读本书所选六位诗人的好诗，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对我本人来说，写这样的普及读物比撰写几篇论文更有意义。

▲走上“百家讲坛”的莫砺锋先生

▍你是怎样走上央视“百家讲坛”的？你对“百家讲坛”有什么看法？

我走上“百家讲坛”完全是出于偶然。2001 年，南大百年校庆。南大一向是不事张扬的，它的知名度与其实际水平并不相称。所以校庆办的老师就想借百年校庆稍事宣传，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工具当然是电视了。于是校方与央视联系，由“百家讲坛”栏目组到南大来录制几个文科教师的讲座。为了配合校庆，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当时我在南大的逸夫馆以“杜甫的文化意义”为题做了一个讲座，听众基本上都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讲完以后还有几个回合的现场问答。央视的编导来录的像，后来分成两讲在“百家讲坛”播出了，这是我与“百家讲坛”结缘的开始。到了2006 年，“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我讲唐诗。我知道这几年最走红的“百家”类节目都是以说故事为主的，唐诗中虽然也有不少故事，但唐诗的根本价值却不在那些故事。如果不讲故事而只讲诗歌自身，能否受听众欢迎，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所以当场就谢绝了这个任务。可是央视的编导坚持要我讲唐诗，还答应我以我自己认可的方式去讲，而不一定要多讲故事。于是我冒冒失失地走上了“百家讲坛”，就算是人生的一种特殊经历吧。在大学里讲课与上电视做讲座，最大的不同就是听众的身份不一样。我在南京大学的讲台上已经站立二十多个春秋了，但当我踏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心里仍然有点发虚。因为我在南大讲课，无论是针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讲课的对象都是明确的。我备课时就知道我应该讲什么，也知道同学们想听什么。只要我认真地备了课，我走上讲台时心里总是很踏实的。但是“百家讲坛”就不同了，它的听众身份各异，它的内容也就众口难调。央视的编导让我把听众都假设成初中文化水平，但是我从来没当过中学教师，也不大清楚现在的初中文化水平到底如何。所以到底讲得深一些还是浅一些好，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还有，我平时比较“严肃”，南大的同学常说我“不苟言笑”。第一次试讲后，编导就批评我在最初的十五分钟里两只手一直垂着，一动不动。节目播出后，也有热心听众建议我多笑笑。我后来就尽量多做一些手势，但我的老伴又批评我“手舞足蹈”，简直让我手足无措。

从总的方面来说，“百家讲坛”成为央视的品牌栏目，在广大民众中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播，这当然是件好事。中华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它既有物质文化、器物文化的方面，例如烹饪、武术、建筑等，也有精神文化，或者说“非物质文化”的方面，例如戏曲、诗词、伦理道德等。前者是有形的，容易得到关注，比如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往往集中在前者。后者是无形的，容易被忽视。而且后者往往较为高雅、深奥，它的普及和传播都要困难一些。“百家讲坛”把这些内容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普及，这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是全社会只有一个声音，说好大家都说好，说坏大家都说坏，那就是病态社会了。“百家讲坛”的节目肯定不会具有太强的学术性，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普及性质的电视栏目，怎能要求它承担“学术”的任务呢？前沿的、精深的学术研究当然应该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进行，有关的观点当然应该在学术刊物或学术著作中发表，即使要付诸口头表达也应该在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不能拿到电视节目里来讲。试想，要是让陈寅恪、王国维那样的学者到电视上来讲他们的学术，谁能听懂？当年他们在大学课堂上讲也只有几个人能听懂啊！所以我们不能用学术的眼光来要求“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因为这压根就是两码事。但是媒体的批评也有合理之处，那就是“百家讲坛”一类的节目也必须讲求准确性和时代性。主讲人当然不可能一点都不讲错，但你不能信口开河，不能“戏说”，总得立论有据。最高的境界就是讲得深入浅出，这当然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回首平生，我觉得是在农村时养成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爱好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在江南农村的茅檐底下结识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杰出的人物，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与我朝夕相伴，他们在冥冥之中引导我成为专门钻故纸堆的中文系教师。我年过花甲，一事无成，但对自己的职业选择至今不悔。我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普及，来报答那些异代知己对我的恩情。

>原载《名作欣赏》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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