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五四”：我们不能因为激烈而原谅浅薄和急功近利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英文版和中译本

在近年评价“五四”运动富有新意的论著中，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一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可以说是颇具影响的一本。这本书批判了“五四”运动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反省了中国人喜欢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提出了对传统文化应采取创造性转化的命题。这些观点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可以避免或修正的历史的或然或偶然？

我不想滥用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但我相信在发生着质变的两种文化冲突，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反对是革命性的，因而只能是激烈的。当传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完全不能适应外部世界的冲击以及内部世界的社政治变革时，人们不可能局部地、有选择地、温和地反传统。五四时期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形势，历史地决定着当时的人们无法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地对待传统。

如果我们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有所责备的话，那就是，他们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较多地带有情感上的义愤，而缺少深刻的科学的理性分析。即使是在人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封建的伦理道德”上，他们的谴责和分析也是相当肤浅，相当急功近利的。1920年，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当时的中国思想没有一个人具有韦伯的思想眼光及理论水平，没有留下一本可以同韦伯的著作相媲美的论著。甚至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再度批判传统文化时，思想界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韦伯热”，但仍然没有出现一个中国的马克斯·韦伯。我们不能因为激烈而原谅浅薄和急功近利。激烈并不排斥深刻。五四时期有打倒孔家店的勇士，有反对吃人礼教的文豪，但都没有从本质上动摇封建主义的理论家，象马克思从本质上动摇资本主义大厦一样。

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如果不能产生几位伟大的思想家及其不可磨灭的，有巨大现实力量的伟大的理论成果，那将是一种最大的历史遗憾。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超越五四精神的首要之处。

2、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扼杀了传统，还是发展了传统？

一般认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这种企图割断自己与传统有千条万缕联系的做法并不可取。因此，海外有些学者以及“新儒家”等主张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我认为，创造性转化传统的观点代表了文化主义学者们的一种良好愿望，在这种良好愿望指引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欢迎的。需要澄清的前提性理论问题是全盘反传统主义与传统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对后者的作用性质究竟是怎样的。

我的看法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仅仅意味着在主观上或舆论上彻底否定传统，它并不意味着在客观上或历史上彻底中断传统，扼杀传统。传统是不可遏止的文化惯性，传统是不可斩断的文化网络。无论多么激烈、多么全面的反传统都实际上不可能把传统反掉。因此我们用不着担心全盘的反传统将导致传统文化的虚无。恰恰相反，全盘性反传统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不可能是全盘性的，而总是局部性的（这一点与上文所指出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局部地反传统的观点并不矛盾），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只不过它采取的是激烈的革命的方式。

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旧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旧道德并不因此而被消婚姻自由（包括结婚与离婚两方面的自由）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现。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的现象到处可见，从一而终，一女不嫁二夫等贞节观念也到处可见。但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现代人的婚姻生活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封建的传统的婚姻生活。正是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成千上万的象“觉慧”那样的进步青年，才能勇敢走出“高老太爷”统治下的封建专制家庭。我们钦佩巴金老人在晚年继续呼吁反封建，但同时也要看到，封建主义的婚姻观念给五四运动的彻底否定以及后来的政治革命、法制建设，己经部分地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婚姻观念。我们的任务是把这种经过改造的婚姻传统继续向前健康地发展。

发展传统的道路是多元的，全盘性的反传统的只是其中的一条道路。根据矫枉过正的道理，传统在全盘性的反对过程中，不会死亡，只会涅槃即再生。

>原题《对“五四”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再认识》，载《学习与实践》198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