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为追求学术而孜孜不倦 | 纪念卞孝萱先生逝世八周年

张宏生 程门问学 2021-06-12

编者按

今天是卞孝萱先生逝世八周年的日子。本文为张宏生教授在卞先生逝世后所写的一篇文章,特再次刊发,以兹纪念。

卞孝萱先生(1924.6.20 - 2009.9.5)


人到中年,伤于哀乐,这句老话人人都说,好像已很平淡,可是一旦身临其境,其中的震撼真是强烈无比。一些没有想到,而且看起来毫无端倪的事,却就那么突然地来到了,真令人倍感世事无常。(2009年)9月6日,有学生寄来一封邮件,告知卞孝萱先生于9月5日不幸逝世。这消息是那样地突如其来,顿时使我陷入一种恍惚的境地。因为,就在8月15日,我到卞先生的府上,他还是那样健康,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热情爽朗,不过才二十天,怎么就天人永隔了呢?

   

那一天,我如约到卞先生家去取稿子。差不多半年前,《人文中国学报》慕卞先生大名,希望他能赐稿支持。卞先生慨然应允,约定暑假中交稿。老人重然诺,以八十六岁高龄,说到做到。一见面,他就直抱歉,说是虽已定稿,但比较乱,本应抄录誊清,无奈身体出了点状况,生怕耽误刊期。又体谅编辑的苦衷,再三强调要亲自校对,以确保无误。卞先生不用电脑,这78页的稿子,全是手写而成,一些重要的资料,采用剪贴的方式,粘在不同的部位,整篇稿子充满各种颜色,就似一领百衲衣。


我们知道,撰写论文,当然是脑力劳动,但也可以说是体力劳动,其中查找文献,比对资料,谋篇布局,行文撰写,都很是劳心劳力。而且,这又是一篇讨论清代家谱与家族文化的文章,不少资料并非常见,写起来就更加不易。是怎样的不易呢?武黎嵩君对此曾有记述。黎嵩还在中学时,我就非常看好他的文史素养,他后来考上南京大学,选择的是史学,一路读到硕士、博士,卞先生晚年对他非常器重,不仅与他合写文章,也带着他到处访求资料,其间固然有收获颇丰的时候,但也每每失意而回。如到桐城寻找张廷玉家谱,因该家谱在私人手中,多方努力,仍旧不果。今年4月,去南京某图书馆查阅家谱,该馆管理人员以书有破损为由,不予提出,尽管卞先生说明自己已经八十多岁,打的出来一趟要花几十块钱,很不容易,希望能够通融,迹近哀求,却也终于未能如愿。所以,他写作这篇文章,该是付出了多大的心力,这区区抄录誊清的事,当然应该由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来承担。


顺便也说一句,卞先生逝世后,看到胡阿祥教授转述武黎嵩君的话,说“卞先生于七月廿八日将与武黎嵩合撰的《没有钱穆名字的钱穆家谱———对锦树堂钱氏宗谱的发掘研究》定稿,并投寄《中国文化》杂志,尚未发表,此系先生生前写定的最后文章”。如果仅从时间上看,也许,这篇《〈宜兴胥井、武进前街董氏合修家乘〉的文献价值》才是“先生生前写定的最后文章”。


卞先生在外面查找资料的辛苦,只有陪伴在他身边的人才能知道,但他在南京大学校园中的风采,却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经常,在上午时分,南大校园中都会出现一个步履匆匆的白发老人,提着包,几乎是目不斜视地,一直向着图书馆走去。南大图书馆的古籍部藏书之丰富,在全国高校图书馆里可以名列前三名,每天都吸引着许多读者。这些读者中,定期坚持的大都是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青年教师由于教学、科研、社会工作的压力,往往倒不像研究生们那样能够集中时间了。所以,一个经常出现其间的白发老人,就显得格外醒目。


▲卞孝萱先生在查阅资料


事实上,古籍部里的卞先生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以至于有的学生曾说,在古籍部里看到卞先生是他每次的隐隐期待。而且,卞先生的到来,尽管只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但他给古籍部带来的,可能他自己也意想不到。古籍部的馆员多是年轻人,卞先生的到来给了他们随时请教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疑难,往往足不出户,就得到了解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仍然端坐在那里,沉静地读书,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不仅让研究生和青年学者们肃然起敬,而且促使大家反思和自省,激励大家不懈地努力。

   

卞先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都是这样坚持不懈、争分夺秒地工作而得来的。他并不是科班出身,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担任小职员的工馀,只能靠挤时间来读书治学,所以,他非常懂得时间的宝贵,他的节奏,永远像他的步伐,总是那么紧凑。人们都知道,和卞先生见面或打电话,他很少寒暄,总是直接进入主题,非常干净利落,因为他认为有限之生不能做无益之事。


他刚调来南大,还住在小粉桥的时候,住处逼仄,我曾因事拜访,不过是在门外相见,立谈几句而已。他那时也没有条件把客人让到家里,因为他的书和资料太多,充塞了不大的空间,以至于他经常感叹,有时明明知道自己有某种书,却不知塞在什么地方,只能到图书馆去借。后来他搬到了汉口路,有了两间房子,稍显宽裕,这种风格仍然不变。


有一次,我奉千帆师之命,给他送一份材料,踏进冬青书屋,只见一张大桌子上,摊满了各种资料。那时正是《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截稿之际,作为主编的他,正在非常辛苦地审读一篇篇文稿。他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地客气、热情,却也并不留坐,立谈之中,三言两语把该说的话说完,就直抱歉,说自己在赶工,时间紧迫。现在回想,我认识卞先生也有二十五年了,而且承他厚爱,多有鼓励支持,谈学问的次数不少,治学之外的闲谈,倒也没有几次。

  

 ▲卞孝萱先生在家中


但是,一旦和学术有关,卞先生又是很舍得时间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和年轻人的交往中。卞先生以自学起家,在治学的过程中,自觉地转益多师,终于成为文史兼通的大家。他的独特经历,不仅使他深知求学的不易,而且没有门户之见,特别对那些有志于治学的年轻人,更是大力扶持,乐于提供帮助。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多少精力,用去了多少时间,根本无法计算。他逝世之后,有那么多的中青年学者在唁电中饱含深情地追忆,就是明证。我本人当然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我的学生,一有问题,也往往首先想到向他请教。他们知道,来到冬青书屋,就如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返的,而书屋的主人又是那样和蔼慈祥,让他们敢于,而且乐于亲近。


今年春天,我的学生吴玉廉从美国回国做博士论文,她研究清代扬州的盐商及其相关文化的问题。4月1日,她来信说要到南京来,其中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向不仅饱学,而且是身为扬州人的卞先生请教。她说得很自然,好像是一个已经安排好了的项目一样,完全没有后生晚辈提出拜访大学者时的忐忑不安,也没有觉得自己造次。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她深信能够从卞先生那里得到帮助,而且,她在南大七年的经历,也使她深知卞先生的为人。后来,她在南京果然受到卞先生的热情接待,获益匪浅。在我的学生中,不少都和卞先生很亲近,如周焕卿、李丹等,他们的成长,都有着卞先生的一份心血。

   

卞先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颇有古君子之风。他出生才两个月,父亲就逝世了,全靠母亲辛勤劳作,在艰难的生活中,将他抚养成人。家里穷,请不起教书先生,但为了让他学文化,母亲就利用自己在学堂帮佣的机会,每天先向老师学几个字,再回家教儿子。卞先生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在伟大的母爱中完成的,仿佛演绎了一次现代版的欧(阳修)母教子。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经历,卞先生一生事母甚孝,他曾经将母亲教自己读书识字的这段事迹写成《征诗文启》,遍请海内名流为之题咏,一时传为佳话。这种“古道不远”的事,已经和卞先生的生命融为一体。


▲柳亚子题咏卞母事迹:“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驰书有贤子,乞墨慰慈亲。何以酬高谊,涂鸦愧策勋。”


我们知道,卞先生的求学过程非常艰苦,他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好几位前辈的赏识和提携,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卓然名家,因此,终其一生,他时时不忘师恩,感情非常深厚。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和卞先生一起参加活动,他在阐述各类学术问题时,往往会提到范文澜先生的见解,总是能够和当下的主题非常吻合。这其实是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宣传范先生的思想,当年范先生编撰《中国通史》时,卞先生作为助手,度过了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日子,所以总是念念在心。而且,卞先生感于由于时代变化而造成的某些不全面认识,希望完整地宣扬师说,将范先生在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的贡献综合起来看待,使人们更系统地认识其价值,就更是他晚年重要的心愿。


还有一件事,我们同门师兄弟谈起来都感喟不已。2000年,先师程千帆先生不幸逝世,学校和家里都设置了灵堂,供人们凭吊。卞先生来到灵堂,扑地跪倒,对着程先生的遗像,连行叩拜大礼。他没有说过为什么要这样行礼。但人们都知道,卞先生来到南大之后的二十五年,是他在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而他之所以能够来到南大,也和程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因此,他行如此大礼,除了是把程先生当作长辈看待之外,是否也还有一种对知遇之情的感念在内呢?认识卞先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感到他身上古风犹存。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略见一斑。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卞先生的大名,那是1980年,我的老师吴汝煜先生和卞先生联名写作的《刘禹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那时,吴老师四十岁,和许多年轻学者一样,经历了文革浩劫,才刚刚喘过气来。书的出版,在学校里似乎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因为吴老师还是那样年轻,而当时出版学术著作又是那样的不容易。这一切,当然和卞先生的提携帮助是分不开的。我那时已经立志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所以不时向吴老师请教,记得他也向我展示过这本书,卞先生的大名从此就镌刻在脑海中了。


▲南大中文系教师研讨,左起:卞孝萱、程千帆、周勋初、郭维森、莫砺锋。


真正认识卞先生是在1984年以后,那一年,他从北京调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而我在1984年12月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随即就进入了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边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文献所的所长和编纂室的主任当时都是程千帆先生,两个机构同在西南楼的二楼,而且是门对门,所以,也就开始有了当面向他请益的机会。事实上,他对我的指教尚在成为同事之前。当年的硕士论文,按规定,要聘请同行专家若干人为之审查,卞先生就是审查人之一。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他以工整的字体所写的评语,一直非常感谢他对论文的期许和进一步修改的建议。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有些事情觉得是那样遥远,又好像近在眼前,触手可及。最近两年,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握着我的手,说说我手头在做的事情,他看到了我主持的《全清词•顺康卷补编》四册已经出版,还有《全清词•雍乾卷》也在陆续出版(已印出四册),因而非常高兴。不过,他也指出,清代的东西太繁多,太复杂,太缺少工作基础,文献搜求太不容易,进行这项工作,对人力物力的需求很高,让我要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卞先生对清代以迄近现代的文献都非常熟稔,他的看法,真是非常的内行。

   

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时,其学生谢国桢等都劝他不要再工作了,可他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后来谢国桢因病住院,有人劝他好好养病,不要再读书,他则举师训不可违以对。最近见到同事徐兴无教授,兴无告诉我说,他去看望卞先生时,先生告诉他,发病那天的上午还往南大图书馆看书,下午小便出血才住入医院,因而感慨卞先生是工作到了最后的一刻。我听了以后,也是久久地感慨,进而联想到卞先生的一生,觉得非常符合他的形象。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卞先生的学术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而他对学术的热爱,也必将继续激励一代代年轻学子,热诚敬业,勤奋追求。他那为追求学术而孜孜不倦的身影,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原载《文史知识》2009年11期





【问学君按】读书是最好的怀念。问学君联系到南京一家书店,还有少量《卞孝萱文集》,现以超低折扣出售,需要的读者可在微店下单。


《卞孝萱文集》(全七卷)

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定价:450元

特惠价:180元包邮

长按扫描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购买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