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一个人文失落的时代”| 纪念张晖四十冥诞

今天是学者张晖（1977.11.14 - 2013.3.15）四十岁冥诞，特刊发张晖妻子张霖的一篇文章，以为纪念。

▲张晖与家人合影

张晖的去世在知识界引来如此巨大且持久的震动，他被誉为“师门的颜回”、“一代青年学人的杰出代表”是我所未能料及的。在最初的日子，我和大家的想法并无不同，我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他为什么会死。只不过，媒体喜欢在能引起公众兴趣的经济问题上做文章，学术界的青年朋友们则对目前学术环境的恶化心怀义愤。但作为张晖的妻子和挚友，我知道，这些并不是真正耗尽张晖生命的原因。他并不是唯一面对这些困难的青年学人，实际上，经济也好、体制也好，当这些困难发生的时候，常常有人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他解决问题。在他在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尚在打工；我也有稳定的收入，基本可维持家庭开销的收支平衡，没有人完全需要他来供养。而他的求学过程也是比大多数同龄人更为顺利：自《龙榆生先生年谱》出版之后，还在读大学的他就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他的著作出版虽未获得高额稿费，但至少从未付出任何出版费用。即便是他升职中所遭遇的挫折，在一个学者一生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中，不过是一段磨人的杂音而已。他当然会有所不满，但不至于因此而抑郁成疾。我所见的张晖，虽然有经济的压力，但从他不会为了金钱而自怨自艾或疲于奔命；虽然对制度不满，但他从不因为体制的弊端而自暴自弃或随波逐流；虽然不喜欢做项目，但他旺盛的创造力和广泛的社交使他不必担心严苛的考核方式会难倒他。如果这些都不是造成张晖致病的原因，那么，他为什么会猝然离开这世界？

在经过了半年昼夜不歇的追问、找寻和反省之后，我开始接受，张晖是被猝不及防的疾病夺去了生命，他的死就是一个偶然事件。事实上，张晖对这世界的影响，并不是从他的死亡开始的，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学行就已经感动了很多人。我与其日日执着于张晖的死因，不如去讨论他曾怎样生活来得更有价值。

张晖生长在上海崇明岛上一个普通的工农家庭。虽无幼承庭训的优越知识环境，但他自幼生长于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中，其家族完好地保存了传统儒家社会对伦理纲常的重视和耕读传家的传统。而这种生活方式对于孤悬海上的崇明岛而言并不特殊，对20世纪80年代的岛上人家来说是可普遍看到的生活样态。张晖的少年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儒家伦理依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特殊环境中度过的。作为家庭中唯一的男孩，他自幼就被赋予了传宗接代、光耀门庭的使命。因而，他对传统读书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群体使命感有本能的体认。直到十五岁，张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维舟，又遇到了指引他到大学中去寻找精神升华之途的俞成老师，始志于学。

张晖对古代文史知识的爱好，一方面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一方面则与90年代中国文学界“国学热”有关，而当时知识界的这一求知热情正契合了张晖的童年记忆。他曾多次向我提及《古典文学知识》上的一个有关现当代学人介绍的栏目和《东方之子》等介绍中国知识分子的电视节目带给他这样一个乡村少年的巨大激励作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前辈国学大师的传记，积极寻找他所能得到的有关当时中国文史学界的一切消息，并开始给施蛰存、卞孝萱等学界前辈写信求教。他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怀着强烈的好奇和崇高的敬意，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将来的一日共同参与到中国学术的传承与建设工作中去。

1995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之际，张晖在大学入学之初的日记的《简序》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大学不为风花雪月，而为真正的事业与爱。”（日记1995年9月9日）1996年春，张晖有幸入选刚刚成立的“文科强化班”。南京大学在进行这一人文学科的教学改革之时，是本着纯粹的学术理想来进行的。根据张晖的理解，这一改革的宗旨就是要重振东南学风，按照传统国学教育文学、历史、哲学不分科的模式，来培养人文学科的高端研究人才。而南京大学在第一届“文科强化班”建立之初，也的确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高成本的改革。首先是配备了当时文、史、哲三系最强大的师资（其师资名单囊括了目前你所能说出的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老中青三代知名教授，而主干课教师如张伯伟、张宏生、周宪、潘志强、高华、范金民、陈晓律、张异宾、洪修平等先生当时还是三、四十岁青年学者），为每一个同学聘任专任导师指导学术研究；在培养方案中取消了本科生的公共课程；我们除了修习三系的所有主干课程之外，可以自由选择三系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课程，并在大三时自由选择进入三系中的任何一系，继续学习；在升学中，保证了我们在大学三年级就可以进行升学遴选考试，通过者在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入本校三系中任何一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并有向北大、复旦保送的机会，后来的几届学生还有向哈佛、耶鲁等美国名校的推荐机制。因此，南京大学的文科强化班在建立之初被戏称为“大师班”，受到学校师生的高度关注。

在文科强化班自由学习的四年中，张晖接受了严格的传统国学训练，对明清历史、近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接触了文学、史学、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除了知识的累积外，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对张晖的影响更主要体现在治学的动力层面。就在参加文科强化班成立仪式的当天，张晖在日记里写道：“参加了这次会议后，内心十分动情，想起了多年的追求以及将来奋斗的结果。我憧憬着未来，希冀着未来。有朝一日，我踏入大学讲台，或进入科研单位。我要用我的努力，抓紧这次机遇，一定要实现我的理想。”（日记1998年3月11日）那么，这次会议中的哪些内容激动了他呢？

直到2009年，在我们95级文科强化班举行毕业十周年聚会之前，张晖才向我追忆了那次会议对他的影响。由于我是95级文科强化班的班长，需要我在聚会时做一简短的致辞。于是，我便把那次会议给他的震动写入了我为聚会所做的“开场白”中：

当初，我们或许并不清楚，95文强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什么；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才渐渐地明白，这个集体，留给我们的是一块无法抹去的南大制造的胎记。这胎记，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是“择善固执”的道德律令；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的人生理想。

这几句话，是当年强化班成立之初担任文科基地主任的张伯伟老师对我们一班二十几个孩子言及的。就是这几句话，像种子一样在张晖的19岁的心田中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支撑了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展开。

在南大学习的七年中，张晖在大学三年级时决定编撰词学大师龙榆生的年谱作为他的学年论文的研究题目。这个庞大的题目，本该是博士生的课题，而张晖的指导老师张宏生教授竟然欣然允诺，不辞辛苦地为张晖的研究提供各种帮助。在对龙榆生的研究中，谱主的出身、自学历程、才华学识、勤奋刻苦、为人处事、对师长、朋友、家人的深挚情感，无不深刻地打动着这个乡村少年的心。他从龙榆生先生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也体会到知识分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孤独、痛苦、无奈和自我坚守的不易。他被龙榆生的一生深深吸引，又在施蛰存、张宏生、钱鸿瑛等前辈师长的无私帮助下，与词人哲嗣龙厦材先生相识。命运是神奇的，厦材先生在与张晖的几次通信和谈话之后，很快结成了忘年之交。张晖以他的诚恳、学识和勤奋，不仅打动了龙家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打动了与他相遇的每一位师友。他们都相信，眼前这稚气未脱的青年人能够完成为龙榆生这尚存政治争议的词学大师治年谱的重任。特别是张宏生教授为张晖的写作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张老师为他认真修改每一篇文章，尽其所能提供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的支持，小到写书稿所用的稿纸原子笔、购置电脑的经费，大到筹划年谱的出版，甚至连张晖和我两人毕业后的求学和生活规划无不关照。甚至还有一位来自香港的热心人士通过张宏生老师匿名赞助过张晖。直到今天，这位好心人仍然不肯说出他的名字。在南大中文系和学界众多师友的多方支持下，《龙榆生先生年谱》终于得以完成，并于2001年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龙榆生先生年谱》

在编撰年谱的过程中，在张宏生老师的鼎力提携下，张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圈崭露头角。年仅21岁的他初次感受到学术可以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享受到来自校方的嘉奖，成为南大中文系的骄傲与传奇。然而，这些名誉上的荣耀给他带来的喜悦很快就被父亲下岗所带来的为外人所不察的现实贫困所颠覆。在《年谱》出版的同时，他必须花费不少时间打工、依靠学校的贫困生补助和龙家以及张宏生老师的私人赞助来继续求学。因此，他在《龙榆生先生年谱》出版后不久，在日记中不无委屈，又不失倔强地写道：

大三时（九八年二月），我开始撰写《龙榆生年谱》，忘我投入。后来稿子完成了，得到许多赞扬。我的心中几乎没有自豪过，一直很忐忑。因为我不明白这算什么，更大的挑战正在迎接着我。正当我继续努力时，妈妈生病，父亲又濒下岗，家中经济日益紧张。我又于此时认识了霖。开销日大。于是我每周花费1/3的时间外出打工。每次打工回来，看着桌上的一大堆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学术的意义是什么？和民生大计有何关联？可以说，现实的贫困使我反思，我正在从事着的事业。这些问题，直到我研二时才开始真正有所领悟。没有人能指点我，我只好慢慢看书。从此我接[触]到了哲学，这使我的视野从历史与文学进入了思想、哲学。这也许将决定我一生研究的旨趣。（日记2001年4月26日）

如果说，是少年时特殊的成长环境、南京大学90年代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氛和文科强化班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无微不至地帮助奠定了张晖以振兴东南学术为初衷的治学理想的话，那么，他在大学阶段所经历的贫困则让他的学术梦想面临了第一次危机——经济危机。他不是没有犹豫，记得当时我们曾在南大的礼堂里观看哈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无名的裘德》，张晖竟看得泪流满面。后来，我才在他日记中读到：“夜风骨冷，走在大街上孤独感油然而生，犹如裘德一样。我有些害怕自己追求理想失去一切。”（日记1999年2月2日）他也不止一次问我，硕士毕业后直接去工作怎么样。而我问他：“你放得下吗？”他便闭口不答。

有时候，不仅你选择事业，事业也会选择你。命运对张晖是眷顾的。硕士毕业的时候，在周勋初先生和张宏生老师的联合推荐下，他顺利通过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博士遴选，获得全额奖学金赴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当时，我尚不知毕业后的去向。张晖远去香港留学，虽然解决了经济问题，但我不免担心遥远的空间距离给我们的感情可能带来的困扰。后来，我在他日记中读到他在理想和现实、事业和感情、个人志趣和家庭责任之间的挣扎：

那天霖子说她不知道在我心中究竟是她重要还是学问重要。自问心中当然是霖子重要，我也如此和她说。但内心深处觉得学问对我现在也是欲罢不能，甩手而去，又有何面目对诸师友及家人，而且舍此之外，我又有何其它的本是谋生。无法谋得较为富裕的生活，我又如何对得起霖子和父母？故我心中深处之痛苦徘徊，虽历时已久，但始终没有结果。很多事情，似乎只能边走边做边看，唯希望不辜负霖子及家人。生活是多么痛苦！（日记2002年1月6日）

然而，在种种挣扎中，张晖从不对人抱怨，也不浪费时间于歧路彷徨，他解决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你觉得无法做下去的时候，继续做”。（张晖鼓励同学马燕的话）因此，他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被他转化为继续奋斗的动力，并矢志不渝地为实现理想寻找出路。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鼓励每一个面临信念危机的朋友坚持下去。在朋友们对他的回忆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谈到张晖对自己的热忱鼓励。

张晖对学术使命的再次追问是在香港完成的。在这个学术频繁交流的文化时空中，在香港科技大学严苛的美式精英教育模式下，张晖遇到了又一位严师——陈国球教授。尽管张晖在南京经过了严格的国学训练，但是，当传统的考据功夫遇到欧美以文本分析为先导的论辩之时，仍不免有互相抵牾之感。张晖时常发现海外汉学研究中的硬伤，这在他原有学术训练中是完全不可原谅的错误；但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教授们强大的文本阐释力又的确让张晖感到从所未有的兴奋。

记得张晖初到达科大时，面对一套全新的研究模式常有无从下手、不得门径的焦虑与惶恐。在孤独和彷徨中，他一有机会就向李欧梵、高辛勇、陈建华、张灏、洪长泰、张洪年等一批著名海外学者问学。然而，他从材料向着理论的转型却并不顺畅，非但理论类课程的成绩不佳，甚至和导师陈国球老师发生了思想上的冲撞。陈老师曾批评这个大陆来的“小书生”在治学中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张晖写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这样描写与陈老师的一次见面：“他在office里整整训斥了我两个小时，对我颇不满意。看来我到科大是个错误。”（2003年3月9日）可见，陈老师对张晖的当头棒喝，当时并不被这个看似温和、实际相当自信，甚至是固执和自负的学生所理解和接受；张晖所感受到的强烈委屈，其实也并非针对陈老师的一席话，而是他在学术挫折期中的一次情绪总爆发。这次师生争执，也可以说是张晖“传承东南学术”的治学理想遭遇的第二次危机——理论危机。

在此期间，正值“非典”爆发，师生来往更少。张晖便时常逃往广州，与我频频光顾羊城的大小食肆，并以“长短句”为网名，泡在天涯的“闲闲书话”版，发表各种学术评论，买书卖书，认识了胡文辉、刘铮等一些广州读书界的好朋友。但科大遇到的种种挫折没有打垮张晖的求学意志。他是骄傲的，从不对我详谈他当时所感到的精神压力。在张晖身后，我曾向和张晖同时就读的同门师弟询问当年的情形，业已转行的他不无怀念地说道：“当时我们都非常苦恼，不知门径何在。直到毕业时，我才明白陈老师要我做什么。好在张晖坚持了下来。可惜，我已经无法回去了。”

而在我的记忆中，在那段瘟疫流行的日子里，张晖和我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的草坪上日日流连，围绕他南来求学的目的进行过多次讨论。我记得有一天，在永芳堂十二先贤像前，我给他打过两个比方：“你来科大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在原地踏步还是要登上一座更高的山峰？是要继续喝中国茶还是尝尝洋咖啡？要上山，就必须先从原来的山上下来。要喝洋咖啡，就要把杯子里的中国茶倒空。”

这些不足道的安慰之语也许真的有些效果。总之，在那些日子之后，他不再对我提后悔来港的话，而是开始苦读西学经典。随着读书日渐深入，他开始反省自身，认为他和陈老师的分歧并非性格不合，而是学术方法之争（实际上，他们师生二人在治学的某些方面是非常相似的。比如，对待学术的态度极为严肃；相信文学之力量，认为学者要承担救治世道人心的责任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实证，老师最初的棒喝才真正转化为学生当下醍醐灌顶的觉悟。张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终于想明白一个道理，做学问的意义有二：一为知识积累，二为磨砺思想。但知识积累跟有无思想是两回事。有学问的人往往看不起人，动辄曰“没学问”。学问固然重要，但并非最重要。学问大，并不一定能增加人的道德、性情和思想，反之可能阻碍思想的前进。我要做一个博学的人，更要做一个有想法的人。多年对读书意义的困惑，一朝解开，可谓乐事。（2004年8曰5日）

直到张晖去世之前几个星期，陈老师忽然从香港寄给他两包线装书。我笑着说：“天哪，陈老师不过了么？怎么舍得把这么好的东西寄给你？”张晖抚弄着书，望着我微笑不语。而在张晖身后，我见到陈老师时，亦问起他为何寄书来。他黯然说：“因为这些书我用不到了，我以为张晖可以。”这便是只有他们师生之间才了然的知识、信念和情感的传递方式。

对张晖来说，在香港求学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传统国学方法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中国古典文学探索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在香港的这段自我蜕变式的求学经历，使张晖意识到，他的任务不仅是在知识累积上“传承”东南学术，更要在思想方法上“更新”东南学术，使之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迈进。他意识到，若要使传统更生于现代，只有清晰的理论能让丰富的历史材料开口说话；也只有依靠丰富的历史材料，理论的发掘才能由窄而深走向宽而深，完美展现历史的丰饶和深邃。

张晖完成了他在香港的学业，怀着改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激越心情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当他站在文学所的会议室中，望着墙上前辈大师的照片，手持特藏古籍的时候，他离少年时代的学术梦想是那么的接近。然而，就在这个美梦即将成真的时刻，他却遭遇了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信念危机。

▲《朝歌集》

他在《朝歌集》的《小引》曾流露过他进京之后的深刻困惑：

……我原已做好奋斗前行的准备。然而，求职过程中的变故迭出，以及接下来北京生活的窘迫，无情地将我从二十年的学术大梦中惊醒。我愕然发现，在这座刘伯温建造的八臂哪咤城中，位阶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而空有一身真本领的哪咤，永远困厄于他的忠忠孝孝，不得自由。

为了成全一切人，哪吒终于剔骨削肉，化作莲花。他殉了他的道，成就了他的名。而淹没在哪咤城中，无歌可唱的我，不免自问再三：朝歌城外肆意闹海的少年与铨列仙班的天神，到底有何不同？哪一种人生，才能得其所哉？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困扰他的并非是所谓的生存压力。让他深感痛苦的是大陆人文环境的急遽恶化。大陆学界90年代的理想主义空气已经消失殆尽，知识界普遍表现出犬儒的精神状态。人文知识分子放弃对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文学对世道人心的拯救与安顿似乎成为一个不自量力的迂腐笑话。学术研究沦为一门技术，知识生产日趋琐碎化和趣味化。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研究，逐渐变成知识遗迹的考索，失去了现实的生命感。

面对这样的学术环境，他极度困惑，“真的是这样吗？怎么会这样？”这是他听到种种学界传闻时常有的反应，脸上带着惊惧的表情。听过那样的消息的朋友们，或者付之一笑、继续我行我素；或者立即如法炮制，随波逐流；而这种独善其身的态度与和光同尘的选择都无法让张晖释然。正如他对陈老师所陈述的他的苦闷：“老师，朝歌城内，不会是净土；老师，如果，我变得您认不出来，您会怪我么？”是的，是的，“他一步一步踏在学问的阶梯上，他一级级地往高处走，俯视下面愈来愈宽广的崎岖。”（见陈国球《怀人》）张晖愕然发现，他所最爱的学术工作非但无法安顿其他人的心灵，甚至连他自己也已经难以静心读书了。于是，他在2010年对陈国球老师的访谈中，提出了如下问题：

我现在觉得根本没有能力对很多现实问题和现象进行解释、解惑。传统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你解释现实的问题，我不要求解释股票、楼市之类，但人心怎么办？社会往哪里发展呢？国家怎么办呢？小到学术怎么发展，我们单位怎么啦？我都没有办法看到问题的本质，我怎么老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呢？一方面我想我的思考能力有限，比较笨，聪明人肯定可以。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从事的文学这个行业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呢？那我为了解释这些困惑，要不要找一个更有威力的专业来进行学习呢。有没有这样一个专业呢？儒家从来要求读书人能对社会发言，我也一直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质是将有效的知识转化为一种思考的能力。但我目前没有做到，我应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在《文学的力量》一文中，陈老师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正面的回答。而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张晖自己的问题，他只得继续前行，寻找答案。然而，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寻找中，他却愈发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无效的，理想和抱负总是被现实所否定。前辈们中一些人一面在谆谆教诲：青年人要淡薄名利，“板凳一坐十年冷”；一面却对“名利”锱铢必较、哪怕在青年人面前，也争得你死我活。

到底孰真孰假？孰是孰非？在这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是非非是、真假假真的多重辩难中，张晖如入炼狱，失眠、焦虑、愤怒、绝望：我该堕落吗？我该放弃吗？我该逃遁吗？若不，我该如何坚守我自己？

面对来自本心的精神拷问，张晖所做的，只有继续做而已。正如他在《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中所说：

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之处，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地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试看学术史上第一流的学者，我们就可以知道，学术的向上一路是怎么走的，而学者一旦将对政治、社会、文化的诸多不满内化为治学的驱动力，则必将大大提升学术的境界。

他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无以表达，只有我们在《无声无光集》的《序言》中所写下的句子以为纪念：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在张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苦工有没有让他重新找到内心的平衡呢？我在检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在一张信纸上用铅笔写着下面这些话：

我生活在一个人文失落的时代，人文没有力量，人文学者没有社会地位。在我的大学时代，国学热在发酵，无论在南大强化班还是科大人文学部，都接受的是精英式的人文教育。然而，当我回到国内，发现学界官僚气氛浓厚，青年学人收入普遍偏低，为求生存，几无个人尊严可言。在现实中，我根本感觉不到文学的力量。于是，我开始寻找文学的力量。同时，又在质疑，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承担历史使命？

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但我时常自问：“是不是我一定要做遗民呢？不是有那么多人在‘江南逸乐’吗？”但是，难道我有权利去责问那些人，“你为什么不死吗？” 我如何能以我之“是”，来定他人之“非”？

在社科院长达6年的理想与现实的艰难磨合中，张晖从来没有放弃和妥协，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也不再因别人不同的抉择而激愤莫名。他开始释然，在不同的生命过程中，学术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本来就是不同的。他变得越来越沉静、越来越热忱。

在学术的末法时代，或者，只有超越了是非真假的二元对立法则，超越了绝望和希望，超越了个人的悲喜得失，学者才可能见到学术的本性，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宁静。对张晖来说，他内心的宁静，只能通过工作得来。因此，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张晖爆发出井喷式的创造冲动。他忘我地投入了他的工作，热切地帮助每一位爱学术的朋友，这巨大的欢愉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耗尽精力而不自知。

在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学术圈中，张晖艰难地保有其赤子之心，他无保留地爱着一切有志于学术的朋友。最终，他殉了他的道；而他的爱，也在他身后得到了超乎想像的回报。然而，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末法时代，张晖始终是有些不合时宜的。他的遽然离世，让所谓名、利、位阶，甚至是理想的虚妄顷刻显现。在永恒的无常面前，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唯一的、可把握的“常”，或许只有生命过程中日复一日紧张、诚恳的劳作。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重读《无声无光集•序言》，或许会对张晖所珍爱这篇短文有更多的理解。记得在我们改定这篇文章后，他兴奋莫名，立即发送给朋友们分享；但又担心朋友们误解他意志消沉，问我该如何解说。当时我只懂得将之自嘲为“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而直到今日，我才明了，我当日所感之“无声无光”，不过是现实界的幻象；而在张晖的内心，一直存在一个大光明的好世界。记得他曾苦笑着对我说：“我不如走吧。人们爱这声光胜于爱我。”当时我只懂得问他，我们该往何处去？而时值今日，我才找到我的回答：“何必向他处寻觅？若我即声光，又何惧外在之黑寂？”

▲《无声无光集》

张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曾忍耐经济的窘迫、不在于忘我工作，不在于他所怀抱的理想。他的意义，在于在这个很少人愿意思考的时代，他真诚、勇敢地履行着一个传统士人、同时也应是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没有因为孤独、贫困、黑暗、堕落、腐败、买房、生子、升职、高额工资、海外移民、利益交换等任何借口来逃避人文知识分子基本使命；他不吸烟、不饮酒、不放浪、不指责、不抱怨、不怠惰、不逃避，他日以继夜地利用他所能得到一切机会，进行着对现实生活的追问、对终极问题的回应。同时也鼓励他身边的每一位师友这样做。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没有一日忘记一个学者的本分而已。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人文学者的本分呢？

在张晖看来，成为一个学者，并不是为了显现才华。张晖绝对不是天才，他甚至连聪明也不自居。他只是不懈追问，敢于做苦工而已。因此他总是说，“我天生愚钝，只是做而已，岂是会做”。（日记1996年5月29日）

成为一个学者，并不是为了获得名利。张晖在22岁时就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但他总是面临经济的压力，而经济压力带给他的，不是怨艾或自我否定，而是寻求学术意义和追求自我教育机会的更强烈的动力。

成为一个学者，也不该止步于自我实现，或奢望改造社会。他希望学者能从对现实的关切出发，将学术的意义从“为学术而学术”的境界继续推进；但同时，他也明白，学术不可能直接影响社会，学术的有限性即在于此。

那么，学者之于时代的使命何在？学术之于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张晖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他没有找到答案，但他日日践行着一个学者的本分，这本分简单极了，只是“思考”和“写作”两件事而已。

在2010年他的祖母去世时，张晖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人都会死，关键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而已”（日记2010年11月18日）他活着的时候，他以他的行动本身，证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存在之意义；他的死，若能在未来的时光中不断给每个有志于学的青年人以永久的加持，这将是他生命的大功德。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张晖，和我所理解的张晖之死。

2013年10月30日

>原题《颜回之忧 ——我所知道的张晖，和我所理解的张晖之死》，载《粤海风》2013年第11期，收入《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题为《张晖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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