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新旧方法之我见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要不要运用新方法？大家不会有多少异议。时代在前进，观念在变化，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原地止步。其实古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只要看看《诗经》学史和《楚辞》学史的进程，便能看到从汉唐到宋元，再到明清，历代学者的方法是不断更新的。即使把新方法限定在西方学术的范畴，情况也是一样。从 20 世纪初开始，王国维、闻一多等人正是凭借西方学术思想的利器，才在古代文史研究中取得突破前人的成就。存在争议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提倡新方法是否一定要以抛弃旧方法为前提？二是新方法是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是不是具有化臭腐为神奇的功能？

从根本的学理来说，方法论不应该有东、西方之分。况且从整体来看，西方学术确实非常先进，在方法论上更有独到之处。所以多数学者并不反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哲学理论，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运用这些理论做出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毫无疑问，西方的理论毕竟是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理论家在创立一种学说时很少把中国的传统放在归纳和思考的范围之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好像只有美国的苏珊·朗格曾在《情感与形式》一书中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来说明其美学观点。俄国的巴赫金的文集里倒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的四书五经，但是仔细一看，原来他连“四书”是哪几本书都没弄明白，恐怕不可能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附录《经典书目》中有“神权时代”一类，罗列了古代西方的重要文学作品，甚至包括部分用梵文写作的古印度作品，但是其中没有一部中国作品。布鲁姆坦承：“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外，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巨大财富，但我们很少能获得适当的译本。”

当然，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纯粹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发育起来的理论肯定也会有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内容，而来自他者的异样眼光还会给我们带来新颖的解读和分析，这正可以证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然而不必讳言，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可以成功地移植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来。植物的移植要避免水土不服，理论的移植同样如此。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现过甚嚣尘上的所谓“新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人鼓吹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要运用“新三论”，否则便会无疾而终。1986 年，我得到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临行前，业师程千帆先生叮嘱我：到美国后不用急着干其他的事，先弄清楚美国学者是怎样运用“新三论”研究文学的。我到哈佛的第一个月，机会就来了。我搭宇文所安教授的汽车到某地去开会。车一上路，我便赶快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没想到宇文所安反问我，什么叫“新三论”？原来美国学界并没有什么“新三论”的说法，更不会视之为文学研究的灵丹妙药。于是我写信向程先生汇报，他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岁月如流，二十多年转瞬即逝。所谓的“新三论”渐渐没人再提了，也没看到有多少运用“新三论”做出的研究实绩。今天再来回顾“新三论”，仿佛南柯一梦。

虽然如此，有些学者关于新方法的热情并未稍减，不时听到有人振臂高呼倡导某几种新方法，也不时听到有人批评古代文学界的守旧、落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想他们或许是出于如下的心态 ：在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传统学科，仅凭功底，我们肯定比不过老一辈的学者。但是我们仍然要做研究，想要把学术往前推，该怎么办？那就用新方法吧，用老一辈学者根本不知道的方法，这样肯定能超越他们。他们以为只要有了新颖的方法，就像神魔小说里的法宝一样，一下就能制敌于死命，一下就能把旧题目做出新意来。我的看法比较保守 ：任何新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一定要跟研究对象契合、适用。如果不适用，这个理论再时髦、再深奥，都是没用的。而且如果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知之甚少，对古代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比较肤浅，那么不管运用多么新颖的方法，也绝无可能以怪招取胜，点铁成金。

方法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既无需强分新旧，更难以抽象地判断优劣。方法的价值在于实用效能，在于它能否较好地解决问题。中国古代文学自有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其独特的学术术语，这是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又何必要将它弃若敝屣？现代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个独特的研究对象，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又怎能事先就对它奉若神明？朱熹曾对禅师宗杲的一段话大加赞许：“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了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的确，手持许多兵器，逐件舞弄，往往只是花拳绣腿。正如《水浒传》第一回所写的九纹龙史进，身上刺着九条青龙，手里的棍子舞得“风车儿似转”，煞是威风凛凛。然而东京来的禁军教头王进用棍子一挑，史进便“扑地往后倒了”。为何如此？王进说得很清楚，史进先前所学的“风车儿似转”的棍法只是“花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拳绣腿”，它是缺乏实战效能的，它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说实话，我觉得如今学界的某些人正如当年的史进，他们那些洋洋洒洒的文章正是学术上的花拳绣腿。换句更文雅一点的话来说，他们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只好匍匐而归。试看近年来的许多论文专著，堆砌着许多时髦的新概念和陌生的新名词，但是对于其研究对象从文本到发生背景都不甚了然或所知无几，得出的结论难免让人啼笑皆非。这与寿陵余子的失其故步又有什么区别？

不过，我对运用西方理论颇存戒心，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此，而是担心另外一种结果 ：有些学者对西方理论有较好的掌握，由于浸润太深，久而成习，就会养成一切都以西方的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样一来，当然会对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举个例子，据媒体报道，前年夏志清教授在美国发表了一通从总体上贬低中国文学的言论，其中有一句是 ：“唐诗也不够好，因为都很短。”先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看到夏教授发言的原文，不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属实。假如没有误传的话，这真是典型的数典忘祖！中国古代的写作，无论是文是诗，都以简炼为原则，辞约意丰是千古文人共同的追求目标。陆机把其中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 ：“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诗歌更是如此，唐诗中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正是篇幅极短的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无论是古人的诗歌写作，还是古人的诗歌评论，从没见过把篇幅不够长当成缺点的。我猜想夏教授是把唐诗与西方诗歌进行比较后才这样说的。一般说来，欧洲的诗歌大多篇幅较长，反正其平均篇幅要比唐诗长得多。可是篇幅的长短难道是判断诗歌孰优孰劣的一个标准吗？夏教授虽以研究中国文学而著称，但大概在美国生活得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欧洲文化本体论的立场上，所以指责唐诗太短。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中国文化本体论的立场上，那么马上可以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 ：“欧洲的诗歌也不够好，因为都很长。”这岂不是荒谬绝伦？上述例子也许只是相当偶然的现象，但事实上有不少论著都有类似的倾向，不过比较隐蔽，不易觉察而已。

在方法论上唯西方是尊的取向难免会导致如下结果，一是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例如目录版本、文字校勘、艺术评点等弃若敝屣，从而漠视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二是由轻视传统方法进而轻视产生这种方法的文化传统，仿佛中华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是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物馆文化，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客气地说，有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点居心叵测，像内藤湖南、白鸟库吉那样肆意诋毁中华文化的学者在今天也没有完全绝迹。外国学者这样做自有他们的理由，但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必要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从而妄自菲薄？

与其抽象地谈论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如看看其实际运用效果。1988 年，我编选了一本《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选入十二位西方学者的论文。这些作者中只有两人是美籍华裔，其余的均是非华裔学人。书稿编成后，我请宇文所安写了一篇序，宇文在序中说：“西方的批评本身也决不能保证提供新的见解 ：人们固然利用它作了一些出色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研究是令人厌烦的、生搬硬套的，甚至不可思议地对诗歌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我觉得宇文的意见是明智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序，序中肯定“西方学者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和方法训练都与我们不同，这样，他们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就能在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同时也指出“西方学者分析中国古典诗歌时，就较容易产生隔靴搔痒或胶柱鼓瑟的缺点，即使是一些优秀的著作也很难避免”。宇文所安的论著便称得上是此类“优秀的著作”，当时他的著作只有一种《初唐诗》已在中国翻译出版，他对国内学界的影响还不像今天这样显著。几年以后，宇文的第二种著作《盛唐诗》也出版了中译本，于是我将这两部书放在一起写了一篇书评（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唐研究》第二卷），既肯定其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论素养和思维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颖观点，也指出它们在文本解读、诗意阐释以及论点归纳等方面的错误和不足。

我至今仍抱同样的观点 ：我们应该重视西方同行的学术研究，尤其要重视他们运用不同的方法所获得的新成果，并从中汲取方法论的启迪。但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顶礼膜拜，更不能一看到西方学者的不同观点便自觉气短，或一看到他们运用的新方法便趋之若鹜。诗人臧克家曾说 ：“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我对方法的看法与之相似，只要合理、合用，新方法和旧方法都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旧方法难免陈陈相因、毫无新意，新方法也难免生搬硬套、不知所云。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研究上的“利其器”，主要在于选择适当的方法，并提高运用这种方法的能力。至于方法是新是旧，倒并不重要。

>原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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