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谈写作：宁可少些

程千帆先生在工作中

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初学写作者，往往有这样一种观念：少写几篇，不如多写几篇；少写几个字，不如多写几个字。也就是说：文章写得多比写得少强；写得长比写得短强。

这种单纯追求数量的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很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们都知道，语文是人类思想感情的交通工具。一方面有人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也就有人读文章来接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一篇文章的立场、观点、方法都很正确，读者就能受益；反之，就当先考虑自己的写作是否对人有益。这里面包含着思想性的问题，即内容问题，也包含着艺术性的问题，即形式问题。一个作者必须经常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去对待这些问题，才能使它的文章发表以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一定的好效果。

思想感情产生于生活实践。同样，表现技巧也不能脱离生活实践而存在。所以我们常常说：要深入生活，要写你所熟悉的东西。只有深入，才能熟悉，才能通过事物的现象，认识它的本质，暴露矛盾，解决问题。但生活是一种无边的大海，每个人的实践只能在一定的航程上进行。虽然航程变更的次数多了，对大海可以多知道一点儿，但只是一点而已。如果要爱伦堡写一篇关于中国建设的小说，他就不会干；他一定说：“这方面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

如果我们深刻地认识了：第一，写文章必须对读者负责，必须从读者的利益出发；第二，不熟悉的事物不应当写，因为，写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正是不对读者负责、不从读者利益出发的具体表现；那么，这是单纯地觉得写得多比写得少强呢？还是认为宁可少写几篇，使自己写出来的篇篇都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因而对读者更有益处好呢？

同志们一定会作出这样一个答案：“宁可少些。”

对的，宁可少些。写出来对人有害的，自然决不可写；写出来和不写一样，对人没有什么帮助的，也不必写；可写的是确实于人有益的。

其次，毛主席老早就指示过：“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么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鲁迅先生根据他数十年创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为什么今天必须这样做呢？我想至少有两个理由。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高高兴兴、忙忙碌碌地在以忘我的精神从事于各种建设工作。因此，任何人都得珍惜他自己的每一分钟，每一个作者也都应当“压缩”他的文章写读者节约时间。这是一。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广大的工农大众都翻了身。他们渴望着文化。如果写文章的人不为他们着想，不主动地争取这些最基本的读者，那将是不可饶恕的过错。文章写得短，就比较不容易扭扭捏捏，拖拖沓沓，而容易开门见山；也就比较不容易东拉西扯，转弯抹角，而容易明白具体。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大众服务，使他们了解得更容易，更多。自然，为工农大众写作，这牵涉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不能光靠写得短来解决。但一般地说，短文章比长的容易读些，这是可以肯定的。

因此，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不仅是一个写作态度的问题，更重要的乃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或者说，不仅是一个表现方法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或者说，不仅是一个表现方法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

根据上面说的这几点，那么，这是单纯地觉得写得长比写得短强呢？还是认为宁可少些字以争取更多的读者并为他们节省时间，也就是说，对读者更有益处好呢？

回答也当然是同样的：“宁可少些。”

是的，宁可少些。一句话说得清楚的，不用两句话；一千字写得明白的，不拉成一大篇。

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白：我并不是片面地坚持文章只应当少写，只应当写得短。我的意思是：如果写得多而不好，宁可少而好。如果又多又好，自然更好。根据当前的具体条件来说，作者应当把文章写得短些比较好，但如有必要，长文章并不是绝对不能写。鲁迅的杂文，我们不嫌其多。伍修权在联合国的发言，我们不嫌其长。粗制滥造的多，空话连篇的长，才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原载《语文学习》1952第4期，未收入《程千帆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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