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下）

1940年代  莫斯科

这里必须指出，尽管中苏等国因政治因素决定的统计模式相似，但有一点明显不同：在传统上中国历来以与1949年的比较来统计发展成就。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包括与中国最接近的阿尔巴尼亚在内，都是按国际通常的口径与战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作比较来统计发展成就的。

例如苏联的发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高峰的1913年作为参照，统计二战后成就时，则与苏联卷入战争前的1940年，而不是与战争废墟上的1945年作对比。波兰以战前的1938年、阿尔巴尼亚则以卷入战争前的1939年为比较基期而不是以红色政权建立的1945年。

中国在1949年时也是十余年毁灭性战争——八年抗战与三年内战后的废墟状态，严格地讲不适于用作比较基期，尤其不适于用作评价制度性因素对发展之影响的比较，更不适于与上述苏联式的发展统计相比。近来我国的统计界已经感到这个问题，因此统计发展成就多改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当年即1952年为比较基期。“国民经济恢复”后的数字尽管并不完全等于战前最高水平，但由于我国情况特殊，很难确定一个年份代表“战前最高水平”，因此用1952年数字代表“战前最高水平”还是最为近似的。

 1950年代  北京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改革前中苏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业绩作出如下几项分段比较：

苏联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三年大规模内战后，1921年基本恢复和平（当年仍有收复远东、平定伏尔加流域农民起义、乌克兰—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抵抗与喀琅施塔得“叛乱”等局部战争）。由此至1940年共20年和平建设，到1940年与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13年相比，国民收入达到611%，工业产值达到852%，农业产值达到141%，而农业人口比重则由1913年的82.1%降至1939年的67%。

而中国1950年基本恢复和平（海南、舟山、西康仍有局部战事，至于抗美援朝则是境外作战，人力损失虽大而物力主要靠苏援，对国内建设影响不大）。由此至1969年也是20年和平建设，而1969年与“恢复到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52年相比，工业产值仅达到477%。“社会总产值”在1952—1971的20年里只增加到339.8%。农业产值在这20年里虽然增加到162.9%，似乎比苏联略快一点儿，使M仿佛有了资格批评苏联的农业失败。

苏联的农业虽然糟糕，主要表现为产量增长慢，以及为实现集体化付出的惨重代价，但苏联农民人口因工业化城市化而明显减少，农业生产率还是颇有提高。而中国农民人口在此期间仍不断增加，虽然产量靠人海战术而有所增长，其农业生产率却明显下降，农业劳动者年人均净产值从“一五”时期的215.6元降至“三五”时期的182.4元。

1941—1945年苏联陷入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年恢复和平建设。历14年而至1959年与战前经济最高水平的1940年相比，国民收入达到405%，工业产值达到480%，农业产值达到156%，而农业人口比重则由1940年的67%降至1961年的50%。如果同样以14年的时间看中国，则1950—1963的14年发展使中国在1963年达到相当于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工业产值的284.5%，1952—1965年间社会总产值只增加到212.1%，农业产值只增加到137%。而农业人口比重在这14年前后几乎完全没有变化。

1960年代  中国农村

经过以上两个阶段共32年的和平建设，1959年苏联工人平均“实际收入”达到革命前最高年份（1913年）的390%。亦即年均增长4%左右，应当说这个增长速度并不高。可是与中国相比还是很惊人了：同样是32年和平建设，中国经济到1984年工业职工平均“实际工资”仅为1952年（相当于革命前最高年份）的129.4%，年均仅增长0.8%。而且这点可怜的增长也都是1956年以前“完全学苏联”时期与1977年以后很大程度上是恢复“苏联模式”的那几年的成果。如果以开始大批“一长制”的1957年与1977年相比，则在这“中国特色”最浓的20年间中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以1952年为100）竟然从116.3降至92.7，即净减少20.3%！

即使在工资有所增长的苏联，国民总体生活水准的提高主要也不是靠这种增长、而是靠大量农民转为城市人口带来的生活水平变化。而中国虽然工人农民各自收入水平都很低，两者间的差距却很大，“农转非”更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生活提高的主要希望。遗憾的是：这一希望在中国更比在苏联渺茫得多。在上述同一时期，苏联农业人口比重已由革命前经济最好时的82%降至50%左右，基本达到了进入工业社会时的都市化水平。

而中国同样是32年和平建设，城镇人口比重仅由1949年的10.6%升至1981年的19.8%，其中非农业人口仅为13.9%。“农民国家”的面貌基本未变。而且同样，这点增加也是1957年以前、1977年以后“苏联模式”还算管点用时的情况，而在“中国特色”最浓的1960—1976年间，城镇人口反而从13073万降至11342万，纯减幅达13.2%。这样的“逆城市化过程”无论在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苏联东欧的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都没有出现，只有“命令经济”比当时的中国更典型的波尔布特时期柬埔寨可与之相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按20年、14年、32年和平发展的绩效分别进行中苏改革前旧模式的比较，得出以下三表：

显然，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之发展绩效，无论中期还是长期，都比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差得多。

这里还包含一些有利于中国的不可比因素，如第一，苏联在二战前处于“一国社会主义”状态，经济发展基本无法指望外援。而中国在五十年代经济发展中得益于苏联以及“大家庭”国家援助的成分是不能否认的，尽管中苏交恶后我们通常对此讳莫如深。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水平比俄国低，尤其是上述表B作为对照的中国解放前最高水平比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高水平（当时苏联已大体实现了工业化）要低得多，而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通常基数低的经济应当更易于出现较高的相对增长率。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则上述命令经济绩效之差就更加明显。

但是即使排除这些因素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发展绩效的确与苏联式计划经济有明显的差异。当然苏联式发展的代价也是骇人听闻，从以人为本的眼光看，苏联式的体制当然不可取，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客观地区分两种体制的差别。

实际上，除了上述数字上的差异外，经济发展内在质量上的差异更加明显。如所周知，计划经济虽然可以有较高的实物（产值）生产效率，但效用增益（即满足消费者主观消费偏好的能力）效率很低，这一般被认为是苏联经济增长数量不低但质量差的体现。中国改革前体制这方面的弊病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经济质量也可以作另一种理解，即“内生性积累”的能力大小。

我们知道，中苏两国在工业化过程初期，工业经济的增长率都不小，但是按苏联理论界（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剥削”论到STL的“抽取”论）的解释，这种增长并不是基于工业部门内部的积累机制，而是运用行政力量以剪刀差等方式从农业中“抽取”剩余投入工业的结果。此即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按照这种理论模型，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壮大，“计划最优化”产生的投入产出增益会不断增加，工业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对于“抽取”工业外剩余即所谓原始积累的需要也就日益减少，直至工业本身的内生性积累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的增长，还可以反哺农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遂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所取代。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经济的确是按这个模式发展的。STL时代对农村抽取“原始积累”的过程相当残酷甚至可以说很血腥，但随着其工业化的完成，农村人口显著减少，工业自身的积累能力成功地取代了来自农村的原始积累，与“抽取”相关的统购统销、身份壁垒等强制制度也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以至于到1966年苏联已经可以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础上在全苏集体农庄中全面推行以国家银行系统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实际上，苏联晚期农业已经越来越依赖于这种“反哺”，以至于到90年代由于摆脱“束缚”意味着失去“保护”，俄罗斯的农业成为改革中的老大难，与急于摆脱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以失去的中国农民成为改革先锋，形成鲜明对比。

前苏联集体农庄老照片

中国到改革前夕虽然工业经济总量也已不小，按当时统计口径到1978年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只占社会总产值的24.2%。仅从产值结构看似乎完全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工业国”。但是，比重如此大的工业部门却缺乏内生性积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原始积累”阶段，需要继续从农村“抽取”资源来维持其存在，而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票证制度、身份等级等一整套为原始积累服务的措施不仅直到改革时基本未变，甚至80年代还继续存在，90年代才逐渐淡化而至今仍未完全取消。

实际上，即使在改革时代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仍未完全摆脱对“抽取”农村剩余的依赖。正是这种有束缚无保护的体制把中国农民逼上改革之路，而减少、回避“抽取”的压力则至今仍是农民改革的动力之一。这样的工业即使产值比重再高也不能说形成了工业化社会。中国农民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付出的代价绝不比俄国农民小，但中国改革前体制对这种原始积累的利用效率要比苏联低得多，农民得到的回报因而也小得多。

改革前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虽然有强化原始积累能力的优势，在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也明显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既缺乏市场激励、又不讲计划理性的弊病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弊病造成付出很大代价形成的原始积累利用率低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严重浪费，而实物要素的投入产出也没能真正实现“计划效率”。中国经济真正出现战略性的改观，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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