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新儒家与“谶纬之学”
董仲舒
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董仲舒开始的，可董仲舒在思想史上人们一般被叫作新儒家。什么是新儒家呢？它的标志主要是与秦制兼容，不能反对秦制，在秦制允许的范围内阐述自己的见解。但我们也不能说董仲舒完全放弃了儒家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他还是想对皇权有所制约，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不能明着讲“革命”了怎么办？董仲舒想起一招，就是大量引进了所谓的“谶纬之学”，就是图谶纬书。什么叫图谶？图谶是从战国时期阴阳家那里兴起的一种学问，代表人物是邹衍（公元前305-公元前240年）与道家关系密切。阴阳家特别强调“天人感应”，“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试图用自然天象图式解说社会现象。
邹衍
因为没有制度约束，董仲舒就用天人感应之类的言语来解释人间的善恶、治乱、人内心的边界。说上天对人做的一切是会有感觉的，上天有感觉就会通过一些象征符号来体现出来，而这些象征有的是图形，图谶，有的是天象，有的是一些让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就是所谓的纬书。
他们把这些东西说成是高深的学问，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谁看得懂？只有儒生能看得懂，既然掌握着话语解释权，就可以把它变成吓唬皇上的招数，骗出一套东西约束皇上。用这种东西可以解释种种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儒生觉得这些事都是坏事，就告诉皇帝说不得了了，上天不高兴了，比如某个地方掉下来一块石头，就说皇上你要注意，不注意的话这就是上天要发怒的警示。
某些事情如果做的好也一样，上天会有某种征兆，比如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灵芝，出现祥瑞，说白了就是用神秘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试图对君主能够有所制约。可这个制约有没有效？实际证明这套装神弄鬼没什么效果的。谶纬之学在两汉曾盛行一时，但到了东汉统治者就已经对谶纬很不满意了，而且统治者可以用假托天象这一套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些依据。
但这些东西容易变成老百姓造反的一些工具，像黄巾起义便以“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这就是典型的谶纬语言，甚至连黄巾起义的联络符号都是从这里头透露出来的。有人做过研究说，“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几句话除了煽动变天以外，里头隐藏着一个符号，就是中平元年某月某日，然后那一天黄巾盗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表现出强大的动员力和高度的一致性。
黄巾起义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全国的黄巾军基本上各自为战，没有任何统一的组织。现在的研究证明，三十六方同日而起不是形容词，真的就是在同一天。在各自为政以及当时信息传播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通过这个事情就使得统治者感到谶纬是一个问题，会被对手利用，谶纬之术便走到了末路。大家不用看很多书，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就会知道里头提到孙策和于吉的故事，孙策杀于吉，其实就是镇压谶纬。
《三国演义》中孙策杀于吉
后来晋代、北朝一直在隋初多次发生统治者严禁谶纬，焚烧图谶纬书，杀谶纬之士。有人甚至认为，北魏和隋初那两次规模之大，超过焚书坑儒，以至于图谶纬书到了现在基本上就被灭绝了，今天我们已经见不到这个东西。晚近的一些学者要研究图谶纬书基本上找不到材料。也就是说，儒生用这一套东西吓唬皇上是吓不住的。
儒家要变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支柱也是需要进行改造的，比如说儒家“礼”这个概念在汉代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儒家是讲小共同体本位的，这个“礼”一方面强调长幼尊卑，另一方面强调温情脉脉，而且传统儒家有一个说法叫作“礼乐”，就是“礼求异，乐求同”。什么意思呢？乐是祭祀的时候，大家都唱一样的歌，强调的是我们的认同。那么“礼”是什么？“礼”是区别贵贱的，是区别上下的，所以“礼”一定要强调不同。
可是这个上下尊卑，首先指在小共同体内的上下尊卑，笼罩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因此给人的感觉好像更多是一种保护。在传统儒家话语系统中，“礼”被认为是礼遇、礼待，就是对人的一种礼貌。如果皇上对你好，就叫做礼遇，就叫作礼贤下士或待之以礼，当时很少有人用“礼”这个东西描述一种威慑，描述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
从战国年间开始这个“礼”就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军队内部非常严厉的军法被叫作“礼”。战国年间有一部很有名的兵书叫作《司马法》。《司马法》在战国年间被叫作“礼”，《汉书·艺文志》里头也把它归礼类，叫作《军礼司马法》。“礼”本是温情脉脉之礼，但是到了《军礼司马法》里头已经变成杀气腾腾的法。
《司马法》
“礼”本来是一种知遇之礼，可是到了军礼中就变成一种恐吓之法，这个东西能叫礼吗？把你吓的发抖就是对你的礼遇吗？就是礼贤下士吗？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我们要理解“礼”的含义，就会知道《礼记》讲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什么意思？“礼”是下到共同体内的，所谓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不能跨层的。这句话是对诸侯讲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诸侯，对卿大夫要礼遇，怎么礼遇？即使他有过错，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你要尊敬他，讲得具体些，就是不要对他动刑。但是庶人跟你隔着好几层，如果说庶人应当得到礼遇，那也是他自己主人的行为，不用你管了。在这样的体系里每一个人都有主人，庶人也有，最直接、最简单的主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就是家长。
《礼记》原文中先讲祖孙关系不同于父子的关系，然后又讲天子和诸侯之间有一种“礼”的关系，诸侯和卿大夫、卿大夫和士也有礼的关系，但这里头是不能越级的。可是到了战国年间已经变成陌生人社会中一种带有军事色彩的、挺吓人的事了。到了叔孙通那里更加令人恐惧。
尤其是到了西汉晚年出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事，据说西汉晚年河间王刘德从民间访到的一本《周官》，这本《周官》到了西汉末受到了两个人的重视，即刘向、刘歆，这两个人被认为是西汉末年到王莽年间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们认为《周官》应该叫作《周礼》，而且把周礼列入官学甚至排到了原来人们认为“礼”的前面，就是后世所谓的“三礼”——礼记、仪礼和周礼，这三礼中周礼是放在第一位的。
刘向、刘歆父子像
《周官》这本书讲的和小共同体内温情脉脉上下秩序毫无关系，是以周的名义，说朝廷设有6个部门，分别叫作“天、地、春、夏、秋、冬”，分设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六官相当于后世朝廷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天官相当于吏部，地官相当于户部，“地官司徒...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等等。
按照《周官》这本书，中央六部有三百多个司局级单位，每一个职官都有不少属员，合计有数万人之多，总之这本书就是讲什么官、什么衙门干什么事。像这样一本书和儒家讲的“礼”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西周时代能够有这样庞大的中央机构吗？
所以很多人觉得《周官》这本书来源可疑，我们发现关于周礼的争论实际上是汉以后思想史争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般来说，凡是主张中央集全的、主张偏向法家那一套的，都是高度评价周礼，认为周礼不仅是儒家的正宗，而且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比如王安石，他变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周官新义》。
王安石
而凡是反对这一套的，凡是对法家很反感的，从二程一直到晚清的康有为都认为《周礼》是伪书，甚至有人说《周礼》干脆是刘向、刘歆父子造出来的书，说他们为了王莽篡权编了这么一本书，作为王莽篡权的理论根据。
其实照我看，说这本书刘向、刘歆父子全部凭空虚构的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代的书基本上就算是后面编的，也沿用了前人的素材，凭空捏造是不太可能的。今人已经指出《周礼》这本书中的很多材料在汉以前，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有人提过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凭空虚构的东西。
但我相信整个《周官》描述的中央政权体系肯定是捏造出来的，西周时代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要知道，中央机构分成六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秦始皇时代还没有六部，只有左右曹诸吏，汉武帝设尚书台本来是分成四曹，也就是后来的四部，到了汉成帝时代变成五曹，到了东汉光武帝就变成了六曹尚书，所谓六曹尚书就是后世的六部尚书。
可是东汉光武帝是不是最早搞六曹的呢？我不能确定，但不妨做一下合理设想，王莽时代大概就已经有了六曹，而王莽朝这个“六曹”就是比附周礼的六官，到东汉又被继承下来。但显然，周礼讲的完全是秦制的那套，根本就不是周制的东西。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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