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拟亲情”与“冷冰冰”
画像砖上的豫让
在改革开放期间，随着我们视野的扩大，觉得所谓“封建问题”不仅在中国是有意义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值得分析的，它就是前近代社会的两种主要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对一个前近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的确是带来了很多值得分析的一些现象。
我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叫做“共同体”。这个词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老实说，这个名词概念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不过也不仅限于此，因为在19世纪启蒙运动中，现代社会意味着个人的独立，这似乎是不管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公认的。尽管两者有“群己权界”怎么划之争，但在群己颠倒、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的时代，群域大一点还是己域大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从启蒙运动以来，不管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等都不断的在强调这一点，包括后来的一些具体学科领域的，比如说法学界的梅恩、经济学界的亚当斯密等等，他们都大讲这个问题，只不过具体术语不同，比如梅恩说要从身份到契约，卢梭则叫做臣民与公民。但是其实都是这个意思。
梅恩
都是说臣民是依附性的，而公民就有独立人格的。独立倒不意味着他们是孤立的，他们的社会联系（这是马克思常用的词，所谓“社会主义”就源于此，那时“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对立的）要比以前发达的多，但是这种联系的纽带不是人身依附，而是由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契约——自由契约，这就变成梅恩的概念——“从身份到契约”了。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在哲学意义上谈共同体比较多，但是到19世纪以后，很多人从人类学方面就开始更细化一点。比马克思稍晚一点，也是一个德国人叫做滕尼斯，写过一本叫做《共同体与社会》，他讲的“共同体”，其实更近似于我讲的“小共同体”概念。因为马克思讲的共同体要广泛得多，他讲从家庭一直到“亚细亚国家”都是共同体，都是对个人的一种束缚。
而且马克思专门提到一对概念，叫做“自然形成的”和“政治性的”这两种共同体。“政治性的”我理解就是通过国家的活动建立的。而“自然形成的”，那就是通过血缘、地缘关系，诸如父子关系、家长和亲属关系乃至邻里关系形成的认同。但是滕尼斯没怎么谈政治性的，比如说专制国家，秦制我认为就是一种大共同体。但是滕尼斯他谈的共同体就没有包括大的概念。他谈共同体讲得非常详细，而在我看来可以归纳为两条：
第一个特点他谈的共同体其中的关系是依附（梅恩的术语叫“身份”）关系，不是契约关系。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有大的整体，小的整体，比如有人说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就很小，它是不是小共同体？肯定不是。因为生产队是国家组织的基层形式，它是国家机器的末梢，是属于“大共同体”科层结构中的下层。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政治性的”，那就肯定不是滕尼斯讲的共同体。
但是以前的家族、宗族和例如俄罗斯的村社，那是马克思所谓“自然形成的”，如果它又具有依附性，那就是滕尼斯描述的对象，即我们讲的小共同体。滕尼斯讲的共同体第一个特点就是成员都有依附性、身份性，不是自由结合，表面上看起来是依附于共同体，实际是依附于共同体的家长。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种依附有直接的人际交往作为基础，是熟人社会乃至亲人社会。那就和秦制（包括秦制的基层）完全不一样了。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的小群体根据这种逻辑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身份性熟人组织如家族等，那就是滕尼斯讲的共同体或马克思讲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另一种是外部强制力量建构的或马克思讲的“政治性的”组织如秦制下“编户齐民”形成的里甲、保甲、都图或生产队。滕尼斯不讲这些，但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包括这些同样压抑个性的“亚细亚国家”组织。
当然还有第三种，比如经济学家科斯定义的“企业”，他界定为“人们为减少交易费用而自由结合的契约组织”。其实也不限于“为减少交易费用”，比如自由居民形成的社区、以信仰自由为前提的教会，乃至以“治理的合法性来自被治理者的授权”为基础的现代“契约国家”。滕尼斯的“共同体”主要是强调与这类组织（滕尼斯谓之“社会”）的区别：前者有身份性而后者只基于契约，前者有稳定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后者往往是陌生人社会。
初版《共同体与社会》 滕尼斯/著
滕尼斯不讨论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国家”——它同样是依附性或不自由的，但却要整合一个“天高皇帝远”的陌生人社会。他不讨论可以理解，因为欧洲的近代化，理论上无需面对这种东西。但是中国呢？
当年的儒家是“崇周仇秦”的。周制就是冯天瑜先生讲的“封建”制。孟子曾经讲，周制的原则就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天下有很多很多的依附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人，但是这些主人基本上都是附庸认识的。这就是一种滕尼斯所谓的共同体、我所谓的“小共同体”关系。
先秦时代有很多故事强调主人和附庸者之间，或者是主人和门客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对我很好，我就怎么舍身报答恩主，受恩与施恩基本上是一种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关系。但是到了秦制就没有这种关系了。到了秦制，皇帝只认识身边的一些重臣乃至宦官，但是一般百姓乃至下层官吏，皇帝是根本不认识的。
类似于孟尝君和毛遂、冯谖、智伯与豫让这一类主仆之间的交流，在秦制下是没有的。秦制是一种以强制性为主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陌生人社会中建立的一种服从机制。它强调的也是个人的服从，对“大共同体”的服从，或者说对共同体代表者的服从。但是这种服从跟小共同体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的附庸（臣民）和主人之间是完全不可能有任何互动，不可能有任何直接人际交往的。
滕尼斯很强调这一点，因为他所谓的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是不平等的——个人之间完全通过自由契约形成的联合就不是“共同体”而是“社会”了，比如工厂和职工也构成了一个团体，但不是滕尼斯讲的共同体，因为企业和职工之间就是契约关系。原则上双方自由，我可以“炒”老板，老板也可以“炒”我，稀缺资源往往是主动方。
但传统庄园就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奴隶制或者农奴制或者氏族制群体，这种共同体是有身份性的，外缘是有壁垒的，不是想加入就加入，想退出就退出的。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依附性，在这种共同体之下，近代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说自由平等，显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在近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这种问题。
而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如果与大共同体相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小共同体一般来讲都具有（用马克思的话讲）“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孟子说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或者用西方的语言叫做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这里讲的我的主人通常都是我认识的人。
而人即便作为一种动物属性，它也包含了亲情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虎毒不食子，即使是老虎，他对自己的亲人也会有感情。而作为人还会对持久的熟人存在“拟亲情”。即使不从感情，而从“经济人理性”而言，持久性熟人社会的这种人际关系也有两个经济学界经常讲到的特点，和陌生人之间不一样。
第一就是“无限重复博弈”，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这种关系要维持一辈子，甚至是世世代代，那就不能一锤子买卖。我不能把你整成敌人，我随时想杀了你，你随时想杀了我，这种关系就没有办法维持，所以一定要有“非零和”的重复博弈。就是传统上经常讲的“同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打断骨头连着筋”等等。
第二个特点就是如果这种关系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又有直接人际交往作为基础，那就会产生“信息对称”。简而言之就是既然这种关系维持一生，甚至祖祖辈辈，就有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彼此知根知底，我了解你是个怎样的主人，你也知道我是怎样的附庸。
而经济学常识就是“信息对称”易于建立信任，减少“交易成本”。所以小共同体会出现温情脉脉的色彩，在这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中，一般道德因素或者伦理因素都能起到很大作用。如果这种状态解体了，不管这种解体从历史上看是多么进步，多么的必然，但当时的人们都会有一种道德上的沦落感，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今天的资本主义“撕掉了中世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把它泡在了利己主义的冰水里。”
中世纪家庭农庄
其实不仅是马克思引了这个说法，资本主义早期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留恋小共同体的现象。最明显的如拿破仑战争中根据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到处解放农奴，但是他发现：那些农奴往往不愿被解放，马克思就提到莱茵地区这种表现最明显。很多其他地方也是，甚至在俄国都有这种现象——金雁当年的学位论文就是讲拿破仑战争中的俄国农民的。
我这里要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我国老革命家李立三留俄很久，他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很长时间，娶了一个俄国太太李莎，一个俄国共青团员，一个“娜拉出走”后的贵族家庭的小姐。后来李莎跟着李立三回到中国，在中国历经沧桑，大家知道李立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李莎也被诬为“苏联间谍”入狱很多年。
中苏关系解冻后，李莎也平反了。离俄几十年的李莎落叶归根回去探亲。她的家乡原来的一些老人还在，当然都已垂暮，听说——用中国人的说法“小姐回来了”，都纷纷来看望甚至伏地行吻脚礼，而且说：世道沧桑这么些年比较来比较去当年的主人你们好，STL把我们整的多惨多惨，剧变后休克疗法时期俄国生活也很糟，还是那时候的主人仁慈，希望小姐你回来吧，我们还是跟着你……。
李立三、李莎一家
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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