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这个视力过人的男孩
作为记者的Alice Steinbach在1984年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写作了《一个视力过人的男孩》，该文于1985年荣获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这一篇80年代的作品直到如今依旧是写作者参考品阅的范文。有人曾在推荐这篇文章时写过一句评价：作者深深知道怎样表达人生中最大的悲哀，那就是我们与自己最渴望的生活之间隔着永远无法迈过去的沟壑。
得不到的东西永远不能被替代，被替代的一定曾经拥有。比如“他看不见面对他坐着的娇小漂亮的女孩，女孩辫子上扎着几小排有红色、黄色、绿色的、形状象飞机似的条形发夹。他看不见沿着撒满阳光的窗台上摆放的黄盆里，一排正在生长的小的绿色植物。”卡尔文的特殊在于“他是巴尔的摩市六个完全“从残疾人转入正规班级”的盲童之一。”无论出生时有着怎样的状况，最终获得宁静的来源是融入普通社会。帮助或者同情处理不好，会成为“反向歧视”，融入需要打破的是“反向歧视”，有时候这样的歧视来自于社会，有时候这样的其实来自于其本身。卡尔文主动迈出了其中的一步。
——地平线.十三姨
一个视力过人的男孩
文︱Alice Steinbach
来源︱巴尔的摩太阳报
转载 | 清单（ID：worldlist）
首先是眼睛，那是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一种淡淡的发暗的蓝，象知更鸟卵一样的颜色。并且如果是在阳光灿烂的春日，你直视这双眼睛——这双不能回视你的眼睛——刺眼的、4月的阳光会使它们变得苍白，就象高处无云的天空中那种淡淡的蓝。
10岁的卡尔文·斯坦利，这双眼睛的主人，这个打生下来就失明的男孩，喜欢这些描绘，并且两次想听听这些描绘。他听着因为他只能听，然后，“桔黄色是我喜欢的颜色，但我现在喜欢蓝色。”他宣称。停了一下，眼睛在短而厚的眼皮间颤动一下，“我知道有淡蓝、深蓝，可是天空的蓝色是什么样的呢？”他想知道。在他听你的描述时，如果你注视他的脸，你就会感受到一幅画，一幅牢牢地镶嵌进苍白的眼睛背后的画。
这个男孩头脑里存有许多画面，存着许多那些爱他的人为他创造的、重新找回的形象——这些爱他的人有家人、朋友、老师，他们已着手辛勤地、耐心地为卡尔文内心的眼睛创造着一个可去停留的特殊的世界。
有彩虹的图画：“它有很多美丽的色彩，一种挨着一种，形态象张弓，横跨天空。”
有让卡尔文震惊的闪电的图画：“我妈妈说闪电就象一棵圣诞树——那种穿越天空，明暗闪亮的情形”，他说着，道出让诗人引以为豪的令人愉悦的描绘。
“孩子，”他的妈妈曾经告诉他，“有一天我将不在这儿，在你跌倒时，我不会在周围去扶你——没有人会一直在周围去扶你——这样你必须努力依靠你自己，你必须知道怎样对付这些，要做到那样，你又必须知道怎样去思考。”
艾塞尔·斯坦利从来也没有对自己说过：“我的儿子是个瞎子。这是我应得的麻烦。”
“卡尔文很小的时候是那样的不安份。他要看每一件东西，他要摸每一件东西，我不得不给他那儿的每一件小东西，象一个汤匙，一把餐叉，我让他玩。玩罐子、砂锅，玩每一件东西。我领他感觉桌子棱角尖锐的边缘，‘你不能摸它；它会弄伤你。’我把会伤害他的东西告诉他。他仍旧到处乱撞。但是，他知道什么是不能去做的，什么是他能做的。并且他知道，在他的屋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会伤害他。
“他开始走路的时候，我们一起出门——我猜想他大约两岁吧——我从未告诉过他任何关于怎样去做的事情。当时我们走到一个障碍物前。卡尔文知道，当我停下来时，他就应该放慢脚步，我再停下来，他就应该加快脚步了。我从不说任何话，我们就这样做。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模式。”
卡尔文记得，在他开始意识到关于自己的某些方面“与别人不同”时：“我就这样自己弄明白了，我想当时我大约四岁吧，我会把东西拾起来，我却看不见它们。别人会说它们能看见东西，而我却不能。”
他的母亲总记着那一天：他的儿子问她，为什么他是盲人而别人却不是。
“他肯定有四五岁了。我跟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他生下来就是这样，这并不是谁的错，他不必责备自己。他问，‘为什么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文。也许你命中有一种特殊安排，就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就是你所要踏上的人生之路，你能处理好它。”
然后，她让儿子坐下，这样告诉他：“你是正在看呀，卡尔文。你只是用你的双手而不是眼睛。可你就是在看。并且，要记住，没有什么你不能做的。”
这是一个春天的假日，卡尔文走出家门，他在屋后的巷子里骑着他的看上去死板的、黑色镀银的两轮自行车。“呆在我后面！”他朝他的朋友凯利·巴斯喊。凯利正沿着可以让卡尔文骑自行车的小巷延伸出来的死胡同疯狂地蹬她的车踏板。
现在，努力想一下你在看不见往哪里去的情况下骑自行车的情形，这时你甚至都不知道一条“巷子”是什么样子的。努力想象一下在眼睛看不见的、只存在你头脑中的边界处的空间怎样航行；然后，努力想象卡尔文在那种空间中踏着自行车，随着两边的空气擦身而过而兴奋地高叫时，他正在感受着什么。
尽管在邻居的后院他看不见自己周围春天萌芽的迹象——从储备室中拿出的门廊家具，以及铁烤架设备，从四月的雨水中小草长出的绿，在篱笆上连翘盛开出的黄——但是沿着他自己的路线引导他的另一种标志却依然存在。
经过德国牧羊人时，牧羊人向他大喊大叫，告诉卡尔文离他家还有三间屋子远；接着，经过五个花园以外的紫红锆石时，他就会闻到红锆石散发出的特有的芳香（这后来将会成为引导他的丁香花的气味）；经过大的斜裂缝时，这个斜裂缝支起他的自行车前轮，然后又放落地上，这就告诉他已经到了他的边界，他应该回头了——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卡尔文骑着自行车走过所有类似这些的标志。
艾塞尔·斯坦利：“6岁那年，他的一个表弟弄来一辆自行车。卡尔文说‘我要知道怎样骑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于是我们就给他弄来一辆，他父亲让他帮着把自行车组装起来。你知道，不管卡尔文拿到什么东西，都要用那两只手反复摸熟。他知道那辆自行车的每个部分以及它们的名称。头一天他就学会了骑它。可我没能去看，他的父亲在一旁陪着他。”
卡尔文：“我几乎快要疯了。骑一个小自行车我感到很累。开始，我常常走‘S’字形，骑不稳，就从头再来。我表弟就紧紧扶着车，然后让我蹬走。一开始老是跌跤。可是很多人一开始骑时，也会跌倒的。”
卡尔文的后院里一场棒球赛快要开始了。斯坦利夫人集中精力地关注着她的儿子。9岁的凯利站在第一垒，脱去她的仿皮手套，以便玩得更来劲。本队的另一成员，6岁的曼尼特·克拉克正在抢球。轮到卡尔文上场击球了，这时提醒他怎么做也是曼尼特的事。“击球，卡尔文”，她喊着，“转身！”
他照此做了，球与球棒碰撞发出的声音引导卡尔文冲向第一垒，他一边跑一边用手在身前摸索着。妈妈走到他所站第一垒的旁边，下意识地将手伸向他的头，轻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呵护地抚动着。
“记住，”母亲告诉他刚到6岁的儿子，“没有什么事你不能做。”
卡尔文的父亲，37岁的小卡尔文·斯坦利是巴尔的摩市的一名警察。他已经教会儿子怎样骑自行车，在自家的大众牌轿车上怎样去换档，怎样把玩具拼在一起。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互相夸耀对方英俊漂亮。
父亲：“你知道，与他在一起我并没有缺少什么。因为他除了看不见之外，他能做每一件事。他常到后院的水池里去游泳，其他的孩子害怕水，而他却头朝下直接跳入水中。要是我，我可没他那么勇敢，我也许不会到任何地方去；要是我的话，可能大部分时间只会呆在这个屋子里，可他总是想走动，总是打电话，老想做些什么。”
“但是他也会很伤心。你只要不时看着他，就会明白他是真的伤心。”
儿子：“你知道什么让我伤心吗？是《夏洛特之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故事。我每天夜晚都听这个故事的录音。我喜欢夏洛特，那个蜘蛛，喜欢她说话的方式。并且，你知道，她真的爱威尔伯，那头猪。他是她最好的朋友。”卡尔文谈到E·B·怀特的寓言故事中那个为救助猪而后来牺牲自己的蜘蛛时，语调中充满了温情与叹服。
“这是一个有关友谊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好朋友应该是什么样的，象夏洛特和威尔伯，”他说着，突然转过身去擦他的眼睛，“当夏洛特死时，它让我真的很伤心，我常常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朋友。那就是我为什么努力不去听这部分的原因，我只顾把磁针往前倒。”
还有让卡尔文伤感的其他一些事：“我想知道我妈妈长得什么样，”他说着，迅速向上“看”去，强忍一下，“她看上去象什么样呢？人们告诉我她很漂亮。”
母亲：“有一天卡尔文要我告诉他我什么模样。他那时大约6岁。他们都在学校里为母亲节做些什么。孩子们都在画自己妈妈得肖像。他要知道我象什么样，那事让我不安起来，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告诉他。我想，我将怎样去给他解释这个问题，这样他就会真的知道我长的什么样呢？于是我努力向他解释脸部特征，解释鼻子特征，不过我只是用触觉。我拿着他的手，努力跟他解释皮肤，让他触摸他的，然后再摸我的。”
“我想只有那一刻，卡尔文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个盲人。因为他说，‘我不再能够看见你的脸了……还有爸爸的脸’，”她轻柔地说着，用手去捂住脸，但没有及时忍住眼泪，“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的心被扰乱了，难以控制。”
然而，斯坦利夫人知道怎样去告诉她唯一的孩子，“我说，‘卡尔文，你能看见我，你能用你的手，通过我的声音看见我的脸，那样你能告诉我更多的东西，比能用眼睛看的人还多。”
普洛维顿医院，1973年11月15日：那就是卡尔文·斯坦利出生的地方。
他的父亲这样记着它：“在医院我是在我妻子之前看见他的，我立刻感到他的眼睛有些问题，可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母亲这样记着它：“剖腹产醒来时，我有些发烧，并且我只有通过保育室窗户才能看见卡尔文。第二天，一个医生过来告诉我，说孩子患有白内障，问我是否要个小儿科医生过来看看。就我所知，白内障是可以消除的，这样我就想：‘哦，他会好的’。我并没有过于担心。接着当小儿科医生过来给他做检查时，医生告诉我，他认为孩子得的是先天性青光眼。”
只有那一次，斯坦利夫人在失望中屈服过。“当时他们确认这是青光眼，并告诉我治愈的比例相当低，几乎很少有先天性青光眼的婴儿。那时我伤心极了。我责备我自己，知道自己在怀孕时肯定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就责备我丈夫。”说着，眼睛从交叉盖在膝上的手上往上看去，“可是我永远不会把它告诉我丈夫的”，停了一下，“而且他也许会责备我呢。”
不。她的丈夫说：“我从未真正责备过她。我只怪我自己，觉得这是个报应。如果你在某方面做了错事，你就要为之付出代价。我怀疑大概我是做了什么错事，可我总想不出做了什么能遭到那样报应的错事。而为什么卡尔文必须为它付出代价？”
斯坦利夫人记得医生向她解释时说，这种青光眼并不是因为他们中的某个人在怀孕前或怀孕期间做了什么造成的，“所谓‘先天性’仅仅意味着‘天生如此’。”
他们带卡尔文到一个专治先天性青光眼的纽约医生那里看过。在那里，医生给他做了七次手术，认为有望提高一些视力。可到三岁时，手术不再有任何进展。斯坦利一家被告知，所有能为卡尔文做的事都做了。
“你知道，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总觉得他不会永远看不见，”斯坦利夫人说，“并且我必须在不同方面向他伸出手。我给他买的玩具都是能发声的，都有声音，都是卡尔文喜欢玩的东西。但是直到他入学以后我才明白，我一直在做那样的事——在给他不会刺激他的玩具。”
33岁的艾塞尔·斯坦利是一个漂亮的、看上去很健壮的、带着热情微笑的女人。她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大，是在照看弟弟妹妹的过程中长大的，当时她的母亲在工作。“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斯坦利夫人回忆说，“是的，她必须工作，可是她在那儿的时候，她会陪伴你每一分钟，那每一分钟就值一整天。她又总是有时间听你说。”
在某些方面——也许是来自她自己的童年的经历，卡尔文出生后就不再工作的斯坦利夫人获得了一种哺育、教育并把自己的母爱倾注给卡尔文的能力。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带着信任、诚恳以及一个孩子不可动摇的信心——母亲总在自己身边，卡尔文走进了一个洞明的世界。“如果对有些事情不明白，你就问，”她一遍又一遍地用公开坦率的方式告诉他，“一定要问。”
到了向卡尔文解释男孩女孩性别之时，斯坦利夫人是这样说的，“他大约7岁时，我告诉他，在你的孕育过程中，你有两种性别，当时并不能马上确定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对此不能相信。他说，天哪，要是有些人把两种性别粘在一起呢？我想了想说，那就允许我首先把这种可能性排除掉。”
“我努力向他解释女人的性器官象什么样。努力用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把它比划出来。我说，好，你知道你的性器官象什么样子了，是吗？我告诉他它们的名称，医学上的称谓，‘如果你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你就不要用这些名称。要问，要问。’”
“他很小的时候，说要成为斯蒂威尔·万德，”卡尔文的父亲说着，笑起来，“他开始弹钢琴，并且弹得相当好。现在他要去当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专为盲人设计程序。”
在卡尔文收拾一新的卧室里，专门配有你会在很多10岁上中班的男孩的屋里发现的所有舒适的东西；一台电视机（黑白的，他告诉你），一个带一盒厚白纸的阿塔瑞游戏（他喜欢的是“知更鸟”）。一件盲人识字专利设备，录音机，磁带，设定程序的会说话机器人，“每个礼拜六，我在电视上看摔跤”，他说，“我和我的朋友们摔跤，真有趣。”
他自信而轻松地在他的屋子里走动，“我知道这个屋子象一本书”，在他看来，记住有些东西仍旧是困难的，因为很多他要记的东西必须首先进行视觉想象。象他房间的形状和颜色，“我想它是一间大屋子”，他说着小房间，“并且它是绿色的”，他说着深玫瑰色的墙。
卡尔文不需要打开他房间的灯，他却真的喜欢有一种不断发出的声音，很大的声音。
“现在是3点钟。”他说着，此时电视节目中的主题音乐响亮地飘进他的房间。
“把电视关掉，”他母亲平静地说，“你不是聋子，你知道的。”
从一开始，艾塞尔和卡尔文·斯坦利就决心让他们的盲儿子去上公立学校。“到了卡尔文该上学的时候，我们正住在巴尔的摩乡村，学校告诉我必须交一笔卡尔文上公立学校的教育费，那真让我心烦意乱。”斯坦利夫人说，“我跟那儿的学校头头们说了很多。我知道，学校里有为孩子们开的涉及用眼睛看问题的课程，同时我也想公立学校应该是自由的。
“我们决定，如不得已，我们就搬到巴尔的摩城市去。在市长办公室，我一下子就抓住一个女士，正是这位女士向我们大开所有方便之门。她正准备退休，但她说不直接过问好卡尔文这件事她就不退。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她确实做了。”
现在是四年级，卡尔文从幼儿园起就一直在跨乡村基础学校就读。他是巴尔的摩市六个完全“从残疾人转入正规班级”的盲童之一。这里所谓“从残疾人转入正规班级”的意思是指他们和能“看”的孩子一起在公立学校的正常课堂上课。这些学生中有四个在跨乡村基础学校就读。如果卡尔文在公立学校度过12年级，他将成为第一个在正常公立学校体制下充分接受教育的盲学生。
下午2点，维维安·杰克逊班，207号房间。
卡尔文看不见的是：他看不见面对他坐着的娇小漂亮的女孩，女孩辫子上扎着几小排有红色、黄色、绿色的、形状象飞机似的条形发夹。他看不见沿着撒满阳光的窗台上摆放的黄盆里，一排正在生长的小的绿色植物。他同样也看不见穿着玫瑰红外衣、戴着形似小天鹅一样红珐琅耳饰的杰克逊夫人。
（“它们真的象小天鹅吗？”后来他会问。）
但是卡尔文能感觉到春天的气息——每个人的眼睛都看不见，不仅仅是他的眼睛——通过窗户直吹进来；他能听见靠着窗户的一棵年轻橡树枝杈的拍打窗户声；他能听见杰克逊夫人令人愉悦的、音乐般的声音。后来，如果你问他她长的什么样，他会说，“她很漂亮。”
但是最出色的是，卡尔文能阅读、能拼写、能做小数，能用他特制的盲文书籍跟上教学进度。他很聪明，他能做其他同学做的每一件事。除了“看”之外。
“下一个单词是什么，卡尔文？”杰克逊夫人问。
“十一”，他根据盲文课本读道。
“现在告诉我们怎么拼写它——不要回头看书！”她快速说着，把卡尔文的手指从那个被禁止看书的单词上拿开。
“E-l-e-v-e-n,"他很轻易地就拼读出来。
所有这些看起来如此简单，卡尔文以盲人特有的方式轻松地按要求做着。但是这是一种欺骗性的简单。为了让卡尔文能做到这一点，很多工作已渗入其中——这包括很多老师、视觉专家、运动教练的努力，并且连特殊的设备布置都是成摇摆状的。
同样，来自老师的耐心和同情也已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比如，专家达洛斯·洛德正在教卡尔文使用奥普台肯这种工具的缓慢而困难的使用方法。这个工具可以让盲人通过接触，通过把它打印的信件装入另一个能感触的代表物中去阅读印刷材料。
还有查里·戴耶，他正在教卡尔文一些象“运动”、“独立走动技巧”这些事，拿着拐杖、上下公共汽车这些任务都包括在内。当然，戴耶小姐真正教给卡尔文的是自由，是一种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毫无惧色独立走动的能力。
还有劳斯·斯维茨，在众多其他事项中，她教卡尔文盲文识字法。她是卡尔文喜欢的老师。列入这些列不完的名单中的还有一位音乐老师，他每个礼拜二提前30分钟给卡尔文上钢琴课。还有他的家庭教师杰克逊夫人，按照在音乐二重奏中对她的同伴去做的那样，把音正好调到卡尔文的提示音处。
与能“看”的孩子们交往，已成为卡尔文校园经历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一次入学时，”他母亲回忆道，“有些孩子会逗他的眼睛，‘哦，它们真大，可你看不见。’但是我明白地告诉他，‘在你的一生中并不是任何时候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喜欢你——不管你能不能看见，他们毕竟只是孩子，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很残酷的，我相信有人这样残酷地对待你的时间不会太长，而你必须全力面对它，因为你必须上学，必须去应付它。’”
卡尔文的老师说他非常得宠，在操场上，他们看着他玩；在教室里，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与其他孩子唯一不同的是，如果需要帮忙，班里就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我要说，他真的被很好地接纳了，”他的运动教练戴耶夫人说，“他已经交了一对非常特殊的朋友。”
8岁的布瑞恩·巴特勒是这些特殊朋友中的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卡尔文骄傲地说着，给你介绍一个眼镜后闪着机警而又严肃的目光，俨然一副学者模样的男孩。这两个孩子不在一个班，可他们每天一起乘公共汽车回家。
下面是布瑞恩解释他为何如此喜欢卡尔文：“他很有趣，他会给我带来欢笑。我喜欢他因为他常常在我情绪不好时，会让我感觉好些，”他还说，与卡尔文的友谊和与别人的友好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件事除外：“要是卡尔文撞到墙上或什么东西上，我会告诉他‘留神’。”布瑞恩说着，那声调好象是与朋友一块走路一样做着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夏洛特也许会替威尔伯这样做的”，卡尔文这样概括布瑞恩的帮助，这又引出“友谊应该是怎样的”的故事。
这样一个时刻：
卡尔文和老师路易斯·斯维茨手把手工作着。老师负责讲授盲文识字技巧，而这些技巧对四个在跨乡村学校的盲童来说，是他们在日常课堂上做好所有必要功课所必须具备的。与这样一位和善、耐心、聪明并与自己一样是盲人的斯维茨女士在一起，卡尔文感到非常轻松。不象卡尔文，她没能到公立学校读书，而是在6岁时，经过很多次眼部手术后被送到一所居民区学校——西部宾夕法尼亚盲校。
尽管路易斯·斯维茨从家中被送到盲校已是48年前的事了，可她仍然记着——好象是48分钟以前——一个6岁的盲女孩怎样感受这段经历：“哦，我是那样的想家，与家人分开后我实在难熬极了。三年后我才适应。可我知道我必须呆在那儿。我愿付出一切，只要能呆在家，象卡尔文一样上一所公立学校。”这位长得娇小、手也很小、看上去和善的女士说道。
现在，这样的时刻：卡尔文一直站在窗前，灯光从他身后倾泻而来。他正在听一个自鸣钟向他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52分，”斯维茨女士站在离他3英尺远的地方，也是在窗前，手持一本巨大的盲文字典，手指随着她的默读而飞快地翻动书页。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象僵在舞台上的道具一样。两人站在灯光的黑影里，在各自的仅仅由听觉和触觉组成的世界里消失片刻。
多年前，在另一时刻，卡尔文的父母得知手术已无济于事，他们的儿子大概永远都不能再“看见”时，“知道了”，父亲说着，努力去安慰母亲，“我们会做我们要做的事，卡尔文会好的。”
是的，卡尔文很好。他们也如此。
责任编辑：十三姨
排版：韩柯
本文原载于1984年5月27日《巴尔的摩太阳报》。
Alice Steinbach
曾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1985年获普利策特稿写作奖；1999年开始成为自由撰稿人，目前是伍德罗·威尔逊客座研究员。现居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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