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SARS捅向了全世界
这篇依然是我在《全球商业经典》时期的作品——多好的一本杂志啊，每每想起它我都会感叹一阵。2013年我们做了一期“非典十年”，这是很多媒体当时都做过的命题作文，基本套路是寻访一些患者、医护人员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警钟长鸣。这类报道当然有其意义，但在我看来没啥意思。我总想找到那些“好玩”的人，无论多么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都能笑得出来。
黄永先生是这样的一位“妙人”。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一个劲儿抽烟，说他已经是癌症晚期，病危抢救过三回了，只要活着就随心所欲。然后我们吃烤串、喝啤酒，他就在烟雾缭绕里讲自己的故事。关于2003年SARS的事情，他在当年就通过《TIME》告诉了全世界，于是我们聊更多更好玩的事，关于他自己混乱又精彩的私生活，有点莫名其妙的办公室恋情等等。黄永先生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真正不怕死的人，我认为他的人生态度非常积极，三观正确。后来有人告诉我，看了这篇之后觉得三观尽毁，我想这肯定是件好事。我们总得把自己毁灭之后，才知道如何重塑生活。
——地平线.武云溥
死容易，活着难——黄永的SARS记忆
文︱武云溥
2013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黄永，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已经因为食道癌病情恶化，被医生宣布病危好几次了，每次都悠悠好转过来，出了医院照样抽烟喝酒，大口吃肉。2003年黄永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把中国的SARS疫情真相用一组封面报道“捅”给了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我找他就是想了解当年的情况。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们聊得很高兴，喝了两瓶啤酒——他在微博上的ID就叫“啤酒黄永”。
2014年12月，有朋友告诉我，黄永去世了。
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黄永的2003
我现在是个癌症患者，对时间的记忆有点错乱。
2003年我是美国《TIME》（时代周刊）的记者，5月初出版的那期杂志，封面是五星红旗和一张SARS病人的胸透X光片合成的图片，可以看到红旗下浮现出布满阴影的肺部，标题是“SARS NATION”（非典国度）。这个封面报道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外国人觉得中国是个可怕的地方。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觉得，老美在刻意妖魔化中国。
我是这组报道的作者之一，一个为外媒工作的中国人。
记得那年2月中旬，春节放假回来，我看到香港的报纸头版报道，广州居民在抢购白醋和板蓝根。我在时代周刊负责浏览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报刊，办公室里订阅了差不多一百种，但是内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都还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新闻，只是觉得好玩，就跟我的上司、《TIME》驻北京分社的社长报告，说广东有点奇怪的情况。我跟这个新到任的社长彼此看不顺眼，他也没理我。比起市民抢购什么东西的新闻，他更关心那些中国领导人的子女们在做什么生意，成天让我去打探此类消息。
但是《TIME》亚洲版的总部在香港，那边已经在关注日渐流行的奇怪肺炎。香港总部催我们北京这边也去调查一下，主要是询问一些医学专家对这种怪病有什么了解。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春节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特有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春运，事实上导致了SARS从广东向全国扩散。北京也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成了后来的重灾区。
但是外媒的关注角度不在于疫情本身，他们对政府可能隐瞒信息这个问题更感兴趣。大概3月下旬的时候，官方披露北京有三十多人确诊，当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一轮信息搜集，大家分头去找医院和政府机构可能的知情者，各显神通，几乎已经肯定，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大大低于实际感染者数量的。
但是北京街头还没什么紧张气氛。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谁会把几十个传染病患者当回事呢？北京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是我们杂志发表了蒋彦永的那封信之后。蒋彦永是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老军医，他知道北京的几所医院里已经收治了相当多的非典病人，但是媒体还在宣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这让他感到愤怒。
蒋彦永写了封信描述他看到的一切，这封信发给了CCTV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没有反应，蒋就把信又发给了美国《华尔街日报》。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也没动静，最后蒋彦永才联系了我们。当天我和一个同事就抓紧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挂到了《TIME》的网站上。
那应该是4月初了，蒋彦永的信一出来，全世界都炸锅了，中国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但他这封信严格来说还不能直接证明中国政府撒谎，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外媒记者就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展开调查。
我决定去几个医院看看。北京有几个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医院：地坛、佑安、三〇九、三〇二等等。我带了一个摄影师，装成进医院看病的样子，去这几个医院的呼吸科打探。在地坛、三〇九和三〇二都没有看到非典病人，但是三〇二医院有个大夫跟我聊了一会儿，说他们这儿有十几个疑似病例。地坛医院的护士一听我说发烧、咳嗽，那眼神立刻就不对劲了，说你快出去到哪哪哪，然后她就一溜烟跑了。
我最后去了佑安医院。这里有个专门的传染病区，我冒充来探视的病人家属，门卫不让进，我就往别处溜达，走到楼底下给病人配餐的地方。那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脚步声的回响很沉闷，恐怖电影里经常有这种场景。我看到两个护士推着一个餐车出来，两人穿得特夸张，又是防护服又是防毒面具。我一看，这肯定有事，就凑上去跟她们搭讪。护士说我们这里有好多“那种病人”，具体数字说不清，总之你赶紧走，别跟这儿待着。
我就继续在病区里乱转，转到一栋楼后边的时候，发现这里一楼每个窗台里面都堆满了装食品的塑料袋。因为处于隔离状态的病人不允许家属探望，医院工作人员会把家属送来的食物放在窗台上，病人开窗户自己拿进去。我看到有一扇窗户半开着，隔着纱窗看到，里边有个穿病号服的女孩，大概二十来岁的样子，我就过去跟她说话。这女孩居然是三〇一医院的护士，因为得病被隔离到佑安来了，她告诉了我SARS传入北京的源头：北京第一例确诊的SARS患者是个山西的打工仔，过年从广东回山西，在家里发了病。山西的医院治不好，这人刚巧有个老乡在北京某部队大院工作，是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司机说我带你到北京的大医院治病去，就开车拉着这个病人到北京，送进了三〇一。这个病人把司机全家都传染了，进了医院，又把三〇一整个呼吸科的大夫和护士都给传染了。
“然后我就到这儿来了。”女孩说。
这符合我们之前的预判：SARS流行早期的感染者，很多是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既然确认了这里关着的就是SARS病人，我开始挨着窗台数每个病房里的床位，每间病房四张床，哪个床位有人是能看出来的，因为病人严禁出病房，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床边肯定堆着生活用品。我数完了一楼的病房，有一百多人。这时候跟我来的摄影记者开始拍照，相机一拿出来就被医院的保安发现了——所以我特别讨厌摄影记者，关键时刻他们太扎眼，总是破坏我的工作。
保安把我们轰出去了。不过关键的证据已经拿到，我回去就开始写稿。写完以后，那个讨厌的社长说，你别回家了，找个饭店把自己隔离了吧，住宿费报销。
我很高兴地跑到丽都饭店住下来，玩了一个礼拜。整个“非典”时期，时代周刊的记者凡是做了相关的报道，杂志就出钱让你住最好的酒店，说是隔离，更像奖励休假。我在酒店里大吃大喝，还经常跑出去玩。有一天社长叫我去开会，居然在凯宾斯基，我去了才知道，这家伙把自己也隔离到饭店里了。
在凯宾斯基见到一个女孩，社长给我介绍说她叫J，是新来的雇员。我觉得社长是想用这女孩把我挤兑走，因为我在时代周刊干了十几年，资历很老，整天懒散晃荡不干活，每月薪水两千四百美金，够雇好几个新人，每年还有六周带薪年假。别看时代周刊名头很大，它在中国也限制员工人数，通常只有一个分社社长和两三个记者，其他的像翻译、司机和行政助理之类都不算时代周刊的雇员。外交部下面有个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给所有的外交和新闻机构提供这些办公服务。不把我开掉，社长就没法添新人，但是要解雇我的话就需要支付昂贵的补偿，所以又动不得，我就成了社长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等我提出辞职。这就是我跟社长相互讨厌的深层原因。
J确实挺能干的，她来自上海文汇新民集团旗下的某张报纸，有做记者的经验，英文也不错，理论上有能力把我挤走。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讨厌。对女人我有三大忌讳，第一讨厌上海姑娘，第二讨厌戴眼镜的，第三讨厌穿尖头皮鞋的。J把三大忌讳占全了。
等我结束在高级酒店醉生梦死的隔离生活，出来一看世界全变了。4月20号，政府宣布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这两个人背负了隐瞒疫情信息的责任。我开始继续追踪报道非典，这次去了三〇九，通过关系找到了医院副院长，他告诉我，曾经有46个病人隔离在三〇九医院旁边的一个旅馆里。世界卫生组织派人来中国调查，上头不想让世卫组织发现这46个病人，怎么办呢？世卫组织来人的那天，医院弄了几辆急救车，把病人装到车上绕着三环不停跑，等检查人员走了再回医院。据说很多医院都这么干，那些医护人员和开车的司机都叫苦不迭，他们是跟一车致命病毒同呼吸共命运，一圈又一圈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
官方随后公布了真实的统计数字，造成了确诊病例一夜之间从几十个变成几百个的惊悚效果，疑似病例还有上千个。老百姓确实陷入恐慌了，可以设想，假如政府一开始没有隐瞒信息，几百个传染病人对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说其实不算多，而且很容易控制。问题就在于先隐瞒后公开，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谁知道你还有没有隐瞒更大的秘密呢？
2003年我总共写了三四篇关于SARS的报道，4月25号《TIME》的总编还写了一封感谢信到北京分社，说我们干得太棒了。此前我做这份工作已经觉得无聊至极，我采访过的人开始都对外媒寄予厚望，以为问题只要捅到国际上就能解决，事实上我根本帮不了他们，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证据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电话本，上面几乎什么人都有，但是我如果给曾经采访过的人再打电话，对方一听是我就会骂“滚蛋”。
2003年，我第一次觉得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我写给美国人看的文章总算影响到了中国人。
兴奋完了就想，妈的，会不会有危险啊。我倒不怕得病，因为我每天抽烟喝酒，从无头疼脑热。这里有个简单常识：病毒要找宿主也会选个健康点的，哪个家伙身体里边环境好，病毒住着也觉得舒服。像我这种已经把自己的肺弄烂的人，病毒都不爱跟我这儿繁衍生息。我说的危险在于这事算给政府抹黑，搞的两个大官都下课了，他们不来找我算账？我就告诉老婆，如果哪天我突然消失了，你需要给谁谁和谁谁打电话，也许他们能帮我。我每天把护照和绿卡都揣怀里，随时准备买张机票跑路。绿卡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但是它也给我带来麻烦，就是像我这种有绿卡又不在美国定居的人，为了保住绿卡，每半年就得回一趟美国，俗称“跑卡”。当我感觉到北京的紧张气氛，正好也到了该去美国“跑卡”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就跑了。
5月份到美国，纽约总部给我颁了一个奖，这奖是表彰我为《TIME》的公共服务领域做出的贡献，影响力比不上普利策奖，但在新闻圈子里大家还都知道。对我来说这趟去纽约的意义就是看了看总部里那些平常电子邮件往来的家伙都长什么样。总编拍拍我肩膀，说继续努力。结果是我不思进取，回来又晃荡了一段时间就辞职了。
我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中国民众抗击SARS的运动正如火如荼，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做报道了。美国读者只要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欺骗了民众”就够了，很难再有耐心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就算我写这样的报道也发表不了，就算发表出来读者也理解不了。所以我又变成无所事事状态，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J坐在我对面的位置，社长把外交人员服务局派给我们的秘书给轰走了，让J顶了秘书的名额。对此我毫无意见，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朝夕相处总归不坏。社长唯一的优点是允许我在办公室里抽烟，我就一天到晚抽个不停，用电脑开大音量播放乱七八糟的流行歌曲，许巍、小刚、伍佰什么的，还有很多英文歌。办公室烟雾缭绕，仙乐飘飘。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歌声从音箱传出来。
“这是什么歌？挺好听的。”J问我。
我告诉她是小刚的《黄昏》。J也很无聊，她当时跟一个老外好着，那老外在北京胡同里租了个四合院，俩人成天打架。我当时也在跟第二个老婆打架，她刚生完孩子，低血糖导致情绪暴躁。我不知道低血糖还能让人发神经，就动手打老婆，现在想来颇为后悔。
我跟J聊来聊去，就好上了，这段恋情倒是陪我过完了2003年的整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喝酒，通宵唱卡拉OK，天亮再去上班。跟J好上以后我才知道，社长对她也有觊觎。按说他把J招进来的，应该比我先得手。只是社长也有老婆孩子，没敢冒进，被我抢了先，从此更加心怀怨恨，但表面上我们愈发客气。社长给我加薪，然后理直气壮地指使我干更多的活儿，他用这种办法折磨我，导致我每天睡得昏昏沉沉听见闹钟响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得了绝症。
现在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死亡并不可怕，难题在于选择何种死法。我十七岁开始得抑郁症，很快发展到有自杀倾向。我认真分析过各种自杀手段，觉得首先没一个死得舒服，其次没一个死得好看，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转而盼望上帝让我得个绝症。2003年在一线采访SARS疫情，我从来不戴口罩，也不采用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一方面自恃身强力壮，另一方面可能潜意识里也觉得，让我得这个病试试也挺好——接触那么多病人，终究还是没得上。2011年春天确诊食道癌，我由衷高兴，觉得这辈子运气实在太好，最后的愿望都被上帝满足了。人说诗酒余生，我是酒色一生，最大爱好就是啤酒和美女，两样都齐了我就生无所恋。第一个老婆是歌唱家胡松华的女儿，我们从学生时代早恋，分分合合好多次，终于结婚又离婚。第二个老婆是美国回来的，2000年底我俩领证，2004年8月离婚，同时我也决定不再忍受无聊的记者工作和讨厌的社长，于是递交了辞呈，获得彻底自由。
2009年我第三次领了结婚证，这个老婆是在酒吧认识的，如今每天陪着我去肿瘤医院做化疗，用手机拍我肿胀的脖子发到微博上。化疗让我失去了头发和眉毛，导致老婆拍的照片看上去具有了某种佛性。我告诉她，马雅可夫斯基说“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我活到现在，已经看见了人生的终点，好运气都还没用完。
责任编辑：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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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云溥
曾任新京报记者、编辑，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人民日报《文史参考》执行主编，《全球商业经典》主笔，时光网副主编，中信出版集团新媒体事业群副总编辑。现为麒麟社创意传播机构联席创始人。著有《生如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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