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沉默：亚美尼亚大屠杀往事（三）
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纪念之际，《纽约客》记者哈塔沙杜尔安访问了迪亚巴克尔。哈塔沙杜尔安本人即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借助亚美尼亚社区重修教堂的契机，他要为祖父的幸存之谜寻找答案。
今日推送的《纪念》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时至今日，各方对这场大屠杀仍然有着不同的认知与理解。教宗方济各曾在纪念弥撒中将亚美尼亚大屠杀称为二十世纪第一起“种族灭绝”事件。在二十世纪亚美尼亚的政治动荡中，单一民族重组国家机器带来了惨痛而敏感的悲剧。自1944年波兰法律学者拉法尔·莱姆金创造了“种族灭绝”（genocide）的专门词，时间刚刚过去了七十二年，但自奴隶社会以来，种族灭绝的政策轮番上演，史无前例的一次次悲剧，诞生了新的词汇，而这个词汇所描述的悲剧，又在之后的百年中一再重演。我们将如何纪念？
——地平线.舟忆
（三）纪念
文︱拉斐·哈塔沙杜尔安
译︱ 舟忆
译文来源︱ 地平线
国家的矢口否认并不是无效的，真相仍旧缺席。在百年之后，也很难找到一个不对其持反对立场的亚美尼亚人。在大屠杀后的一个世纪，2015年也许不仅应是一个反思的场合。一些纪念日提供了承诺的达成，和看待历史的距离，随之而来的还有土耳其社会的逐步自由开放，也许这才是重要的。“这个政府有它不同寻常的方面，”坐在圣吉拉戈斯的庭院中，德米尔巴什这样告诉我，“它惩罚了我们，但它也实现了我们的计划。我当市长时候曾因为提供多语种市政服务而被批评，但随后国家启动了多语种的电视节目。”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位记者冲了过来，询问是否有人听说过埃尔多安就一九一五年的“道歉”。事实证明，埃尔多安没有道歉。他给出的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声明——使用同情的语气，但实质上仍然与官方否认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说，“就像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个其他公民那样，承认亚美尼亚人那个痛苦时期的记忆，这是人类的责任。”一个星期后，在就大屠杀是否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争论接受采访时，他的回答呼应了他在大教堂重建之前的表达：“如果有一种犯罪，那么就让犯了罪的人来道歉。我的民族，我的国家，在这方面没有问题。“
四月二十四日是纪念日，我一早就去了圣吉拉戈斯教堂，想看看来的都是什么人。教堂的门还锁着，但有些人已经到了，坐下来喝茶。一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男人谈到了他的祖父，一个拥有附近一座村子四分之三的人。这名男子询问过教会是否还保存着土地的注册记录，但大部分记录都已经遗失多年了。五六年前，他曾经告诉一位律师朋友自己要起诉国家，但律师建议他不要这样做：有两家上诉的家庭已经被失踪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有人说。“对啊，” 那人说，“但是，如果你已经恐惧了一百来年，你很难在一两天中转变过来。”
本周日是庆祝教堂重建以来第一个复活节日，一位凯沃尔牧师从伊斯坦布尔飞过来主持这场弥撒。虽然教堂每天都开放，但教会还没有为此处安排一位常驻的牧师。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另一个四五十岁男人赶到了。他长着深色的头发，浓密的胡子，带有一种悲伤和不确定的气质。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阿巴斯·埃尔詹。他的声音低沉，断断续续地倾倒出了他的回忆。他的祖父曾躲过了大屠杀，他开口说道，但他一开口就停下了，轻叹了一口气，他落泪了。同桌子的一个女人安慰他道：是的，是的，她说，我们都为这样的事情哭过。埃尔詹重新开始他的故事，关于他的祖父和祖姑母怎么成为孤儿，怎么被邻居收养，怎么通过清洗羊毛赚钱，在织机上工作，染布。但是，正如他接下来谈到的那样，很显然，他情绪的来源，不是先人们在一九一五年存活下来有多么困难，而是在否认中生存下来有多艰辛。几十年后，他说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祖父——皈依了穆斯林并改名为艾哈迈德——独自在一条河里沐浴的时候，有人偶然发现了他，并问道，“你在干什么？” 艾哈迈德解释说，自己在做穆斯林的净礼。但不速之客们看了他一眼说，“不，不，我们知道你是谁。”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知道他是个亚美尼亚人。艾哈迈德陷入了恐惧之中，他想着，哦，天哪，他们现在要消灭我了。
埃尔詹又抽噎了起来，但他继续解释说，那些发现了艾哈迈德的人了解他的恐惧。他们告诉他，“我们都和你一样”，他们也是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承诺将保持联络，但他们从来没有。
埃尔詹强调道，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之情，今天早上来这里，是为了做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不能做到的事：谈论他是谁，他的家庭的经历。我看得出来，对他来说，四月二十四日并不全是追忆过去的日子，而更多的是从过去中释怀的日子。他很可能是穆斯林，但对他来说，圣吉拉戈斯教堂是一块超越了身份异同的飞地。“每天早晨无一例外，我的祖父都会去清真寺祈祷，即使他是那里唯一的人，” 埃尔詹说。“他可能会在那里对自己说的是，如果这样的事情以后再发生，我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会说，‘不，不，不，艾哈迈德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即使他是皈依过来的，他仍旧是一个好穆斯林。’ 这样他们就不会伤害他。我无法确定他的信仰程度。” 有人说，这是信徒之间的共同特质，他们用热心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他们意识到，如果自己谈论起这个，有些事会在自己身上发生，” 埃尔詹加了一句。“但我们不记仇，” 他又说了一遍。“我们只想要一件事：当我们遇见其他经历了一切的人时，我们要彼此安慰。”
那天晚上，阿拉· 萨拉菲安想访问另外一座废墟。那是一座更老的教堂，被称作圣萨尔基斯。虽然去那里的路不远，但我们迷路了，转一个弯，又转了一个，又穿过狭窄的小巷，有一个老妇人站在门口。
“你知道老教堂在哪里吗？”
“清真寺？”
“不，教堂。现在是一片废墟。”
最终，我们找到了圣萨尔基斯教堂的领地。门是锁着的，所以我也跟着萨拉菲安从外墙上的一个洞钻了进去。在内部， 一户人家在废墟边建起了一座简易的房子。他们在入口处拉起了晒衣服的尼龙绳。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圣吉拉戈斯教堂几年前的样子。屋顶已经坍塌，但用来支撑石拱门的结构还在。教堂曾经被用来存储大米，所以三分之一的教堂被煤渣砌的墙隔开了。大厅里满是泥土和草，没有余地。地板就像海草那样上下起伏，中间夹杂着掉下来的玄武岩石块。我们在废墟上游荡时，一个满脸雀斑的库尔德女人和她的孩子们从房子里出现了。萨拉菲安跟她搭上了话。她二十多岁，丈夫在监狱里。
就在圣吉拉戈斯的废墟的附近，还有不少亚美尼亚血统的遗民。没有人知道整个土耳其有多少这样的隐藏人口，估计数在三万到三百万之间。
就像圣吉拉戈斯教堂，这所教堂经受了败落和重生的周期：在一九一五年，一件珍贵的遗物——一块曾经是耶稣十字架上的钉子碎片——失踪了。“这是就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现实，” 萨拉菲安说，“圣吉拉戈斯教堂代表着未来的希望。” 他研究了倒下的建筑，然后径自穿过墙洞离开了。我决定再待一会。四代人以前——我祖父出生之前的几十年——我祖母家的一位成员萨尔基斯·卡赞吉安就在这里为修复教堂而出力。他是我们家谱里最早记载的人；在他之前，我们与迪亚巴克尔的联系就已消失在了那黑土地里。
当我穿过废墟走去时，我突然想到，虽然卡赞吉安没有活到看见一九一五年，但他一定也感受到了。这就是对大屠杀的否认及突厥化的奇怪特征：刻意地进行擦除，无论是在时间上向前还是向后。我的祖父为家人保存了未来。但是他的过去，我们的过去，无论我们为奥斯曼社会做出的什么贡献，都被有效的抹去了。我一直带着家人的照片旅行，并把它展示给别人看，卡赞吉安的照片总是能激起强烈的反响。照片中他是一个有着锐利目光的宽肩膀男子，头戴毡帽，身着背心，外套，还有刺绣的土耳其长袍。卡赞吉安是一个商人，但显然他在官场上也有一席之地。一位库尔德知识分子，也是赫兰特·丁克的好朋友，她在看到这张照片时哭了，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没有回答。我可以猜测。她无法用这种方式看待这样一个人，并相信这个人属于世界上的他者那一部分。很显然在土耳其，无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这个男人，和许多与他类似的人一样，他们的历史被接纳的过程都会伴随着痛苦。
卡赞吉安是建造圣萨尔基斯教堂的工人。他的手被卡在两块石头之间，失去了一只手指。如果你知道到底是哪一块玄武岩，就可以伸手触摸到它。舅妈说手指已经埋在其中一个祭坛之下：他在虔诚的行为中失去了它，它也就被赋予了虔诚的安息之地。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只有记忆——还活生生的，但不多了——被留了下来。
我去了更远的教堂，列出了那些迪亚巴克尔的人们留在那里的东西。面包干的碎片。 汽车里的地毯。一双旧鞋。一片晶体管收音机的残片。皱巴巴的塑料，有些被烧过。在原来是主圣坛的地方，有一个火坑。炉灰中，有可可菲诺糖果的包装纸，还有艾菲斯啤酒空罐。生锈的钢丝。 狗屎的痕迹。在墙上的镶嵌图样中，有人整整齐齐地排列了一行石头。数以百计的雏菊向上生长。当太阳从高高的城墙头落下，烤肉的味道就从附近的人家里传出来，街头充满了孩子们玩闹的声音。一个被踢起来的球打在房子的墙上，又被弹回来。有些男孩们爬到了教堂的外墙上。女人们离开了她们的厨房，爬到屋顶收起晾在户外的地毯。卫星有线电视用屏幕的光填补着空荡荡的房间。迪亚巴克尔的一切，除了教堂，似乎都在时间中向前漂浮。我抬起头来，一群雨燕冲下来，在古老的石拱门之间盘旋。它们的黑色翅膀画出弧形，好像飞镖划过废墟——飞过土堆，杂草和野花，还有所有的垃圾——他们的运动无休无止，无忧无虑，似乎从未背负重担。
责任编辑：舟忆
排版：韩柯
本文为地平线译文第三部分。原文标题为《一个世纪的沉默》，原载于2015年1月的《纽约客》，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阅读前文。
拉斐·哈塔沙杜尔安
拉斐·哈塔沙杜尔安是《纽约客》的一名作者，他的作品主题包括环境保护，伊拉克战争，维基解密等。作品曾获国家杂志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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