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灯号 | 一封永远读不完的信
从军的岁月宛如手中的流沙，和着风，和着雨，慢慢地把我走过的路尘封，唯有那年、那月、那封信，随着被岁月雕刻的眼角纹和那些许的白发越发显得清晰……
一九九八年，在抗洪抢险的大堤上，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与洪魔作斗争，英勇无畏，视死如归，这惊人的一幕重重地叩击着我的心扉，牵动着我年轻而纯粹的心弦：“我要当兵”。就是那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参军了，满腔热血，那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带着梦想上路。离家那天，天空没有一丝风，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静静的，树下那条老黄狗静静的，头顶上空像棉絮一样的白云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情，厚厚的，沉沉的，太阳挤进云层若隐若现，为离别增添了些许灰的色彩……
记得当时我身高1.69米，体重53.5公斤，肤色黝黑，少言寡语，平日里连一脸盆水都端不起来，在父母眼里我是一个弱不禁风、令人放心不下的孩子，“到部队好好干，要听首长的话，首长让干啥就干啥，别违反纪律……”父母一夜未眠，眼圈黑黑的，叮嘱了一遍又一遍。
我参军后，父母整天在家扳着手指头数日子，算着他们写给我的信寄出几天了，算着我快该回信了吧，更是算着他们这个弱不禁风的儿子坚持了多少个日夜。就这样，日子一天天挨着过。其实，他们真的不相信我能顺利度过新兵连，担心会出个什么意外。数日子，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煎熬。在我入伍后的第43天，他们再也熬不下去了，要亲眼见一见还会“呼吸的我”。父亲搭乘朋友的顺道货车，从冰冻的北方农村来部队看望我。凌晨1时许，哨兵把我从酣梦中叫醒，我怎么都不敢相信从没离开过县城的父亲会来部队。见到父亲的前一分钟，我还在想一定是哨兵叫错人了，父亲借着昏暗的灯光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说：“你娘想你了，让我来看看，你没事就好……”其实，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是因为连续三天晚上梦见我因训练跟不上，被老兵打得鼻青脸肿，所以才来部队的。天还没亮，父亲就离开部队了。离队时，指导员紧紧地握着我父亲的手，塞给她一个信封，说：“叔叔，你儿子在部队表现很好，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向您详细汇报……”父亲想回家把这封信读给母亲听，拆开一看竟然是600元钱，他在信中深表自责，责怪自己傻，不应该来部队，不应该接受那个信封，说什么也不该收下这些钱。也是在这封信里，他告诉我“要当一个好兵”。这是父亲发自内心的期盼，也是最大的期盼。
新兵连结束时，我被分配到远离大本营的偏僻农场，维修拖拉机、耕田、播种、收割、修路，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当地老百姓戏称我们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本想通过当兵跳出农门，实现理想抱负，然而现实与理想差距太大，眼前这一切把我的豪情壮志挥之九霄云外，把我的军校梦击得支离破碎。没有勇气告诉家人这一切，不敢与同学、朋友取得联系，担心被人瞧不起，成为笑柄。当我郁闷至极的时候，父亲从我同乡战友那里得知我的情况，把原来那封信又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寄给我。我读懂了……
读军校第一年，在我记忆中从不生病的母亲竟然患上了癌症，晚期，走了，走得很安详，也很突然，我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更没来得及孝敬，这是我永远的痛。后来，姐姐告诉我，母亲临终前很清醒，他嘱咐父亲，她走时不要告诉我，早晚有一天我知道后大哭一场就算了，担心我知道后不能安心工作，她要我“当一个好兵”。
军校毕业后，历任司务长、排长、参谋、干事、股长、指导员和教导员等机关基层十个职务，并非一帆风顺，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有时畏惧，甚至想着退缩；面对进步受挫，有时埋怨组织，心灰意冷，意志消沉；面对棘手问题，有时缩手无策……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那封信，都会多一分“要当一个好兵”的决心。
那年，那月，我在淮河流域抗洪的大堤上，在抗击南方冰冻灾害的现场，在高原驻训的日子，在一线执勤没有硝烟的战场，在武警部队破障到位的演习场，在日常的军政教育训练场，告诉我的战士“要当一个好兵”。
多年来，父亲养成了写信的习惯，如今通电话既方便又便宜，可是他还是觉得写信比打电话有意义。十九年来，父亲给我写了很多信，唯独“要当一个好兵”这封使我不敢忘记。
如今，面临军队改革重组，我脱下军装，奔向人生的另一个战场，心中的滋味难以言表。转业命令下达的那个晚上，妻儿酣睡入梦，我却辗转难眠，起身，披上那件卸了肩章领花的旧军装，悄悄地走进书房，静静地咀嚼着那封信，我的心里又一次亮堂起来……
脱下军装，我依然要当一个“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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