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贸易战困局的另类思路

一个生态文明视角

作者|生态小强

中美贸易战延续至今，可谓是一波未完，一波又至，这边总统亲自上阵，在推特上大骂中国broke the deal, 不讲信用，那边国民则热情地给中国政府支招；这边刚推出禁华为令，各大科技巨头纷纷跟风，那边则回应我们有了“鸿蒙”，华为手机销售额不降反升；这边性急的川总统说，协议完全不可能是50/50的deal，肯定要大大地有利于美国，那边的习主席则悄悄地去了江西，不动声色地参观了稀土矿；这边的女主播翠西·里根毫无顾忌地在报道中用词如“盗窃”、“强奸”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所作所为，那边的女主播刘欣则强硬地怼了回去：用词不文明，数据有问题，建议翠西请一个更好的研究团队。凡此种种，令人眼花缭乱，让人难辨真假。一时之间，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乱象怪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只缘身在此山中”。2000年当中国终于成功加入WTO，举国欢腾之际，大洋彼岸的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21世纪生态经济学》一书作者之一的小约翰·柯布博士则有预见性地指出：于中国而言，这并非一件值得大肆庆贺之事，因为这意味着从此中国加入了经济主义的游戏，而游戏的规则却早就由美国制定好了。中国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只是游戏的参与者。这相当于在中国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条绳索，作为新晋成员，开始时可能还以为这是一条漂亮的领带，不久就会感觉到它变得越来越紧，让人慢慢喘不过气来。这大概就是如今的贸易战给人的感觉吧？

贸易战不仅让中国人感觉到似乎最坏的时代正在降临，而另一方，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美国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因此贸易战俨然成为一场伤敌一万，自伤八千的战争。更有甚者，著名投资人罗杰斯（Jims Rogers, Jr.）说：川总统正在让中国再次变得伟大。澳大利亚Profit Watch 的技术分析师伊文斯（Jonathan Evans）则说：中美贸易战，中国其实已经赢了。真是趁你痛，要你命。难怪川总统如此情绪失控，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让其白宫的小伙伴们无所适从。

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双方都在现代经济的“此山”中，打得难分难解，却难以找到一个双赢的出路吧。因此，如果跳出这个“井底”，站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换一个全新的视角，也许可能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效果吧？

这个全新的角度就是生态文明的视角。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时刻，目前正在走下坡路，正走向它的自毁之路的话，那我们何不另辟蹊径，开创一个新的文明？与其在旧文明的泥潭里跟他人争短长，何不自辟一路，做新文明的弄潮儿呢？

站在这个新的视角，就可感受到历史的大潮，正在奔向一个全新的方向，什么贸易战，不管它今天是打得如何激烈，打得双方如何伤筋动骨，都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昙花一现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贸易战还真是来得及时，它打醒了中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2000年却加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信“无形的手”，相信“自由市场”无所不能，却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乞求政府直接干预，并入场救市。结果是为了救那些所谓“too big to fail”的大银行，奥巴马政府动用纳税人的830亿美元，其中的310亿美元用于支付华尔街的红包。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川普入主白宫后，给了通用（GM） 6亿美元的联邦合同，同时给了它5亿美元的免税额，而其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Mary Barra） 2017年收到的总报酬则高达2千200万美元。难怪加州伯克利大学公共政策教授里希（Robert Reich）要著文称：美国的超级富豪们正在享受社会主义，而除他们之外的所有国人则不得不忍受日益严酷无情的资本主义。

有智囊建议实行“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认为这样即可破解当前中美贸易战的死结。笔者要说的是，不要这样天真呵。“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拿农业补贴来说，标榜“自由市场”的美国从1862年起，其政府就开始补贴它的农业，补贴范畴主要包括玉米，大豆，小麦，棉花和大米这五种农作物。不然，为什么其农产品如此便宜？ “美国政府目前每年向农民和农田所有者支付约250亿美元的现金。国会通常通过五年农业法案来规定农业补贴的数量。”美国国会更是于2018年12月12日批准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农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它要在10年内提供8670亿美元，其中就包括农业补贴。 

自从《华盛顿协议》以来，经济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葵花宝典，相应地，“自由市场”、“无形之手”、GDP、消费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等也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禁区。中国也曾经无比庆幸自己赶上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后一班车，让自己成了最大的世界工厂。

然而，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一开始就包含着自毁的因子。它犯了著名过程哲学家怀特海所诟病的 “错置具体的谬误”。其结果便是 “经济学家们已将我们带入了可怕的境地。”人们热情拥抱的全球经济政策并没有如善良的人们所期盼那样给普通人带来福音，相反却“给亿万人带来了苦难。”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似是而非的。“随着岁月流逝，经济成果开始就得不显著，破坏性的后果却变得更大。” “人类正被引入一个死胡同—一点也不夸张。我们以一种死亡意识形态为生，相应地，我们摧毁人类自身，也戕害地球。即使我们这种破坏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即物质上的富足，现在也正让位于贫穷。” 

既然这种经济游戏体现的是一个玩死整个星球的节奏，为什么非要与它一起玉石俱焚呢？为什么不赶紧退出、改变航向呢？即使不知前面路在何方，也可以暂时先停下来，唱一首歌再说呵。何况还有古贤的 “退步原来是向前”的高妙智慧摆在那里供我们参考。现在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死结在哪里？前后左右深思一下，就不难看出是整个现代主导性的经济范式在背后作作祟。因为目前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在它的狭窄视野下形成的。而换一种范式，眼前就可能豁然一亮，就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就可能变成温德尔·贝瑞的“大经济”（the Great Economy），变成柯布院士与达利博士所倡导的服务于人类与自然共同福祉的生态经济， 或者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前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柯藤博士所说的“新经济”（New Economy）。这种全新的经济“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现有经济学研究领域。”因为它将“共同福祉”纳入了它的视野，而不只关注于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为了共同福祉的经济学，它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而是一种共同体经济；它不反对全球化，反对的是现行的全球化，亦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它不是一种患有“无限增长癖”的病态经济，而是一种倡导可持续性的健康经济；它不是一种迷信技术的经济，而是一种创新经济；它不是一种迷恋GDP、强调占有与金钱至上的经济，而是一种幸福经济。它认为包括所有地球居民的健康在内的整个星球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应该为地方共同体服务，为最广大的民众服务，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服务，而不是为跨国公司服务，为亿万富豪服务。

总之，生态文明的视阈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维度来反思中美贸易战，而不会局限于中美双方之间基于各自狭隘民族主义之上的口诛笔伐之中而难以自拔。既然如此，换一个角度，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有的人也许会说，这样做可能代价太大。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柯布院士与达利博士就已经指出：“未来40年里，全球体系将会改变，因为按照自然法则，它必须改变。但如果到了现实逼迫我们不得不改变的时候，那时的选择将会很少，而且不会具有任何吸引力。如果在不得不改变之前改变，在仍有改变选择之时改变，也可能不会避免苦难和危机，但带着对更加美好世界的现实期盼，全球体系可以在苦难和危机中建立 。”

中国是《易经》的民族，“中国人民最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们也许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回馈却可能是无价的，那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危机将成为转机---转向生态文明的机会！果然如此的话，那将是中国之幸，亦是世界之幸。

关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IPDC)

       于2004年在美国西海岸著名的生态城克莱蒙成立，是全球进行生态文明、后现代研究和过程思想研究的核心学术机构和智库，汇聚了当代最卓越的过程哲学家、后现代思想大师：小约翰·柯布院士是IPDC的创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大卫·格里芬博士等是主要成员，安乐哲、白诗朗、巴坎南、盖尔等过程哲学家长期担任IPDC顾问。

       据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哈格洛夫教授考证，“最早详细讨论哲学与环境的著作是1972 年小约翰·柯布的《是否太晚? 》”

       早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诞生以前，20世纪六十年代柯布与格里芬等人就已经基于怀特海哲学提出并使用“后现代”一词。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后现代”的鼻祖之后，格里芬提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区别于法国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生态危机的学术会议，Out of Ashes of Disaster，于1971年在克莱蒙召开。

        IPDC倡导一种建立在有机整体和内在联系概念之上的过程思维和有机思维，旨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是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