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1 日，韩国全州微风，多云，气温 29 摄氏度。疫情之下的全州国际电影节，延迟了一个月开幕，海外竞选影片的主创无法亲临现场，面向公众放映的场次也不得不取消，但「国际竞赛」首奖的份量依然沉甸甸的。
谜底揭开，高鸣导演的作品《回南天》捧得了主竞赛最高奖。制片人王磊此时身在北京，兴奋之情不亚于身临其境。
所谓「回南天」是中国南方的一种气候现象，指每年春天气温回暖、湿度上升的日子。从「门外汉」到制作出获奖影片，王磊十几年的经历像是一次「截弯取直」的历程，而此刻他期盼的，则是疫情之下的中国电影，尽快穿过阴霾，迎来影院开门。
2019 年下半年，王磊的制片人工作步入了成长期。作为执行制片人，他参与了万玛才旦的导演作品《气球》。2019 年 8 月 30 日，《气球》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世界首映。2020 年 1 月 28 日，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回南天》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世界首映。两部影片的国内院线发行工作虽被疫情耽搁了一些，但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只待影院再次开门迎客。另两部由他担纲制片人之一的作品 —— 一是周圣崴导演的《艺术死了》，目前在进行相关国际发行推广的接洽；二是由达杰丁增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歌者》，正在筹划第二次拍摄和后期制作的工作。王磊记得，去鹿特丹时，自己身上只带了两个口罩，「原本想在荷兰买一些，却发现已经被抢购一空，怎么也买不到」。但除此之外，当时的欧洲一切如常，电影节也还是原来的样子。电影《回南天》，在第 21 届全州国际电影节中斩获国际竞赛单元最高首奖。
2 月 4 日从鹿特丹回国时，新冠疫情已经出现了跨国传播的苗头，作为回京人员的他第一次被要求居家隔离。还过着「欧洲时间」的王磊日以继夜地看片，先是刷完了山田洋次导演将近 50 部的《寅次郎的故事》，之后又把 Pedro Almodóvar、Andrei Tarkovsky 等大师的全集复习了一遍。14 天隔离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除了偶尔到小区门口取网购的食物，他几乎足不出户。3 月 10 日，因为一些必须现场处置的工作，王磊准备前往青海西宁。人还没上飞机，他就接到了西宁当地社区的电话，通知他到了之后先去登记，开始第二次为期 14 天的隔离，因此即便到了现场，许多工作还是不得不通过电话和网络来完成。好不容易「解放」了三四天把事情处理完了，3 月 28 日再从西宁回北京，等待他的又是一次为期 14 天的居家隔离。
但隔离「经验丰富」的王磊，对闭关的日子如何安排却越来越有心得。他联络口罩资源，先是捐赠给武汉，之后又援助海外的朋友，寄到北美、欧洲、日本。虽然邮费很贵，但更珍贵的是那种疫情之中超越国界的「守望相助的道义」。
疫情期间出门的路迂迂回回，仿佛又回到了王磊进入电影圈时的崎岖。在采访过程中，王磊反复提到年轻人要正确「认识自我」，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一开始就想好要做制片人。」虽说一直怀揣着做电影的心思，但王磊的大学专业却跟电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 他在武汉修了四年经济学，2008 年大学毕业，正赶上环球金融危机最为失控的时候。相较那些出身传统电影院校的学生，王磊进入电影行业的过程绝对算不上「正途」。
「也有一点阴差阳错。」喜欢文学的他，上大学时偶然买到了一套名为《中国新纪录片系列》的盗版碟，看得如醉如痴，之后又看了许多经典电影。「幸好还有盗版碟，否则连自学的机会都没有。」「14 年前开始，最早从做放映。所以我一直自称『放映员』。」他和志同道合的的同学、朋友们一起，成立了「守忆电影社」，每周在一家名为「书与咖啡」的小店里播放电影，守望记忆。「这些年来，播放电影的工作从来没有停下来。」从盗版碟到电影拷贝，从小咖啡馆到 2 年前在朗园虞设创办「词语」放映，他相信「放映是火种」，聚拢起来的人们在一起看片、讨论，就是「围炉取暖」。但王磊觉得自己还算是有做到正确「认识自我」，无论是卖盗版还是做放映，王磊做这些都不为赚什么钱，只是出自对电影的喜爱。而放映员王磊得到的回报则是结识朋友，累积人脉，得以逐步走进「圈子」—— 为了踏入「圈子」，很多弯路不得不走。从「守忆」加入全国性的独立电影放映联盟，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的资讯，再到参加各种影展活动，线下认识了一个个电影产业内活跃的身影。「这个过程就是认识什么是电影，认识这个行业，然后认识这个行业里的人，与他们结交，获得行业内的资源，从事电影产业内的工作，先做纪录片，再做剧情片。」「有人帮你，就能慢慢走上正路。」王磊的身份完成了多元和跃迁，从放映员到电影《塔洛》的宣传总监，最后实现了成为制片人的愿望。「独立制片人，就是以独立的身份参与电影的制作。」虽然以往参与的项目大多被认为是「艺术电影」，但王磊并不觉得有什么商业片、艺术片的本质区隔，对制片人来说运作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所谓的商业片更需要去整合更多的资源。
4 月 3 日，第三次隔离中的王磊协助父亲开了一家微店，主打产品是他老家湖南的豆瓣酱。疫情让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据《经济日报》等媒体报道，2020 年第一季度，全国范围内共有 5328 家影视公司倒闭注销；影院至今未开，有的已经停业；一些院线电影直接改为线上发行；横店的群众演员很多转行当了快递员；即便是一些知名的业内人士也开始做点小生意，增加收入；还有多位知名营业公司高层离职，其中不少也是被迫离开 ……电影《回南天》在第 21 届全州国际电影节面向公众的放映计划被迫取消。王磊并不否认因为疫情收入有所减少，但开店主要也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一个顺手的事情」。他是湖南岳阳人，从小习惯吃辣，以前从老家出发回北京，都会带着一大包一大包豆瓣酱出门。那些都是亲戚的酱造厂出产的，经营了十几年的牌子。因为疫情，父母渐渐闲了下来，他和弟弟一合计，决定帮他们开一家微店。在微信朋友圈里，王磊不断尝试用诗人般的笔触，去写一些与豆瓣酱有关的小文，竟也引来了不少圈内朋友的唱和。他们都喜欢豆瓣酱里的那种人间烟火气，但也为之注入了些许诗情画意。一位导演转发链接时所写的文案是：「传说在遥远的豆荚国，有一个叫杰克的年轻人，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吃到豆瓣酱，于是他买来一罐，把其中一颗放在枕头下，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身在云端，原来那个豆子已经长成了通向豆瓣酱天堂的通天长藤 …… 」「当然，这些内容适合我的朋友圈的读者。如果是面向其他的客人，卖点肯定还是在于口味、价格和方便。」经营了短短 20 天之后，他在朋友圈郑重宣告，自己的店已经在微店的豆瓣酱分类里攀上了人气榜第一位。对于这个成绩，王磊也不觉得意外，他相信卖豆瓣酱和卖电影票的原理是一样的，能把制片人的工作做好，同样也能把微店开好。
《回南天》是高鸣的首部剧情长片，但此时的导演已经人到中年。他的制片人王磊，则在疫情期间受影视工业网的邀请，做了一次直播分享，告诉有志于进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去哪里找到创投，怎样把自己脑海里的故事真正投射到银幕上。「创投的目的是一个开始，促使你把你的项目，一切的想法和创意，放到一个平台上去加速它。（创投之后）不再是去玩，不再是业余写一写，现在它是真的了，它是你的工作，你必须让它变得可以操作。尽管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 」
虽然对着屏幕一个人「自言自语」让王磊觉得不太自在，但他还是侃侃而谈，分享了自己参加创投的实战经验，得到的反馈也都说「很实用」。「最重要是告诉还不认识这个行业的人，入门的途径有哪些，应该做好哪些准备，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敲门砖』。」王磊说自己更进阶的经验，则是要根据每个项目本身的特点，选择适合它的的创投平台，成功的机会就更大。这样不保留地传授经验，不仅仅是因为王磊深知半路出家的艰难，也因为长期和年轻导演接触的他清楚，一个还不为人所知的导演想要拍出自己的处女作很难找到资金。「这并不完全是疫情造成的，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吧。这个行业并非看起来那样地光鲜亮丽，淘汰率很高。所以还是要说，年轻人认清自我很重要。青年导演想要拍出好的作品来，必须有才华，也要有足够的运气，还要遇到好的时机。」
当然，大部分人不会认为当下是一个好的时间点。最近，看着作品一时半会也没有机会上映，不少年轻导演选择了把影片传到网盘，直接面向观众「发行」。王磊也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条指向影片的链接。「但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以前也有人做过，甚至更早还有导演自己把作品刻成盗版碟来卖。」但除了蒋能杰的《矿民、马夫、尘肺病》因其所反映的社会议题引发了关注之外，其他「云端电影」并没有因此触及到了更多的受众。也有人预言电影行业可能被彻底颠覆，未来看电影会变成一件可以通过网络实现的事情，王磊不以为意：「电影的未来仍然是大银幕的艺术。」事实上，除了率先引起舆论纷争的《囧妈》之外，其余几部试图绕开院线直接登录网络视频平台的电影，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王磊认为，一场疫情，使得整个电影产业损失了大约三四百亿元，未来除非有行业外部资金进入，否则电影的投资规模很难达到前几年行业兴旺时期的水平，之后几年或许会出现更多小成本的影片。
「疫情并没有让青年导演的未来变得更好或者更差，只是变得更难和更麻烦了。即便现在不能拍摄，也可以好好打磨剧本，或者安安心心地做后期。」相比年轻人涌向影视行业的那份迫切，王磊觉得更重要的是电影需要有让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人才）得以进入的良性机制。「希望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扶持，像是减免税收，或者对处女作给予一定的发行补助。行业内也可以再多出现一些提携新人的机构。」
关于处女作这个话题，他说到了一个例子。2018 年，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台北、香港等地的电影节先后获奖，导演本人却再前一年选择了主动结束生命。「胡波导演太可惜了」。但当我们谈起胡波导演去世的原因以及中国独立电影的顽疾，王磊选择不予评介。
我是通过王磊的微店联系上他本人的 —— 他几乎没有社交媒体，也鲜少在网络上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只在较为封闭的朋友圈展露着自己的表达欲。起初，我被他卖豆瓣酱的文字吸引，他讲述着自己和外婆在县城卖火柴、为爷爷做紫苏小炒肉的故事 —— 这在电影行业叫苦不迭的现实下竟透露出些微的怡然自得。
但当我们完成采访后，这个行业的却再次遭遇了变故。
2020 年 6 月 10 日凌晨，博纳影业副总裁黄巍从悠唐国际 18 层一跃而下，贾樟柯导演在微博评价这是「行业之悲」。
虽然我们尚不能将黄巍的离世与影院停业直接挂钩，但这条新闻却重新唤醒了许多人对电影的记忆。几年前，我们饶有兴致地讨论着中国电影的去路；如今，问题变成了「还能不能活下来」，以及「怎么活」。在国内大疫初定之时，这一年产值以百亿计的行业成了为数不多继续静止的存在。
在转发黄巍逝世消息的 30 分钟内，贾樟柯再次表态：「应该考虑影院复工复产了 …… 有的电影企业日亏损 100 万，100 万影院从业者需要生存啊。」这条微博的评论区，成为了电影人和观众共同的「哭墙」，有人说，这是「中国电影至暗的一天」。
至暗总会过去的。但「过去」只是第一步。这一步，不能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