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他可以管诗人吃饭 ……」
这段描述出自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 80 年代》。老六本名张立宪，博客时代他在西祠胡同设有「老六饭局」，饭局人多，比如陈晓卿、绿妖、柏邦妮。
信息的获取方式从搜索时代滑到推送时代，张立宪在做的事情依然没变，2006 年他推出《读库》系列，直到今天。去年 11 月，张立宪发布《读库》库房搬迁、消除库存的求助信，一时成为热议话题。
「免费的资讯唾手可得，为什么还要花钱买书看？其实就是花钱买罪受。一本书为你展开未知的旅程，意外的冒险，《读库》会挑战你的阅读习惯，甚至冒犯你的思维定势。」张立宪在采访时这样解释。
现在，读库的内容生产部门还在北京，占地更庞大的实体库房则搬到了南通。这仿佛暗合了这个时代的款曲，以张立宪为代表的上一代文艺青年的饭局还在继续，但不会如当年一样在舆论场掀起一波波讨论，「杠精太多」，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结局。
做事的人依旧专注于做事，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风云搅动。一些成为文化符号的人，在选择与逃离中诠释着这个世界的细节。一个时代正在出走，新的一切不断降临。
《读库》的新库房位于南通，四周是大片的农田，今年 4 月它从北京搬迁至此，之前的 15 年里，这本以刊发中篇非虚构文章为主的读物，从北京的三环外到四环外，再到五环外、六环外，最终落户江苏南通。此时，每两个月出版一辑的读库刚好出了 100 期，第 101 期将从这里发出。长途跋涉的搬迁故事要从去年 11 月讲起。张立宪在「读库」微信公众号上发出求助信，告知读者库房需搬迁，希望大家能帮忙买一些书，「把您的书房变成读库库房」，以方便完成这次图书大迁徙。求助信得到读书爱好者的广泛回应，「感谢名单连起来大概能绕地球两圈」，张立宪回忆。和书籍连在一起的，还有十几人的物流团队，一并移居南通，其中一位员工这样记录离开北京的最后时刻 ——「走的时候，准备跟坚守在办公室的小六们一一拥抱告别。可是没有 BGM 的助力，挣扎了片刻在扭扭捏捏中作罢。最后抱了抱库房的顶梁铁柱子转身锁上了库房的大门。4 个大人，1 个小孩，1 只猫。迎着黎明的曙光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搬迁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张立宪回应，这次迁移，从生产端来说是不划算的。能符合读库印刷要求的工厂集中在北京和深圳，原来大部分书在北京印刷，货运成本几乎是零。它直接发到库房里，再发货。《读库》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订单在北京，现在相当于整批从北京发到南通，再零散地发回北京。从成本上来说是不划算的。但出走又是必要的，正如此前 15 年间曾经历的 5 次迁移一样，总有一些诸如消防标准之类的规定在与时俱进，而固守本分的人和事要匆忙追赶时代。
好在这次的南通也是契合，张立宪表示：「如果说我们选择了长三角之外的其他城市，它就只是个库房；但因为选择了南通，又由于我们在长三角有深厚的读者基础，它就不只是个库房」。他对于这 5000 平米的偌大空间有超出建筑本身的设想，「我们不只把它作为库房的功能来设计，我们设想未来在这里做一些活动，回馈读者。我们不会在这里卖咖啡什么的，就放个自动售货机，读者周末带着孩子来，可以在这里待上一个下午。」这种期待与读者交流的想法流淌在读库的血液中。比如搬迁到南通后，张立宪专门邀请一位读者来到现场。早先，人们通过邮局、银行汇款来支付书款。后来，移动支付慢慢替代了汇款。而最近几年，《读库》的银行卡每年还会收到一笔下一年的书款。这位读者就是汇款人，他会给张立宪发一条短信说明已付款订阅，张立宪会回复，「好的」。对于要做一本什么样的书，张立宪一直很明确，他希望《读库》的内容能拓宽读者的认知边界。张立宪将互联网 2.0 称为「搜时代」，人们通过搜索引擎主动获取信息；将如今的 3.0 称为「推时代」，人们被大数据算法被动喂养信息，「现在每天推送的哄你开心的东西都看不过来，人还怎么去愿意接纳异质的信息？这个时代容易培养出固步自封，甚至反智的人。」
张立宪之前回忆，编辑《森林之歌》解说词的时候他有很多感触：中国这么多人，可认认真真做事情的很少，大家都不习惯充满热爱地投入某个事情，就是说对这事感兴趣、做着高兴，哪怕花一辈子去研究也愿意，这样的人真的很少。Andrew Wiles 研究费马大定理（Fermat's last therorem）用了将近 10 年，没和任何人声张，这对一个中国教授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张立宪想尽量把持住，尽量跟传媒呈现出不一样的水平线。有了异质的东西，才有理由说服读者掏钱买它。「免费的资讯唾手可得，为什么还要花钱买书看？其实就是花钱买罪受。一本书为你展开未知的旅程、意外的冒险，《读库》会挑战你的阅读习惯，甚至冒犯你的思维定势。」这是张立宪对《读库》的期许。
这种略显顽固的不流于俗，让《读库》收获了一批忠实读者，坚持着「直营」模式直到现在。但从更广远的社会去看，这本书仍然处于「小众」范畴。严肃阅读的意义，正在被手指划一划消解，正如上一代文艺青年谈论的光荣与梦想，在如今的舆论场，被另外的词汇顶替成为热搜，也许是某个八卦谈资，也许是对某个事件站队。这种信息流稍纵即逝又日复一日，牢牢挤占住当代人们的碎片时间。从某种意义来说，《读库》的数次搬迁，是一种文化符号的出走。它无法占据主流，更遑论获得主流市场的青睐、给予更多的包容度，只好被动「流亡」，也在流亡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独立的文化基因，是张立宪从一开始就种在《读库》的。张立宪是「六八一代」的典型，1960 年代末，他出生于河北赵县，上世纪 80 年代末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系，度过青春，深受 1980 年代文化影响。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张立宪有这样的回忆：中断的时间链条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还是旧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争夺失去的时间，又在与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温故，又在知新。那时候的中国，比谁都丰富。我们在用一天走别人几年的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上世纪 80 年代培养的一代文艺青年，很多在世纪之交相继汇聚北京。大概是在 2001 年，县城女青年王海燕决定放弃老家县城电力局的编制工作，孤身前往北京。后来，她成了著名女作家「绿妖」，也在北京的数次聚会上，认识了李霄峰、柏邦妮等一众同类。经常攒局的人就是张立宪，他在西祠胡同下挂出「老六饭局」通知，组织聚会。真正的「六局」远不止吃顿饭的事儿：头天下午去 KTV 是歌局，然后是晚上的饭局，再然后是酒吧的酒局，凌晨去麻小局（麻辣小龙虾），快天亮了是场面局（山西刀削面），最后是一场爬山的山局做结。作家杨葵曾经参加过很多次「六局」，他总结道：酒桌上，但凡张立宪开始用罗大佑的口气说话，「就算喝到位了」。等张立宪开始领唱，一桌子文艺青年跟着他齐唱罗大佑的歌曲，「就说明喝高了」。那种文化氛围，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文艺青年汇聚于此。作家绿妖在北京，掉入「书和文艺青年的海洋」，看书看得整夜不睡；或是在一间文艺青年口耳相传的 DVD 店，找到所有传说中的大师之作。而对于身处县城的王海燕来说，她的工作只是在变电站维护值班室地板与进行黑色皮革绝缘垫的清洁，上一天班、休息两天，在固定的秩序中日复一日。「对来京朝圣的外省青年来说，初次与饭局相遇，就像一个长期潜伏的地下党终于找到了组织。」绿妖在她的小说《北京小兽》中回忆老六饭局。她在饭局上结识了另一个常客，狂热的电影爱好者李霄峰，他被导演贾樟柯称为「像上世纪 20 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李霄峰当时从比利时偷摸休学回家，研究电影那些事儿，为了不被家里发现，他得计算着时差给家里打电话，说话前小心地沉默一会，给「国际长途」滞后的语音留出时间。
《读库》就在 2005 年诞生于这样的北京。这座大都市代表着一代文艺青年对既有秩序的一种叛逃，代表着一种生命得以栖息的新的可能性，在这里，他们可以遇见同类，不再孤独。后来，绿妖在散文集《沉默也会歌唱》中描述那一代文艺青年的轨迹，「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却同样走过心灵的夜路 ······ 但大部分年轻人不再把梦想挂在嘴上，而是沉默地，低着头大步赶路，直到黎明的风吹到脸上。」今天，「老六饭局」依然在，张立宪时常还会组饭局，但西祠胡同已经不再。他们不怎么在网络上公开谈论一些内容，「那时候可能上网的人和现在不一样，至少那个年代杠精没这么多。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在网上『动辄得咎』，不管干什么总要挨骂。」张立宪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存在反义词、可以质疑的时代，在时间的河流中越来越远。饭局的常客，上一代文艺青年，有的成了知名作家、编剧、导演，有的悄然消失于生活。
张立宪的选择，是在 36 岁那年作出的。那时，「老六」已经在京城文化圈有了名气，他在现代出版公司担任副总编，外界看来光鲜亮丽。但张立宪却变得困惑，他已经有了一些可以和外界谈判的条件，他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最终，他决定辞职，去做《读库》，打捞中篇幅的非虚构类文章的空白市场。「不管怎么说，一定要尽快去打捞，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很快都会被淡忘、被湮没，难道不该为我们亲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保留一些细节和标本吗？」，带着这样的念头，张立宪在选登文章上，一点点打捞出想要的东西来。
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国宝南迁历史的《国宝南迁记》，出自那志良先生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张立宪说，典守不是看守，不是监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高于身家性命。《典守》一书印了几千册，大多尘封在出版社的库房里，所以他要选登。「党史和军史上都没有提及的一次八路军总部突围战役，几百名八路军战士面对数万日伪军，有枪的战斗，没枪的跳崖 —— 我们知道狼牙山五壮士，而在这次战斗中，跳崖的有几千人（包括文职、家眷和后勤）。」从张立宪收到的反馈来看，这组 62 页的《追我魂魄》哭倒一片读者。「大约 100 年前，一个美国人在四川当老师，经历了辛亥革命，最后病死在成都，他拍了几百张反映长江沿岸风土人情的照片，包括那个年代四川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穿戴样貌、集市贸易，都是玻璃底片。他拍过的四川叠溪镇，20 年后在一次地震中下沉到江底，三千多常住民中的大多数都消失了，他的照片就成了这个小镇最后的影像。我选了几十幅照片，占了 34 页，比较过瘾。」这种打捞方式之下，《读库》保持着一贯的风格和水准，培养了一批固定读者。而一道围墙也在「推时代」悄然树立，在读者群，这是一本品味不错的刊物；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人们不知《读库》为何物。搜索成为一种更工具化的选择，人们偏向接收算法提供的更为轻松、熟悉、感兴趣的内容。正如这次《读库》库房的大规模搬迁，从三环外到六环外再到南通，这种抽离是一种连续而缓慢的过程。时代所能给予的位置，也深深体现着这个时代本身的走向。
目前，读库还活得不错，这令人庆幸；但这种庆幸又只能是一种小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