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设计师的情绪，与其时装作品的情绪相叠加 —— 我们或许能从如此戏剧性的表达中，体会个体在情绪表现上的焦灼和平衡。以「心理治疗」为题，《T》中文版邀请裘淑婷、李森森、杜迪三位设计师进行演绎。从中一探三位新一代独立设计师丰富的内心世界。
1995 年 10 月 5 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风尚版头条文章，以一则定义式标题将一个西欧小国在世纪交接背景下的时尚高光重新提及：如果时髦，定是比利时（If It's Chic, It Must Be Belgian）。
比利时的艺术和钻石之都安特卫普，从来就自带一种酷感魔咒。而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twerp），这台隐藏在城市心脏的创意引擎，也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1663 年，荷兰风俗画家 David the Younger Teniers 在安特卫普创建了皇家艺术学院。三个世纪后，英国人 Mary Prijot 在学院内开设了时装与戏剧服装科专科。沿袭这片土地优雅、直指中产阶级的审美传统，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尊重良好品位的毕业生。回溯历史，弗兰德地区一直自豪于先进的纺织技术与工业形态。时装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自成一片荫蔽。
安特卫普时尚博物馆馆长 Linda Loppa 在其所著的《6+ 安特卫普时尚》（6+ Antwerp Fashion）一书中，仔细梳理了自上世纪绵延至今的安特卫普时尚风貌。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Dries Van Noten、Martin Margiela、Walter Van Beirendonck 等令世人瞩目的「安特卫普六君子」（Antwerp Six），再到上世纪 90 年代被称作「安特卫普第二代设计师」的 Raf Simons、A.F. Vandevorst、Veronique Branquinho；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 Haider Ackermann、Kris Van Assche、Peter Pilotto，再到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为时装界投下街头美学炸弹的 Demna Gvasalia，几乎每一位来自「安特卫普系」的明星毕业生都被誉为「圈中鬼才」。历经人才迭代与时代变迁，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在几代时装设计师与时装爱好者心中的吸引力似乎从未被动摇，号召力历久弥新。在安特卫普与世无争和看似传统的产业氛围中，皇家艺术学院一直源源不断地输出着一代又一代反叛、先锋、富有突破精神，并走在全球时装产业发展前列的设计顽童。他们生动、直接、感性、激烈，混杂着优雅，始终能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安特卫普系独特的审美时尚，也正是这股独特的力量，让明星永不坠落。
时间进入本世纪 20 年代，时装界正经历着随处可见的随机性挑战。前人的精彩逐渐成为传说，如今安特卫普的时尚语境正在被谁书写？什么样的设计师又在重新定义「后安特卫普时代」？或许，三位特立独行、性格各异，在全球时尚业内冉冉升起的中国设计师，会是我们的答案。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李森森、杜迪、裘淑婷三人的生活轨迹在一万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安特卫普相遇。性格左右着不同的风格趋向，而他们的感悟与交锋，也从侧面为我们描绘出「后安特卫普时代」这一教育背景的影响和补给，以及在国际设计语汇交叠的大背景下，当代时装毕业生的梦想与忧愁。
Windowsen、Didu、Shuting Qiu，三个截然不同的设计师品牌分别来自李森森、杜迪和裘淑婷。安特卫普的四年求学生涯对他们而言，浓缩着向往已久的期待、挥之不去的忧愁，和对未来憧憬依旧的希冀。自去年回国后，他们的作品和设计语言开始在国内独立设计圈中崭露头角 —— 虽然三人的设计语言大相径庭，但其新鲜、勇敢、独立、极致的作品和态度，让人眼前一亮。Windowsen 的设计以戏剧感的廓形和怪诞童话般的叙事为主要构成，巨大层叠的网纱制蛋糕裙实现了梦境的塑造；Didu 的设计思路也是从廓形出发，但她的廓形兼顾了外向和收敛，对东方性（杜迪称自己在就读安特卫普前曾非常钟情于中国道教文化）的探索让她更关注自身，同时也融合了蒸汽波（Vaporwave）风格的亚文化美学，鼓励当代中国女性大胆表达自我；而 Shuting Qiu 则更天真烂漫，夸张的花朵图案拼接看似杂乱，实则有序，不拘泥的乐观态度则表现了当下时装世界少有的纯粹和愉悦。如今，国内的独立设计逐渐步入商业化的第二阶段。「平衡」成了一众设计师在现实世界中摸爬滚打的课题。学会「平衡」之前的自由与梦想，或多或少成了「长大」的牺牲品。或许这三位从安特卫普归来的年轻设计师尚不能独当一面，也未必能从媒体或买手处获得长久的青睐，但这一份生猛，确实暌违已久，更让人羡慕。
另一方面，他们也代表着「去标签化」的数字一代。与前人不同的是，他们均没有毕业后进入成熟奢侈品公司实习的经历 —— 回溯第一代安特卫普系设计师，诸如 Fred Debouvry、Margiela、Ann Demeulemeester 等，都曾在比利时风衣制造商 Bartsons 处工作过。实习，是毕业生进入时尚行业，同时被人发掘的最直接的方式。但在李森森、杜迪与裘淑婷毕业前夕，出于对互联网平台的敏锐嗅觉，他们早早找到了自我抒发的出口。网络与社交媒体，成为世界率先认识他们的途径 —— 通过在 Instagram 上发布自己的灵感片段与设计成果，他们吸引了一批忠实的拥护者，其中就有来自中央圣马丁学院的校刊《1 Granary》。这种似乎独属于「Z 世代」的网络生存哲学和宣传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用亚洲人的视角为「安特卫普系」设下全新定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是他们勇敢向世界发问的出发点，而「世界人」的角度和心态则帮助他们兼收并蓄地进行创作。
设计师李森森以治疗师的角色面对深受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诊疗对象。
安特卫普因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一直有着「去中心化」的特质。有别于英、美、法、意等相对更为人熟知的时装院校，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直到 2017 年仍然坚持荷兰语教学，且每届毕业率只有 10%。在李森森、杜迪、裘淑婷就读之前，没有其他中国人从学校毕业过。在安特卫普时装博物馆（MoMu）策展总监 Kaat Debo 的《安特卫普时装学院：从本土时尚与戏服设计到国际闻名的时装学院》一文中，Debo 陈述了这样的事实：「每个在艺术学院学习的学生都是经严格挑选的。通过第一年的考核和面试，150 名学生中只有 50 到 60 人能够继续学习；第二年会有 20 到 25 人留下。毕业的时候只剩 10 至 15 人。」这样的激烈竞争，其实从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杜迪还记得大一的第一节课上，教打板的老师 Fransen 的一番话：「你们现在坐的桌子，以前 Margiela 也坐在这里学习。」初来乍到的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与梦想画等号的设计师就近在咫尺：「Franson 当时这番话让你觉得跟自己的理想很近。但到了后面会觉得，其实『坐』在 Margiela 旁边，要付出的代价也还蛮高的。」
不适感像潜藏的细胞，从大二时开始激增，继而分裂。李森森在三人中最先感受到这种理解与输出的不对等。学校定位先锋，但对「新产物」的理解和审美，却与他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私下里，生性飒爽的李森森火辣直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成都人的口头禅「恼火」。他不会为了顺从导师而委屈或隐藏自己，反而更勇敢地站在权威对面：「我要的东西，和他们（导师）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虽然在我的设想中，我能得到东西并不是这些，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也收获了一些别的。我不会老师告诉我要往哪边偏，我就往哪边偏，因为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是非常笃定的。」这样的坚持是自我鼓励和抗压的结果。同为安特卫普六君子之一的 Beirendonck 在求学时期也存在着设计理念与传授者之间的分歧。「他们（导师）觉得我的东西没有温度 …… 但是我觉得就设计而言，主题是没有错的，都会有温度，只是说看是多少度。」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教学体系有别于圣马丁、帕森斯等英美院校，先锋之余似乎也存留着一种欧洲精英阶层的保守。学校在社交媒体，学生自我身份的追寻等层面上，有着和英美院校不同的立场。「社交媒体是一个辅助我们的功能，但老师并不看重社交媒体，其实老师不看重无所谓，但他有一点要阻挡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李森森说。
李森森原本在国内学习音乐剧，深受舞台服装的影响。来到安特卫普，他大二就报名参加了纽约时装周 Vfiles 年轻设计师走秀平台，因而一举成名。Windowsen 魔幻又带着数码时代神秘感的美学，吸引了大批「Z 世代」青年拥护者。从蔡依林的专辑封面、Angelababy 的红毯礼服到变装皇后「莲龙青」和西班牙博主 Sita Abellan，Windowsen 不仅被主流时装媒体和先锋流行艺人认可，也在全球范围内聚集了一众多元化的粉丝。与获得权威认同相比，树立并明确自我风格是李森森更为在乎的一点，他时时刻刻都在追随自己的内心：「风格这件事，其实关乎的就是你的心往哪儿走，一定不要跟着别人来，因为现在『跟随』的风气实在是太普遍了，我不想做其中的一员。」如果说法国、意大利的时装教育体系主要是为了输出适应奢侈品牌需求的人才，英国、美国体系是为了在工作机会相对较少的环境下培养学生自立门户，那么安特卫普系则更多是为了传承和延续这一体系的先锋与前卫。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一直以来都以欧洲本地设计师的产出为傲，学校也会保护他们的文化和本地设计师。「就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来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比利时当地人。它不像英美的学校，老师来自世界各地，（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的学校包容度会大很多。对亚洲人，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的打开他们的臂膀。他们的途径对我们而言不是完全适合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没有支持我们。我们得想我们自己的出路。」李森森说。
模特身穿宛如受伤美人鱼的 Windowsen 夸张裙装。
李森森回忆自己的「毕业」，他最后没有参加任何考试，而是放弃期待，果断离开。现在，他认为那是长期积累后的爆发：「有没有来自他们的肯定，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能承担这个后果，（虽然）多少有一点点无奈，但我不想再给老师这么一个权力去给我的作品打分。」智慧的求知从来都是带有批判性的。有的人可以很好地平衡这种批判性并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但对另一些天生理想主义的人来说，批判性是让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根据。李森森是后者。同样「反叛」的杜迪，其同名品牌 Didu 致敬了上世纪 90 年代先锋而自信的女性气质，设计中充满着性解放和性禁锢的斗争纠缠。Didu 的科幻感以及亲地下派对文化的属性，也让品牌自发布以来就收获了来自全球的关注，Ariana Grande、Rosalia 和 Charlie XCX 等国际巨星均为 Didu 的粉丝。鲜为人知的是，杜迪在前往安特卫普求学前曾是一个洒脱的文艺女孩。国内大学毕业后，她曾独自游历西藏、到尼泊尔灵修。时装设计 —— 更准确地说是去安特卫普学习时装设计，是她「那个」阶段最想做的事情。
设计师杜迪的身份被设定为患有隐藏强迫症的「老板」，她对员工的施压最终将模特爆发。
在安特卫普学习的四年期间，比利时独有的地下派对文化改变了她的个性，给她带来了灵感。欧洲的深夜，各阶层的年轻人毫不拘谨，他们用跳蚤市场淘得的宝藏精心打造派对装备。据 Debo 观察，20 世纪 70 年代末，占领了伦敦、纽约的朋克与街头文化风逐渐吹向了安特卫普。上世纪 90 年代，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地区的「锐舞」（Rave）文化达到顶峰，且各具特色。而这也对 Simons 和 Gvasalia 的设计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杜迪回忆道，「大一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不一样、很有创意的年轻人。比如说我们出去派对，每个人都会用尽全力打扮自己。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传递的方式，我可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变成另外一个人。渐渐地，（这）把我从之前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学校独特的课程和教学模式也令初到比利时的杜迪逐渐感到挣扎。「第一年其实觉得还挺难受的，也会觉得有点没有在做自己。因为他（导师）会把你推向一个极端，甚至可以说是『踩踏』，然后导致你产生强烈的渴望想要上升。但是有很多可能意志稍微弱一点的人，会在这个过程中被『踩』下去，有可能对这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你也可能在极端中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然后你浴火重生了。」也许正因「六君子」毕业生对学校时装课程的影响太过深远，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对于学术和学院派的追求也大于英美院校。杜迪努力「通关」证明自己，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将自我的雏形变得更加具象。「我也很庆幸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东西，不然可能就永远都做不了自己。」
杜迪与李森森笑说，自己是与对方互相鼓励、扶持的好友。在校期间，杜迪依旧迷恋 Margiela、Thierry Mugler、Jean Paul Gaultier，她希望做更极致的廓形。久而久之，她开始更加关注设计的「全方位化」。她至今仍相信，设计关乎新鲜的输出，不能被外界动摇自己的设计初心。杜迪成长在一个非独生子女家庭，有一个小很多的弟弟。她从小就能感受到中国社会对于「姐姐」这一身份的刻板定义。在这些定义中，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这让杜迪困惑又厌恶：「所以说，我一直都很想通过我做的事和设计，表达女性追求平等的权利。它不是说我对女性权利的声张，其实我或者我们只是想要正常而已，而不是想要任何人的权利凌驾在对方之上。」比起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传递者来界定当下这一批中国设计师，杜迪更希望她是「自己」，或者是自己所在族群的意志传递者。他们可以是更自信的，尤其是穿上 Didu 之后。Didu 强势、不由分说的设计风格辅助了这场戏的张力。故事的反转来自于第三位主人公 —— 裘淑婷。杭州女孩裘淑婷天性乐观，是精英主义教育路线和方针下成长的「别人家的小孩」。可以说，裘淑婷与当代安特卫普的学术理念一拍即合。她从未感受到来自学院派的束缚。事实上，她对导师的感激来自于：他们从零开始培养并始终看好她。从一张白纸，通过导师一点一滴的教育，成为真正的时装设计师，到最后代表比利时新生设计力量，前往印度参与文化交流，再到参加 BoF 时尚大奖评选 …… 作为 Van Beirendonck（安特卫普艺术学院的现任教师队伍本身就由毕业生们组成）的得意门生，今年 25 岁的裘淑婷在业内博得了很高的呼声。同名品牌 Shuting Qiu 以繁复的面料拼接，天马行空的色彩和图案碰撞，精巧的材质层叠和带有摩登民族气息的设计风格，从一众新锐设计师中脱颖而出。当初在国内就读设计专业的她退学后为追随安特卫普梦想，两度报考，最终如愿以偿，以傲人的成绩毕业。
早年的一个机会，让裘淑婷了解了这个神秘的比利时艺术院校，也让她和「六君子」导师结下了不解之缘。裘淑婷向记者展示了她的微信头像 —— 那是 Margiela 的前女友给她画的画像。在荷兰海牙学习语言阶段，裘淑婷戏剧般地邂逅了最早退出时尚圈的「六君子」之一 Marina Yee：「Yee 那时候就跟我说，淑婷，你每天早上起来跟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必须是『I'm a fashion designer』（我是个时装设计师）。其实，Yee 是最早点醒我的。所以在来到安特卫普之前，我的思路上有一个衔接，思维各方面在当时已经被打开了。」纽约时装学院（FIT）院长 Valerie Steele 认为，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关键词是「分析」和「反省」。学生被要求向内观，看向自己，看向自身。于是可以想见，年轻一代设计师的作品中大多都充分融入了自我的生活经验，并最终形成一种不可替代的「个性化」。在 Shuting Qiu 的设计中，能清晰地看到她强烈的个人气息。几年前她前往印度、非洲旅行途中的所见所感，被记录为鲜明的色彩组合；而呼应民族气息的手工刺绣也化为了一条她自己的文化长河。
当纽约或伦敦的设计师还在以时装设计作为手段来表达政治立场的时候，安特卫普这座城市似乎更关心你的创意和创意行为是否足够具有艺术性。「当时做设计，我们的老师，也就是 Walter 的老公会跟我们说，最好从你自己的经历出发去找创作的灵感，这样更能打动人。」裘淑婷说，「现在也是这样，在安特卫普，老师们完全不教商业的运行规则和体系，整个教育内容都没有涉及对商业的考量。这个与我们学业上的压力也有关。残酷的淘汰率让你只能专注于学业，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完。学业和学历都是没有保障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最大程度地专注，从不考虑商业的东西。」
裘淑婷在参加 BoF 奖项评选时，遇到了一个评委，是 Barney's 百货的买手，他向裘淑婷提问：你的系列有考虑到可持续吗?「他是第一个问我这样问题的人，因为我的学生时期从来没有老师问过我这样具体的、跳脱设计本身的宏观问题。」可以窥见，在安特卫普至今仍略显封闭、崇尚理想主义的时装氛围中，无论是商业运作规则还是可持续理念的渗透，都并非刻意地慢了几拍。正如当年的「六君子」一样，三位年轻设计师的态度和想法都特立独行。在「从自身出发」的初衷之上，他们都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不妥协。同时，他们身上都被赋予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安特卫普风」—— 在这座小城和前辈的熏陶之下，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先锋 —— 它难以一言以蔽之，包裹着不妥协的酷感，超脱的艺术融合，以及近乎「剑走偏锋」的自创美学，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中始终自言自语，却无比迷人的神秘角色。比起前辈，他们的视角更全球化、更网络化、更多元化，他们的东方背景也从浩渺的烟海中逐渐浮现，深刻地自我叩问着。
设计师裘淑婷在假定的心理治疗室中，以佯装冷漠的姿态观察身穿 Shuting Qiu 的模特的狂躁与疲惫。
从去年开始，三位设计师也先后从安特卫普回国，为中国甚至亚洲的时尚文化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Windowsen 和 Shuting Qiu 在毕业前就参加过上海时装周，三位设计师也在积极与国内时装、艺术、文化、音乐圈层互动。他们慢慢形成了对国内产业发展的独特理解，并积极开拓着属于 21 世纪 20 年代设计师的新道路。「现在，就中国的环境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比国外设计师要大。因为我们的媒体支持我们，也有足够大的消费市场。」裘淑婷说。但另一方面，对于当今热闹的行业现状，李森森表示：「从回国到现在，我能感受到的，多多少少有点盲从。很多人都要把自己归类成『国潮设计师』，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地想做国潮，还是只是利用幌子来博眼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回国后，他张力十足的设计征服了各大杂志版面和艺人拍摄，他却始终维持着略带神秘感的姿态，鲜少亲自露面和接受采访。「现在大家都想走捷径，都想一步登天，没有人去考虑何为原创，对设计本身的尊重小到可怕，很多时候都是消费、消耗创意。任何靠创意活下来的人都非常难生存。」
杜迪则将她的先锋糅合在了日常穿着中。回国以后，她也在重新探索自我抒发和商业成功这一永恒课题。「学校还是会给你建立一个平台，你可以去自由发挥，你可以去做一些怪的、秀款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疑虑：我是为谁做？」杜迪正在筹备下半年国内的首场时装发布活动，她希望能够有所突破，更忠于品牌本身的文化背景：「对于我们来说走秀都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情感爆发的关键点，看设计师怎么样用音乐、空间、情绪去表达。」与此同时，突至的疫情让未来变得不可预测，走秀甚至不再重要。如果从业者只将精力、时间和金钱倾注在订货会上，杜迪表示，她将很难接受。处在成形期的中国设计，能够迎来这一股具备全球化视野和思考模式的力量，李森森、杜迪和裘淑婷三人，确实让本土独立设计语言变得越发多元，也在源源不断地启迪着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创作。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的妥协与对抗，骄傲与自信，其实是无数当代时装毕业生的缩影。李森森相信，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是长期沉淀的结晶，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但核心表达一定源于自己的积累。作为一个有着长线目标的设计师，需要这种沉淀：「我的目标，就是做自己，然后被社会击垮！哈哈。」李森森笑说。
无论是李森森、杜迪还是裘淑婷，尽管他们足够新鲜，但仍是处在边缘的力量。安特卫普的学习经历为他们输送的效能，并不能以一件作品、一个系列来简单量化 —— 那是作用于未来，更加漫长的反哺。这样的反哺其实意义非凡：即便当他们身处边缘，也能因为这股力量而生出更自由的意志，和更自信的独立设计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