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公开承认自己认同「摸鱼哲学」吗？

上月，网友「推拿熊」一条关于「摸鱼哲学」的微博引发热议，文中他解释了自己对「摸鱼」的看法，并给出了「摸鱼实操指南」。与之相关的一条知乎提问「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奋斗吗？」也加入讨论。对此，网友阵营明确，支持者义愤填膺地控诉当代资本家压迫劳动者，借职场 PUA 精神洗脑，对「推拿熊」的「义举」拍手称快；批评者则直指「推拿熊」等人否定奋斗的价值，是价值观扭曲的毒鸡汤，于改变现实毫无意义，是抹黑奋斗者。孰是孰非，至今没有辩出个所以然。

然而，围绕「摸鱼」延伸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在职场上这样可以吗？事实上，众人争议的焦点也并不在摸鱼这一行为本身，而是更多地聚焦于应不应该奋斗和「职场规则破坏者」是否是「非正义」的。

抛开「摸鱼」的可行性和「划水」的操作难度不谈 —— 毕竟每个老板都有观察员工的喜好。仅谈「推拿熊」的原博，其核心观点有四：一，反对无意义加班；二，避免盲目努力；三，维护合法权益；四，拒绝绑架工友。通篇来看，并没有说过「拒绝努力」或者「拒绝奋斗」，网络论战的方向明显是有些跑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舆论偏向？说明「推拿熊」的「摸鱼论」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大众真正在意的问题并不是「摸鱼」，而是「摸鱼」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在中国社会舆论场中，这种困境的外化表现可以归纳为奋斗是否过时、是否有意义？而困境的本质，是「异化劳动」问题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奋斗过时了吗？从古至今，奋斗一直是这个国家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基因，也是出现在主流话语中的高频词。你一定听过公益广告上循环播放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类铿锵话语吧。奋斗似乎不会过时，反而因为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而愈发重要。这本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出在哪里？奋斗何以如此令我们困扰？问题的根源在于，奋斗的付出与回报是否符合我们的奋斗初衷，是否还能满足我们奋斗的期望值。这才是奋斗让我们纠结与困扰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摸鱼」才会频繁被提及。改革开放 40 多年后，红利渐消、机遇不再，只剩下奋斗的年轻人已经很难像上一辈人那样实现社会阶层飞跃。但是，将这种无力与无奈完全归咎于社会发展变迁的客观因素显然是失之公允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自身异化观的出发点。他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来阐明异化的本质，认为私有财产出现的根源在于人类劳动的异化，转让不过是从法律上表示简单的商品关系，同时以货币形式对社会关系加以物化。异化真正揭示了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普遍的深刻社会关系，其实质在于表明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秘密依然没有改变。相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与社交场域的建构，这种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关系被现代企业文明层层包裹，变得隐秘、深刻而愈加冷酷。从富士康的血汗工厂，到备受国内企业推崇又饱受舆论诟病的「996」，从邻国日本的「社畜」亚文化到如今沸反盈天的「摸鱼哲学」，每一次话题夺取眼球的同时也都是异化劳动结构性矛盾的再现。

如果当下的异化劳动只是马克思所洞悉的劳动本质奥秘的再现，那么职场 PUA 无疑就是资本家在新历史时期精神洗脑的神器与帮凶。当人异化分裂为「公民」与「私人」，「法人」与「市民」，劳动从生存变成一种社会化交往，面对结构性的困境，不被 PUA 似乎比「摸鱼」更加重要。然而，依然有人沦为「奋斗狂」。既然奋斗无罪，那么「奋斗狂」究竟为什么令人讨厌？

说到底，「推拿熊」贩卖的不是焦虑，而是无奈。从 1890 年第一个国际劳动节的确立，到八小时工作制的普遍施行；从 1922 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 2013 年中国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虽然保障工人合法权益的努力与奋斗从未停息，但也一直与各种异化劳动的反复和波折相伴相随。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一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被企业主所漠视，不能被保证百分百执行，后果必然是可怕与可耻的。职场 PUA 的核心就是通过反复、强调、暗示、灌输，让劳动者相信，自己在做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事情，将劳动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抛诸脑后。

因而，「摸鱼」哲学显然是一种消极怠工，甚而被反对者定义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蠹虫行为。可是退一步想，表面上看是偷懒的「摸鱼」，其深层次原因不正是面对新资本家喋喋不休的精神传销和「奋斗狂」的同室操戈，普通劳动者所能进行的最直观、最廉价也最可能的反抗吗？如果你无法与老板取得共情，形成共鸣，至少你可以做法律规定你可以做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拿熊」并不是另一个「咪蒙」。「推拿熊」的言论在某些人看来确实充满了焦虑情绪，这让他们不得不正视自己所面临的现实 —— 即便你拼命，第一个打卡，最后一个离开工位，但依然无法获得老板的青睐与资本的好感 —— 原因不在于你不够努力，而恰恰是太过努力的你将劳动异化到了极限。「推拿熊」所兜售的「摸鱼哲学」，虽然不够科学，也不够哲学，但至少代表了一种声音 —— 追求法治、公正与共享的声音。这种声音可能不够响亮，还充斥着杂音，但是一定胜过没有声音。只有这种声音存在，结构性困局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真正得到重视，得到修复，得到完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 只要劳动还存在，劳动的异化就不会止步，劳动对人的异化也会相伴相随。

几天前，被称作「娱乐圈营销奇才」的经纪人杨天真称，为了健康要进行切胃手术。她的言论「为什么不可以为了工作牺牲身体」也在网上引发了一波热议。这与「推拿熊」的「摸鱼哲学」形成了当代中国职场最典型的奇观 —— 为了工作努力奋斗到底对不对，该不该，值不值？更深层次来看，利己与利他，抛开道德律的评判标尺，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亲身体验。当我们试图获取社会公共服务时，我们往往希望工作人员加加班，实现我们的诉求，没有人愿意排队一整天后工作人员下班了，第二天重来一遍。

围绕这个话题的论战必将继续。但须得言明，我并不讨厌奋斗，我所深恶痛绝的是奋斗并不能带来自己理想中的结果，成为职场的一张空头支票与招摇撞骗的幌子。至于理想是否太好高骛远难以企及，则是另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了。再次回到「推拿熊」最初的观点 —— 反对无意义加班，避免盲目努力，维护合法权益，拒绝绑架工友 —— 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诉求，何以引发争议？说到底，这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判断题。争议的背后，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职场 PUA 生态以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困局。对每一个职场人而言，「摸鱼」并不违法，甚至某些方面还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但是为什么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要引发争议，形成舆论呢？因为劳动关系的异化带来的关系生态变化早已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危机与困局。

面对结构性的困局，「摸鱼」能否成为引发变革的结构性力量？如今看来，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问题存在，对问题的争论与解决问题的探索就会一直存在，直至问题的最终化解或者升级为更大的问题。如果「摸鱼」是一种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便缺一不可。如果劳动成为社会交往的纽带，异化劳动也必将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