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性少数群体、女性主义 …… 包围我们的各种议题意义何在？

我怀疑在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中，再没有比 Michelangelo Antonioni 的《放大》（Blow-Up）更美的麻木、冷漠和虚无了。《放大》弱化了叙事感，整部电影似乎漏洞百出，前半部尤其不知所云、不知所踪，但剧中人却好像比希区柯克电影里的人更有血有肉。我一直觉得后者那精致华丽的人物全是虚假的伪装者，好像橱窗里的塑料模特；而《放大》中英俊颓废的男主角 —— 那位年轻的摄影师，在整部影片中逡巡于城市街道中，又时而钻入游戏堡式的住所，像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地忙碌和不知所谓。

影片最后一个场景发生在真实的绿地网球场。一群脸上涂白的年轻人蜂拥而至。他们无球拍，更无球，却打得难舍难分，摄影师竟是看呆了，甚至跑到场外帮着捡球。是的，只要在那里，只要在网球场中，只要被定义成网球场中的球手和看球人 —— 别管是谁，别管有没有球拍和球，一旦你相信这份定义，一旦你参与了，就会听到拍球声。到最后连人的存在也可以消弭 —— Antonioni 的若有所思和若有所失是切实而完美的。

人可能逃离分类与定义吗？不是没有可能，人们自始至终都有权利说「不」。一个显著的例子发生在福柯身上（对于这位总是向普遍性挑战的桀骜博士而言，这类事再正常不过了）。在与来访者的对谈中，福柯曾道：「我当然与同性恋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我们讨论，试图发现彼此沟通的途径。但是我很小心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也不制订计划或方案。我不想给创新泼冷水，还是让同性恋的人通过寻找适宜的途径来调整自己的关系吧。」这样的回答往往会引起进一步的诘问，仿佛是在质疑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责任一样，提问者纠缠不放：「你觉得像你这样的历史学家或文化考古学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忠告和展望要谈吗？」福柯回答：「应该去发现事物为什么，又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但我不是唯一可以指明这种途径的人，我不想作出结论说某一发展是必须的和不可避免的。同性恋者应该自己去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作为一名深谙谱系研究的学者，于流动的时间中丈量空间的演变，不事体系、追踪动态是最佳的「局外人」策略，福柯当然会对任何形式和意义的身份政治抱持审慎、保持距离。他指出：「我认为『同性恋者』这个词已经作废了，因为我们关于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对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强加给我们的词汇限制住了。人既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我们称之为性行为的东西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范围。」对此，他甚至爬梳文献资料，寻找「同性恋者」这种身份被炮制出来的具体日期和标志事件，为的就是论证范畴的不完备性。

Michelangelo Antonioni 在 1966 年执导的电影《放大》（Blow-Up）剧照。一群嬉皮士在观看打网球，然而没有拍子也没有球，呈现了一个群体陷阱的影像表述。

虽然福柯自己的论著中充满了滔滔不绝的雄辩之词，他却拒斥任何将他和他的理论盖棺论定的可能，拒绝成为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简称 KOL），拒绝成为预言家，拒绝一切被符号化的原始力量（是的，这种力量近乎人的本能）。每当麻绳套伸向脖子，他就在前一秒避开。他的巨著《性经验史》一经出版、被读者熟悉后，「性解放运动」就将其供奉为必读文本 —— 尽管是艰深的文本。作为巴黎 1968 的亲历者，福柯始终警惕于不将学术讨论做政治诉求，简单的理由是：「越反抗它，它就变得越强大」，而更紧要的原因在于政治话语会利用语言，而一切话语都会利用一切语言。

福柯那复杂的大脑于是转动起来：「『斗争』是最经常使用的词汇。但是，当人们面临这种用法的后果的时候，却又犹豫了 …… 据我看来，对『斗争』的简单而纯粹的肯定在权力关系的分析中不能作为一切解释的开端和终结。这一斗争的主题只有当具体地明确了在个案中 —— 谁在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为的是什么，如何进行，在哪里进行，凭借何种理性的方式 —— 才是有效的。」他的谨慎妥当且坦荡。事实证明，他所高度质疑的「斗争」果然历经迭代，分化出不同的变体，个中流变崎岖复杂。现代社会运动是西欧和北美地区在 18 世纪后期的发明，源于经典的反奴隶制运动，19 世纪兴起后逐渐成为 20 世纪大众政治的主要形式，成体系的规模和公开的表达是其重要特征。在这种特征中，决定其形式的基质是媒介。早期的社会运动高度依赖于印刷媒介，阅读成为流通的原因和结果，与此同时形成了斗争行动中的各种类别：首先是斗争者阵营的雅各宾派、无套裤汉、激进分子、共产党人；其次是被斗争者阵营的封建主、食利者、贵族、资本家。传说中那些印刷得非常粗糙的小册子松散地联系着各种非正式网络，使得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大众媒介进一步发展，很快就来到了 Marshall McLuhan 所言的媒介文化时代，每一个观看过 20 世纪社会运动录像的观众，都能从那些模糊辗转的影像中感受到盛大的嘉年华气质，一种闪闪发亮的、存在于镜头眼之前的临时表演。社会学家 Todd Gitlin 说：「媒体报道鼓励行动者通过不断创新来维护报道的新闻价值，但这种创新对于推进行动者的事业几乎毫无用处；它们让行动者说出媒体想让他们说的话，而非对行动效果直接进行观察；它们让行动者过分关注那些吸引眼球的象征物、标语、服装和表演。」每一次运动都是影像的狂欢，以至于 20 世纪后期的人们尤其擅长在想象一场行动时，先自行建构起它「看起来」的样子。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受便携式摄像机吸引，敏感地捕捉到屏幕与真实相互渗透的现实情境，并以此构建自己的作品序列 —— 的确如此，在监视器前，任何运动都将变得可见可得并易于获得了。媒体需要运动参与者成为话题中心和内容承担者，参与者也需要借助媒体来放大和巩固其影响力，此二者共同炮制这一门图像的生意，成为合法合理的共谋者，更使身份政治不但成为严肃思想怪诞的副身，也成为消费行为的入口和出口。

白南准创作于 1965 年的《磁铁电视》（Magnet TV），他在电视机上放置了巨大的磁铁，令显示屏中的图像和声音因磁铁干扰而发生变化，既是一种故障艺术，也展示了屏幕与真实之间相互渗透影响的文化语境。

媒介新技术 —— 互联网 —— 使得地方性的行动主义者与国际同仁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有效，「在线行动主义」成为可能。在有限的平台上争夺注意力，这种争分夺秒的逼仄令福柯式的谱系追索和深思熟虑成为一件过分奢侈的事情（尽管在过去的世代也不见得多容易）。抗争的空间需要抗争的表演灌以热量，语言和故事催生出符号需求，静候角色嵌入。符号消费呼唤身份政治，人们不是忙不迭地逃离这些大大小小的分类系统，而是争先恐后地认领位置、地盘和资源 —— 成为数据 —— 这令自己心安，在这片广阔的土壤上，生怕自己不属于任何阵营，不依赖任何立场，不带有任何偏见。

于是严肃的议题仿佛刹那间都被收编了。无论是对同性恋的支持，还是对同性恋的反对，所有的声音都成为平台上叫嚣着的二元辩论，这浪潮竟然吞没了线下的抗争。前台的表演如火如荼，后台的同性恋社交软件也开始即时拖拽潜在用户入营。这阵势像极了深夜火车站大门口的情形，那些一脸焦灼的大叔大婶不由分说地拽住你的一只胳膊：「先生，住店吗？这边请！」「你是 0、0.5，还是 1？」「快填完这些选项，快来到属于你的在线社区。」

今天，时髦的事情不再是像福柯那样的了：穿着漂亮的灰色西服，精神矍铄地拒绝被定义与被统辖，用那一双钢琴家 Vladimir Horowitz 般的巨掌在空中挥舞，优雅地陈述、深沉地论证；而是迫不及待地认领自己的身份，在这些身份所应允的范畴内「认识自己，并舒适地安家」。知识的律令不为追求真理，不为追求那些崭新的洞见和有可能颠覆常识的认知而存在，知识只是拿来定义和设限自身的；边界不是拿来拓展的，而是为了建筑围墙和堡垒。

福柯拒斥的身份政治衍化出新的变体 —— 赛博空间的商业化使在线社区的构建以公众消费为总目的，商业公司的空间瓜分和殖民导致互联网领域建立起来的是消费主义的话语与实践，批判性交流毫无疑问地彻底边缘化了。商业宰治下的公民参与性公共社区，乍看之下仿佛真的如同那梦寐以求的公共领域一样，人们竟或以为一百年前那群情激昂、彻夜辩论的咖啡馆又在赛博空间复燃了，但社区的成员其实是被赋权的消费者，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公民。议题的产生、繁衍与增值不为追求真理而被鼓励 —— 只是为了提升黏着度。同志利基市场和粉红经济的资本创设是其根本目的，带来的不是政治解放而是消费解放。

资本化的暗语通常如下——「你打算用这些用户做什么？」

资本市场当然可以促进某种程度的公众参与，但这些条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且这些参与并不是资本的目的，只是资本的手段 —— 人非目的，而是手段。抗争策略恰好与市场营销策略相吻合，或者说，市场营销策略瞄准了抗争策略。到最后，界限愈加模糊了，连仅存的严肃思想的践行者都必须依托市场化策略展开行动，而网络公司早就熟谙斗争话语带来的流量变现路径。到最后，谁利用了谁，谁成就了谁 —— 谁知道。

我于是常常想起工业设计团队 Numen / For Use 创作的《绳索原型》（String Prototype）。拉紧的绳索在空间内部形成纵横捭阖的无穷网格，人们可以在格子中攀爬和玩耍（但更多的时候应该处于摇摇欲坠的高空惊悚中）。白色的六面墙壁使得行动者失去了方向感，视角、体量、方向全部都被打乱了。当代的行动者网络是没有中心和重点的全方位模糊网格。在这个孤立的社群中，物理世界的孤立感被随之而来的「同伴在邻」的安全感所取代。人们在攀爬格子的行动中追寻行动榜样，并持续展开有关社群的知识建构，话语和迷思的内化将循环筑起围墙以保护共同体神话。社群内卷化既是原因，又立刻成为结果。一进入网格世界，就被网格打捞、捕捉和定位。身份政治是存活的基本逻辑。自由还是可能的吗？

工业设计团队 Numen / For Use 在 2019 年创作的《绳索原型》装置，充气的房间里布满了绳索，可供人们上下攀爬。

同性恋也不过是当代严肃思想被消费化的其中一个例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创造性生产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天性的异化史。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四种异化的表现形式，其中之一是「人与其类本质的异化」：现代货币经济使人们远离人性。除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形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为根本的异化，即「心理 - 生理」异化（psycho-physiological alienation）。这种异化被文化异化所强化，而掌控文化的恰恰是资本。为了加速资本的流通，平台拥有者 —— 资本 —— 必须制造消费，无论是社会话题、娱乐性事件或是标签，实质上都是一种简单化生活的消费品，这意味着贫乏化生活，智人在 21 世纪退化成为现代化野人。

在繁华的街道上，代表着财富的商品被堆积在橱窗前，这些商品正面的标签写着阿拉伯数字，这是过去消费主义的丰盛景观；在代码构成的网页中，不断更新的热门话题和紧跟着的曝光数字，随着关注度在热门榜上下浮动，则是现在「字节跳动」的数码景观：现代人在屏幕间滑动手指，被实时更新的新议题攫取注意力。如同法国技术哲学家 Bernard Stiegler 所指出的：「人类的快感是欲望的结果，欲望必然是一个升高的过程 —— 或者用一个更清晰以及准确的语言来说，是升华（sublimation）。然而，毫无疑问，有人会指出有一种在倒退中倒错的快感。这是实情。这意味着愉悦界面（pleasurable interfaces）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以及经济的问题，这是升华的经济以及倒退的经济，或者可持续经济或者可丢弃的经济 …… 这些正是消费主义的目的，它要生产可丢弃的义肢，缺乏实际、没有默契、无法采纳，但它却制造了程式化以及系统性的工业浪费，当中它们自我毁灭。」

消费主义侵蚀人体，拥有标签者反而是拥有特权者。在图像中形成的被「都市丽人」认可的性少数群体意见领袖，和打着「平等自由」的异性恋者，都在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中消费这一文化标签。消费主义强加一致的集体观念，它暗示着一种升华的趣味和偏好，通常称之为「政治正确」。

在 L.G.B.T.Q 浪潮的呐喊之下，亚文化群体在赛博世界高昂，在真实世界失语。事实上，当严肃思想成为消费文化的内容供应商后，真实的抗争就像打出的一记伪拳，出力狠，临到终点软弱无力：普通亚文化群体在工作与生活中，仍然尽力避免向异己显露自己的取向。他们大部分，非常清楚自己是被消费的群体，因此在真实的日常中，依然倾向保持一种匿名的状态来避免自己的生活发生意外。他们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既期待一种世俗的生活（工作顺利、爱情甜蜜），又难以获得过世俗生活的权利。

同样，纵观女性主义的发展史 —— 尽管在这里，它似乎比性少数群体少一些局限 —— 也是展示、屏幕与消费相生相长、缠绕不清的演绎史。仅仅当我们展示女性主义发展历程时，都需要枚举一件又一件的时尚商品来证明其所处阶段。19 世纪中期，也就是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来临时，灯笼装连衣裙（bloomer dress）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典型搭配，也同时标志着女性投票权的胜利争取。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正值二战期间，由于战争导致的物资匮乏，女人穿起了男性服装，开始大量步入职场。随后，比基尼、迷你裙等性感的服装又被相继发明出来，展示美与消费美搭上了「性解放」的快车，成为大胆和前卫的宣告牌。2017 年，Maria Grazia Chiuri 推出了「我们都应当是女性主义者」T 恤，女性主义不再需要故事堆积与逻辑提炼，只需要展示它那仅剩的、珠光宝气的名字，便可以又一次被消费主义顺利地推到风口浪尖。然而，积极性是一种骗局，期待通过漂亮的织物来纠正社会对妇女的错误看法，这显然步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诚实地说，距离女性主义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究竟是近了，还是远了，谁又知道？

女性主义无疑是最催生话题的顶级流量硬通货。不知道多少学者文人和艺术创作者以此为生、赚足眼球。现今无论从哪个维度切入这个话题，一旦和「性」与「自由平等」扯上关系，百年来争夺不休的话语战场便从任何时空快马加鞭地赶来，加入此时此刻的主战区。消费主义加速自己薅羊毛的进程，唯一需要动用的手段就是在一级话题「女性主义」下面增加几个分议题罢了。例如电视剧《三十而已》，再例如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议题队伍越来越波澜壮阔，它们用复杂的结构钳制观者，保证其议题大厦牢不可破。它们组织成话语的网络，不断构造适合该议题群的新主体。对身份的需求被繁荣的商业文化有效地满足，而严肃的思想和政治活动似乎越来越是多余的。

「性政权」的出现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重要事件，它是一个充满性意义、话语和实践的场域，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场域，与社会制度、文化语境、政治情态等密切关联。社会学家 Pierre Bourdieu 在《男性统治》中谈到，符号统治的正当性源自将人为的歧视塑造成自然化特征，并与促使其产生的各种条件相结合，获得客观性基础，从而变成理所当然的接受形式。因此，性别政治既是文化与话语实践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无可避免的消费社会里，在后工业时代中，性身份是高度可见并被充分文本化的，这一切还均匀细致地通过商品化表现出来。商品化的物质过程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与此同时它仍不断循环塑造新的共同体身份和亚文化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