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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社会在进步,但为何固化的社会性别期待愈演愈烈了?

T China T 中文版 2021-02-04


不久前,央视「名嘴」张宏民独坐街头吃雪糕的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位年近六十的金牌主播或许想不到,在被围观退休生活之余,还要因自己的感情生活接受一波猝不及防的「群嘲」。翻看评论区,「晚景凄凉」「无儿无女」「对社会没有贡献」等评论比比皆是。其中最显眼的一条写道:「这么好的基因,不多繁殖些,太可惜了」
 
这些评论让人如鲠在喉。基因(gene),来自生物学的概念,是产生一条多肽链或功能 RNA 所需的全部核苷酸序列,被认为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正是因为基因的不同,人才最终成为人。然而,基因和是否符合社会普遍意义上的事业成功真的有必然联系吗?退一步说,基因相对优质的人,就应该多生育子嗣吗?这恐怕不仅与我国现行的生育法规相龃龉,也是缺乏基本生物知识和生命伦理观的体现。
 


在 Aldous Huxley 的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未来人类按照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不同阶级,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的出身与被分配的工作,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和追寻幸福的能力。按照网友的观点,基因如果真的如《美丽新世界》所述般具有先决性,我们中的大多数,或许也会面临被筛选掉的风险。
 
张宏民为什么会因「无儿无女」而被围观和嘲讽呢?恐怕与我们日益显现和固化的社会性别期待有关。性别分工无疑是人这一物种在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技术手段。事实上,具有社会化属性的生物族群往往都会演变出性别分工。这种分工由两个最核心的部分组成 —— 生存与繁衍。前者决定谁来承担觅食或捕猎的角色,后者则往往与抚育下一代相关。在氏族社会早期,生活资料采集和抚育下一代的工作主要都集中在女性身上,因而女性的角色最为重要,母系社会才逐渐成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种群总体的壮大,繁衍不再是最核心任务,承担狩猎任务的男性的社会地位便大幅提高。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质,是生存的角色重要性战胜了繁衍的角色重要性。男性在生存领域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女性则从繁衍的主导者沦为繁衍的工具和辅助。
 


随着这种社会性别分工的逐渐稳固,副作用也逐渐显现,性别歧视,特别是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与中国传统封建礼法媾和,形成了中国古代长久的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社会对性别的期待也自然而然被固化,「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和「三从四德」的女德流毒至今仍不时显现。而对这种固化的社会性别期待最集中的一句表达叫做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句话被称为人生四大幸事的头两桩 —— 对一个古代男性而言,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娶妻和高中。前者代表着成人(繁衍意义上的),后者代表着成业(生存意义上的)
 
鲁迅在小说《阿 Q 正传》中就塑造了一个社会性别觉醒的「失败者」阿 Q。本来,阿 Q 只是众人眼中的笑料。然而有一天,他突然生出一个想法 —— 他应该有一个女人 —— 正是这个想法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 调戏老妈子,被赶出赵家,无计维生进城讨活计,遇到革命,成为一个假革命者,最终被杀头。阿 Q 的社会性别觉醒了,觉醒的后果却是导致了最终的肉体死亡。这本身就颇具隐喻色彩 —— 在 20 世纪初风起云涌的中国大地,传统男权文化所面临的冲击与危机是不言自喻的。
 
赵延年木刻连环画《阿 Q 正传》

然而,历史继续前进一百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男人的首要任务还是结婚生子,一个女人的社会使命还是相夫教子,那简直不可想象。不幸的是,这种传统文化和长久历史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并不因为时代更迭而轻易改变。作为一名大龄单身男青年,我也经历过催婚、相亲、被比较,甚至听各种亲朋在不同酒局饭局上历数独身的不孝与不肖。似乎自己不生一个冠我姓氏的孩子就是罪大恶极,就会千夫所指。事实真的如此吗?我并不认为不遵从传统的社会性别期待就多么不光彩。但是为什么反对的声音如此强大?或许,面对与固化的社会性别期待的斗争,我们需要反抗的还有电子媒介时代的偷窥欲。
 
电子媒介时代对手握手机的每个现代人来说都不陌生。Joshua Meyrowitz 在他的名篇《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中描绘了从印刷场景向电子场景转型的几个显著特征 —— 公共场景的融合,公开和私下行为的模糊,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这就意味着在电子媒介时代,社会场景的公共性与私密性进一步互相融合,一切隐私都置于公共场景之下,无所遁形。于是,一种更加奇特的社会景观出现了 —— 电子媒介时代的偷窥欲 —— 一种新型的「看与被看」。
 


「看与被看」是鲁迅小说中的经典解析路径。在鲁迅反映国民性的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有「看与被看」的双重叙事逻辑。例如在《阿 Q 正传》中,村民对阿 Q 的「看」与读者(或者作者)对村民的「看」。电子媒介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与被看」的介入视角 —— 我们通过电子媒介围观他人,同时也被他人围观;我们肆无忌惮地对他人评头论足,同时也无可奈何地被他人指指点点;我们看到他人的表征,却看不到自己的内里。这种电子媒介时代的偷窥欲,让我们乐此不疲,也让我们越陷越深。
 
更让人恐惧和焦虑的是,这种电子媒介时代的「看与被看」,极易演化为一种隐秘的偷窥欲,通过屏幕、通过输入法、通过二进制的数字符号和算法语言,渗入每个人的数字化生活,并最终成为我们思维深处的「寄生虫」。一旦这种偷窥欲被固化、被合理化、被想象力与愈发便捷的传播技术所嫁接,就会弥漫成恶意,散播出流言。
 


在刚刚上映的电影《花木兰》开篇,木兰的父亲告诉她「这是一个只有男人才能展示自己力量的时代」。而另一部电影《小妇人》中,热爱写作的女主人公同样不敢将真实姓名作为作者署名。可见古今中外,对社会性别的期待大同小异,都逃不脱「生存」与「繁衍」的二元牢笼。只是这一次,主人公从女性变为了男性,场景也从印刷场景进化到了电子场景。
 
我们还要在这样的固化牢笼中呆多久?如何对抗这电子媒介时代的偷窥欲呢?喜剧演员卢正雨在某部短片中炮制了一份「欢喜过大年秘籍」,调侃该如何应对过年期间来自三姑六婆的「关心」。内容虽然无厘头,却也戳中了很多都市上班族的痛处。热播剧《欢乐颂》《安家》中,辛苦打拼晋升为大城市女白领的「樊胜美」「房似锦」们,也依然摆脱不了被迫养家糊口的原生家庭魔咒。在社会性别期待这件事上,改变刻板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刻板、固化的社会性别期待又何止结婚和工作两件事。在张宏民的视频评论中,有人认为,没有结婚生子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这种观点或许偏颇,但确实值得思考 ——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这个话题本就宏大而虚无,或许在走完一生的道路之前,都很难有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或许是明确的 —— 如果不能取悦自己,在外人看来,再光鲜的生活,也未必令自己心安。
 
两千多年前,庄子和朋友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桥梁上散步。留下了一段简洁而精彩的辩论。庄子看着水里的鲦鱼说:「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问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回答:「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两千多年后,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者们又提出「媒介是水我们是鱼」的论断。无论是生活在濠水中的鲦鱼,还是如今生活在电子媒介汪洋中的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 —— 快乐与否,只有鱼自己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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