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文化所承载的权力迷恋

在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的一次聚餐上，一名初出茅庐的新员工拒绝饮酒未果，被高管扇了耳光，又被其他醉酒的同事追至电梯处。按照这名员工的说法，当晚饮酒的场合「满地是血」「新同事喝瘫吐了一地」「摔酒杯砸桌子」「对女同事动手动脚」。

这种程度的劝酒与醉酒，很难用以增进感情为目的的「小酌怡情」来解释；因为不喝酒而被掌掴，也很难用「面子」二字开脱。在何伟（Peter Hessler）的非虚构作品《江城》（River Town）中，中国式酒局被生动而真实地描述如下：「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

电影《红高粱》剧照

与中国式酒局相伴的，常常是规矩。在一些地区，酒席上的座次有着近乎严苛的规定，懂行的人在酒桌上看一眼，就能对座上客的「尊卑」了如指掌。下属的杯口要低于领导的杯口，下属要主动向领导敬酒并「干了」，但领导则有「随意」的权利。这些「规矩」并不仅仅局限在酒桌上，它们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档综艺上，德云社弟子秦霄贤就因壶嘴冲向师傅而遭到了「训诫」。

这些中国式规矩与西方用哪种酒杯、刀叉怎么摆、餐巾怎么放的餐桌礼仪不同。它要求的对象不是所有人，而仅仅针对权下位者。在酒桌上，当你是不容置喙的权力持有者，便不会有人对你的行为产生质疑。

因此，所谓的规矩，不见得是礼貌，它们只是强行披上了「传统文化」的外衣，是「君赐不可违」的当代变种，是上级对下属的服从性测试。但测试本身并不是宗旨，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下级服从上级的「绝对秩序」。这本身也是一种对个人意志的消解 —— 无论你是谁，有什么能力，是怎样的性格，你要做的只是服从，遵守上级制定的秩序而已。

而灌酒则是建立这种秩序的重要渠道。对大部分人来说，大量饮酒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当一个人可以接受这种「身心俱疲」的醉酒，再接受来自上级的其他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 这本质上是通过要求对方做不情愿的事，来建立绝对的权威和等级秩序。

而我们常常听到的「你不喝，就是瞧不起我」的说辞，更是逼迫对方承认自己地位的方式。这种要求是很难拒绝的，倘若这次不喝，「你瞧不起我」的梁子便结下了，那欺压就会延续到酒桌之外，总有其他方式能让你服从；倘若这次喝了，便等同于直接认可了这种秩序。当这些「绝对秩序」全部偏向于权上位者时，我们不难看出，谁才是酒桌文化的真实受益者。

有了压迫下属喝酒的能力，也就有了在下属面前「指鹿为马」的能力。所以这种情况更常出现在权力本身不稳固的时候，以新员工入职尤为典型，也就是中国职场中常说的「给新人收骨头」—— 如何满足上司更离谱、更荒谬的要求。甚至并非新人上级的老员工，也会加入灌酒的行列，这其实也是向新人展示资历、防止自己职场地位被取代的方式。

这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上司希望与下属达成的关系，不是双向的沟通，只是单向的服从；领导力的建立，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权力的倾轧。

这种权力关系还体现在人们在酒后的不同状态上。在社会新闻中，我们时常听到领导借酒性骚扰女下属，以及丈夫在醉酒后对妻子施暴的事件。但同处酒局上的女下属和妻子们，却鲜有因为喝了酒，就对上司、丈夫动手动脚的。借权力之便公然凌辱弱势群体，这在平常会遭到所有人的讨伐；但为什么借着酒劲、真心或假意的权力欺侮，就能找到一个容易规避责罚的借口？这不得不说是权上位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迷恋，对霸凌的自我合理化。

不过，酒桌上的醉酒，很多时候也不全由权上位者劝导。我们常常能看到权力地位处于劣势的人，主动在酒桌上大量饮酒，不醉不休。这种自虐的行为看似莫名其妙，但其实是对默认「绝对秩序」的迎合。在畸形的权力结构下，酩酊大醉（更有甚者喝到身体不适）是权下位者主动谄媚、表忠心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匈奴的「夷人在京及归，闻怿之丧，為之剺面者数百人。」（《魏书 · 卷二二 · 孝文五王传 · 清河王怿传》），到唐朝的「冕被谤，朝廷疑之，遣使者问状，宁部兵剺耳白其冤，使者以闻。」（《新唐书 · 叛臣传下 · 陈敬瑄》），再到宋朝的「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忻州民女因其父往县诉田产被杖责，为申父冤，遂诣检院钉手诉田。」（《宋会要辑稿・刑法》），这种以自残来表忠心的方式并不罕见；而丈夫去世，妇女决心守节并自残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无论是平民对皇帝、女子对亡夫，抑或是其他权下位者对权上位者，他们的这些做法看似莫名、愚昧，实则只是深谙社会潜规则的表现。

倘若不自残，直诉就不会受到重视，或者在申诉时，会被官府施以同等甚至更重的刑罚；倘如不自残，就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被冠以「荡妇」的称号，在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这是致命的，因此许多「节妇」会以自尽这种极端的形式表达忠心；而主动喝醉的当代职场人，对职场潜规则心知肚明，倘若不在酒桌上对领导表示忠心和服从，在工作场合可能就得不到重视，甚至被「穿小鞋」，影响升迁。他们的自残行为，本质上是在无力对抗绝对秩序与权力的情况下，无奈的弃卒保车。

电影《让子弹飞》剧照

在《乡土中国》中，学者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并把它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在差序格局中，有传统文化关于「伦」的等级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社会关系先于个人意志的存在，对处在这一文化中的每个人，都起到了约束的作用。因此在《大清律》中，杀夫罪重于杀妻罪，女子出轨和男子出轨所受的道德谴责也大有不同（后者几乎不会受到谴责），这显然是对差序格局中权上位者的维护 —— 法律和道德都是有「弹性」的，只有权力是绝对的秩序，身份是决定一件事的重要标准，客观的判断方式并不存在。70 多年过去了，这一格局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无论是处在权上位的劝酒者，还是处在权下位的自残式饮酒者，都无疑在维护这一秩序。前者是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者则默许了这种秩序，在秩序中「韬光养晦」——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在这种秩序中，成为掌握权力的那一方。于是，现代社会中的雇佣关系，被硬生生地扭曲成了古代社会的君臣关系。

在差序格局下，没有平等的人，只有权力的压迫。而年轻人之所以对酒桌文化深恶痛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受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契约精神的影响之深，远甚于他们的领导和长辈。契约精神推崇自由、平等、守信，不论雇佣关系、甲乙方关系，还是长幼关系，其本质都是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平等契约，都存在一定边界，没有人可以越界要求对方履行超出契约范围的行为，其中自然也包括饮酒。

但差序格局中的身份社会，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社会是完全违背的。事实上，酒桌文化的横行，已然形成了对契约精神的公然挑战，是一种旧秩序对新秩序的顽强抵抗。显然，酒桌文化所代表的差序格局，仍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即使在年轻人的社会关系中，也仍然遗留着酒桌文化所承载的权力迷恋，某些大学的学生会中体现的「官本位」思想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证。距离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社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