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na Gvasalia 又做了件特别的事，他制作了一款名为《来世：明日时代》（Afterworld: The Age of Tomorrow）的电子游戏，用来展示 Balenciaga 2021 年的秋冬系列。游戏的情节设定在不远的未来 —— 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映照着街道上疾驰的电动车，这样的场景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大都会中俯拾皆是。这款游戏为任何一个拥有电脑、能够上网的普通人提供了观摩 Gvasalia 最新的荒诞主义作品的机会，而荒诞主义已然成为了他的标志。当意想不到的疫情迫使时尚界不得不以创新应对之时，这样的数字展示也许是去年我们看到的最令人难忘的案例之一 —— 这正是我们对这位设计师的期待。自从他携 Vetements 参加巴黎时装周以来，Gvasalia 一直被视为打破传统的典范。这一次，他给那些角色穿上了 PlayStation 5 游戏主机的周边服饰和受到 Uber Eats 灵感启发的配饰，又装备上了一片片中世纪的金属盔甲。经过了这么多季，我还是觉得他的作品在视觉上有一种不和谐的感觉，但我想，这就是他所构思的整个意义所在。
Habey Club 斗篷（穿在盔甲下）
我承认，由于害怕严重的晕动症，我还没有玩过这款游戏，但据我所知，玩家会遇到 Eliza Douglas，这位此前曾多次为 Gvasalia 走秀的熟面孔将出现在一个洞穴之中，身穿全套闪亮的盔甲，从岩石中拔出一把剑向你走来。很快，玩家们就能将 Balenciaga 的盔甲与圣女贞德（Joan of Arc）的盔甲联系起来。那么，让我们为 Gvasalia 的创造性自由鼓掌吧，他重新塑造了一位法国的守护神，她曾将脑海中听到声音解读为神谕，在这款游戏里，用如此鲜明的英国亚瑟王隐喻来展示暴力抗击英国人的场景 —— Gvasalia 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反传统者！
对于那些不熟悉圣女贞德的读者，我将尝试简单介绍这位「法国版花木兰」的事迹。请原谅我用这位圣徒的闺名来称呼她。1412 年，时值英法百年战争的后半期，Joan 出生于法国一个寂寂无名的农民家庭。孩提时，她就听见自己脑海里浮现的声音，这也构成了她英勇冒险的起点，正如前文所述，她将这些声音解读为来自天堂的指令，指示她为法国人夺回国土的控制权，并抵御外来的英国侵略者。1428 年，她第一次来到沃库勒尔（Vaucouleurs），要求 Robert de Baudricourt 上尉带她去巴黎陷落后王室移居的希农（Chinon），结果她被斥退了。当年晚些时候，英国人开始了奥尔良之围。翌年初，Joan 再次觐见 de Baudricourt，这一次，她终于成功地说服了这名军人，因为她成功地预言了在奥尔良北部城镇鲁夫赖（Rouvray）的「鲱鱼战役」（Battle of Herrings）中，法军将被击败。在希农，她遇到了还没有加冕成为国王的 Charles，后者允许她入列作战。无论是神明的安排还是纯粹的好运，在 Joan 穿着男人的盔甲投入了战斗之后，历史潮水的方向开始改变。
在法国人成功攻占了一座英国要塞之后，被箭射中的 Joan 成为了 「奥尔良的少女」（Maid of Orléans），被誉为英雄。同年 7 月，Charles 在兰斯主座教堂登基为王，Joan 陪伴在他身边。然而，到了 9 月，形势开始对她不利。当法国人试图进攻巴黎时，她在战斗中受了伤，几经曲折，后被与英国结盟的勃艮第人俘虏，最终在 1431 年于鲁昂受审，并被亲英国的教会法庭烧死在火刑柱上，时年仅 19 岁。然而，到了 1450 年，法国人将鲁昂从英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Charles 国王试图为圣女贞德洗清罪名。经过六年的调查，教会推翻了对她的定罪，将她的死刑定性为滥用教会审判，并将她重新塑造成殉道者。大约 700 年后，她得到了教皇庇护十世的赐福，然后被本笃十五世封为圣徒。
圣女贞德死后，漫长而广泛的审判和翻案被写进了一众历史书籍，即便你不熟悉这些书中关于她生平的复杂细节，但任何关注过时尚 T 台的读者都应该已经很熟悉她的童军形象了。很多人会告诉你，时尚是周期性的，但一提到圣女贞德，周期似乎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多的人在引用她作为造型灵感。此刻，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 Paco Rabanne 2020 秋冬时装系列，设计师 Julien Dossena 将宗教肖像与锁子甲结合在一起，不止一位《Vogue》的评论家将其描述为「圣女贞德盔甲」；在更古早的档案中，更为著名的是 Lee McQueen 在 1998 年秋冬时装秀「Joan」，他展示了类似的法国殉道者形象，但又混杂进 1918 年俄国革命中被处决的末代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后裔的图案；我们也无法忘怀 Jean-Paul Gaultier 在 1994 年春夏系列中，将这名圣徒闪亮的盔甲和耶稣受难像嵌入了东方主义者对非洲和印度的印象，加入了典型的部落印记、串珠、眉心饰记和鼻环。仔细想想，与其让我给出一份详尽的清单，不如让读者们参考 2018 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会的展览目录，那一年的展览有一个别扭的名字 ——「天赐之体：时尚与天主教想象」（Heavenly Bodies: Fashion and the Catholic Imagination），甚至梵蒂冈都为此借出了许多法衣。在晚宴开幕当晚，Shailene Woodley、Michelle Williams、Zendaya 都以圣女贞德的形象出现在红毯上。无疑，Balenciaga 是最新一个以这位殉道女孩为灵感的品牌，但出于某种原因，我认为这绝非我们最后一次在 T 台上看到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看法是，像 Joan 这样的英雄充当着意义的现成符号，然后在公众的想象中被神话化，这也使得它们对艺术家、设计师、电子游戏制作者，或者任何从事创意产业的人而言，都别具吸引力。时装设计师们时装设计师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这些现成的符号，来传达他们当季时装秀的任何核心讯息 —— 甚至都无需组装。20 世纪中叶，法国文学理论家 Roland Barthes 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主题涉及摔跤、牛排和薯片以及爱因斯坦的大脑，并汇编成一本名为《神话学》（Mythologies）的书籍。所有这些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以一种共同的方式象征着那些人们眼睛看不到的、更多的东西。Barthes 写道，神话「不否认事物，相反，它的功能是谈论事物；简单地说，它净化事物，使它们无罪化，给予它们自然和永恒的辩护，这并非一种清晰的解释，而是对事实的陈述。」在此，我们所谈论的英雄可以被认为是 Barthes 所说的神话中的一个物种。正如 Joel Robbins 和 Caroline Humphrey 等人类学家指出的那样，这些榜样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人们能够学习，并将这些价值体现在自己的实践中，或者至少让他们以某种方式获得行动的优先权，从而形成我们神话中的英雄。
话虽如此，值得提醒读者的关键问题在于，无论是在时尚界、娱乐界，还是其他什么领域，我们所欣赏的这些英雄的象征意义都是非自然的。对我而言，这也许是我们对英雄崇拜中最令人敬畏的观察：我们的英雄都是可塑的生物。在具有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中，根据极其复杂的表意系统，不同的人可能出于一系列目的 —— 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目的 —— 来崇尚同一名英雄。一旦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时尚之外，这个观点就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 在一个相当混乱的小圈子里，我们可能只听到设计师、记者和造型师咕哝着谈论圣女贞德的女权主义品质，但很明显，她实际上已经开始向不同的人群表达出不同的意义，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如果这些读起来像是学术上的胡言乱语，那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一名十几岁、目不识丁的农村女孩 —— 按照今天的精神分析学标准，她更有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不是被尊为上帝的仆人 —— 但她也可以同时成为展现美德的道德楷模、为保卫祖国而死的爱国者、打破性别规范的开拓先锋，甚至是极右保皇主义的象征。 Fendi 斗篷、上衣及长裙
Vejas 吊带衫
Dior 袜子、靴子
正如历史学家 Martha Hanna 大约 25 年前所写的那样：在 20 世纪初，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 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反对共和国的运动组织 —— 试图利用圣女贞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该组织不仅把「圣女贞德节」作为反对巴士底日 —— 攻占巴士底狱和大革命爆发点的世俗纪念日的手段，还推举圣女贞德为虔诚的天主教保皇主义象征来对抗 Marianne，后者是大革命后的世俗共和国的人格化象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出现在 Eugène Delacroix 的《自由引导人民》的画作中 —— 我相信你肯定在某一刻见过她 —— 一名露着胸脯的女性一只手拿着三色旗，另一只手拿着毛瑟枪。而对抗这名自由女神的圣女贞德肯定和巴黎时装周 T 台上的那位不是同一个人。Hanna 继续写道：「保皇党人把第三共和国描绘成荡妇而臭名昭著，但他们也聪明地将一名具有模范品格的女孩作为自己的象征，暗示了他们事业的纯洁性。」从圣女贞德身上被赋予的各种不同的、往往还相互矛盾的意义可以看出，我们对英雄的崇拜不仅仅是空洞的偶像崇拜，我们的英雄没有静态的、自然的、普遍的意义，即使有时人们乐于这样传递他们的讯息。当涉及英雄崇拜时，我们得到的东西和我们投入的一样多，即使有时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投入程度。英雄主义一旦被赋予了意义，它就会保留在那里，随时准备在时装季来临时被唤起；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一种圣女贞德的精神存在，那就是懒得动脑筋。
所有这些关于英雄的论述可能会让一些更敏锐的读者想起一种「制造历史」的观点，这种史观在今天已经失宠，其不把历史的进程看作是物质条件发展的产物，而认为其支配动力来自伟大英雄的意志力，而这些英雄往往都是男人。任何出生在一个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的人都能敏锐地意识到技术变革的影响，都会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但是，19 世纪苏格兰人 Thomas Carlyle 肯定知道曼彻斯特的工厂正在隆隆轰鸣，他仍然歌颂「伟人理论」，他写道：「无论普通百姓想做什么或达到什么目的，伟人们都是榜样、模范和广泛意义上的创造者」，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完成的一切，都是那些被派往世界的伟人身上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实际实现和体现」。在这种观点看来，英雄应该被崇拜，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所信仰的一切负有责任: 他们塑造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祖国的疆界、我们信奉的文化价值观 ……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做了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做到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变得伟大。如今，任何研究历史甚至是任何社会科学的大学生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写出一篇文章，驳斥伟人理论在当今世界中的意义。我看到许多学生也正在这样做，仿佛一个人仍然可以通过鞭笞一匹死马来获得一些快乐。尽管如此，每当光鲜亮丽的时尚杂志提到「时尚史」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中世纪欧洲的禁奢法律如何依然塑造着今天的服装设计，或者二战时定量配给制度的影响以及战后时代这些律法的文化教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如今时尚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最著名的人物。
同时，我们还往往倾向于通过一些故事情节来讲述时尚的历史，大部分故事情节来自那些少数的伟大天才，他们大多是男性 —— 例如 Cristobal Balenciaga、Christian Dior、Yves Saint Laurent、Martin Margiela、Alexander McQueen —— 这些最负盛名的名字都因其如今的传世商标而不朽。在这个时代，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在举办设计师的个人时尚展览，当代设计师们不断深入研究前辈们的作品，时尚业内到处都是崇拜英雄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时尚界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个产业的历史是由英雄们的才华所塑造和延续的，我想这就是对 Carlyles 观点的赞同。让我们将这些创意天才典范们试着拖入凡间，我们可能会问: 如果没有二战，Dior 还会存在吗？在一篇关于 Dior「新风貌」的文章中，Lauren Olds 细致地描述了二战期间平民不得不忍受的配给制度，她写道：「1941 年，每个英国成年人收到 66 张服装券，但这个数字很快下降到 48 张。在 1945 年，每个人只能得到 36 张票券。一套女式斜纹软呢套装就要 18 张券，相当于每年票券的一半。鞋子需要 7 张券，除非你选了一双只要 5 张券的木底鞋。」在闪电战时期，很难想象人们会把一半的年度开支花在西装上。Olds 继续写道：「1941 年英国贸易委员会推出的公用事业计划，规定了英格兰人造布的成本和质量。英国政府希望时装停止变化，这样衣服就不会很快过时，从而节省出制作制服以及供应战争其他所需的面料。」该措施后来也被美国所效仿。
Paco Rabanne 上衣、长裙及头饰
Rokh 靴子
好吧，现在，我既不是一名市场研究分析师，也不是一名时尚历史学家，但即使如此，我也忍不住想知道，在 1947 年重归和平的时期，一位设计师决定向全世界推出一款毫不掩饰的自我放纵 —— 或许在许多人眼中是一种浪费 —— 的服饰，有意识地夸大身材比例，以摆脱过去十年占主导地位的可怜巴巴的制服之外，多年的配给制度带来了什么影响？在此，我当然指的是 Dior，根据 Olds 的说法，这名设计大师用 30 码的布料制作裙子。我们都听说过 Dior 擅长用布，但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比如说，Chérie 晚宴礼服之所以能够出现，首先是因为战后市场上有足够的布料可供使用。在《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一书中，马克思宣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过分关注第一句会让我们忘记其余的部分，即使这个人是 Christian Dior，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
尽管如此，如果指望时尚记者们停止撰写任何他们认为能够吸引点击率、赞美英雄成就的文章 —— 诸如「Nicholas Ghesquière 的十大红毯杰作」—— 然后突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那无疑是荒谬的。特别是现在，时装设计师们已经深陷名人文化之中，而这类时尚新闻 —— 如果你还能称之为时尚新闻的话 —— 仍然是编辑在 KPI 评估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确保流量增长的方式之一。但是，如果英雄崇拜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时尚界一定有办法做得更好。今天的时尚媒体和时装消费者与上世纪中叶的那群人几乎完全不同，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反映这一点。时尚行业曾一代又一代地崇拜同一类人，忽视了那些与巴黎风格不能融洽相处的名字。回溯描绘时尚业辉煌的发展史的问题在于，巴黎那些大腕们的线性历史无法解释当下服装景观的复杂现实，而这种复杂现实是由丰富的文化交流和历史所塑造的，因此，一些才华并不逊于这些巴黎同行的设计师，通常由于行业的偏见，无法轻易融入这种线性轨迹 —— 这种「英雄天才」的肤浅模式。Ann Cole Lowe 就是一位之前被主流时尚史所忽视的设计师，但现在她正确地在时尚史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位非裔美国女性，1898 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当时南部地区盛行种族隔离的《吉姆 · 克劳法》（Jim Crow Laws）。她最出名的设计是在 1953 年为 Jackie Bouvier 设计了与 John F. Kennedy 结婚时的婚纱。尽管从 Roosevelt 到 Rockefeller，她也为美国上流社会中那些最富有魅力、最受尊敬的人物打造服饰，但上世纪 60 年代，她依然被认为是「上流社会保守得最好的秘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至少在欧美研究型大学的象牙塔里，问一问「这是谁的历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并相应地形成了一股新的推动力，将那些被强制边缘化的人带回时尚界的主流，尤其是在新千年之后。还记得 Gucci 2018 早春系列吗? 当时 Alessandro Michele 展示了一款印满双 G Logo 的巨大蓬蓬袖的服装，网络上立即将其称为抄袭者，指出 Michele 是从 Dapper Dan 那里窃取了点子，后者是纽约哈林区的服装设计师，曾为 Mike Tyson、Eric B. 和 Rakim 设计服装，他的设计以未经许可地使用那些在大西洋彼岸著名品牌的标志著称。尽管事先没有征求 Dan 的意见，但 Gucci 在一份声明中称，参照他的设计是一种「致敬」，「为了庆祝哈林区那个时代的文化」，这标志着对过去的逆转 —— 在当时，Dan 遭到了这些品牌的控诉，并迫使他的店铺下架那些产品。无论 Gucci 是在被批评后试图安抚那些批评者，还是仅仅传达了一则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真诚的信息（我乐观地倾向于认为是后者）—— Michele 的观点是正确的，即 Dapper Dan 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品牌的历史之中，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Gucci 合作系列就反映了这一点。毕竟，如今 Gucci 在年轻一代消费者如此流行，部分原因就在于该品牌已被嘻哈文化所接受，因此 Michele 的说法并不夸张。不言而喻，这种承认过去的新动力其部分原因在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人都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如今，即使是那些通过手机观看时装秀的人，也可以对那些名声赫赫的大品牌进行问责，让他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取和传播那些先前被隐藏的信息。我认为可能更加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业内人士逐渐意识到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人们可以亲眼看到，时尚和品位造就的复调并非全部来自设计师的高贵血统。V&A 博物馆在举办了不少关于黑人时尚的展览之后，聘请 Christine Checinska 博士担任非洲与非裔时尚部门的负责人，并计划在明年举办一场关于非洲大陆时尚发展的展览，该博物馆也通过互联网邀请大众为这场展览贡献展品。
Bottega Veneta 连衣裙
Faustine Nicoletis 牵绳
在中国，随着上海时装周的兴起，全球各地对这座城市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前许多中国设计师们觉得在巴黎举办一场时装秀很有必要，这似乎能够帮他们获得那些大牌编辑们的青睐，但当年高田贤三和川久保玲等日本设计师曾经获得的注意力似乎正在慢慢消失。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值得庆祝的变化，尤其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15 年以「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为主题的展览，试图阐述中华文明对时尚的影响，但因失误未能如愿。令人遗憾的是，那次大展本可以促进人们认知的进步，但展览中广泛运用的、最缺乏想象力的东方主义，反而让其蒙上了阴影：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英雄「利用」或「剥削」的异国情调的故事：例如，一幅书法从看似随意的地方被提取出来，被法国和意大利品牌无意识地贴在衣服上，成为了一种被贩售的装饰。就连美国媒体，比如《纽约时报》的评论也指出了这场展览掩盖了殖民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失败的表现表明：由那些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来讲述关于一种文化的故事是多么重要。随着上海时装周的兴起，诸如 Labelhood 这样的平台、本土媒体以及毕业后回到祖国的设计师，中国时尚史书要书写非昔日白人英雄的名字，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否由中国人来讲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关于中国人的故事。
我并不希望这篇文章继续愤世嫉俗下去，但我必须指出，除了前文提到的那些，时尚界的英雄崇拜还付出了一个更直接的代价 —— 许多时尚从业者完全不知道自己从事的行业是如何真正发展起来的；他们抱持着对行业历史的错误看法；坦率地说，同一群人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单调乏味的故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早已听腻了。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正是对人和人性的忽视。在这个由精英组成的特殊小圈子之外的每个人 —— 我是说，每一个人，从工作室的助理到市场营销团队再到刚入门的时尚记者，他们经常被称为「小人物」，站在地面上报道那些「身处云端」的天才们的作品。他们被当作行业的附属品、贴身仆从、那些仅仅在天才身边扮演配角的存在。时尚行业频繁地被描绘成阿谀奉承者和社会阶层的马戏团，但还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吗？我们的行业深陷于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般的文化之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充斥着恃强凌弱的情绪。行业中的普通人争相试图取悦那些我们认为将被载入史册的大人物，即使这意味着踩着同样普通、似乎可有可无的人物上位。与此同时，由于这些英雄设计师们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才能，他们被视为不会犯错的圣人，就算他们发生了惊人的过失，也会被当作一个个案或是一种饱受折磨的天才病症 —— 天才不是完美的 —— 这些都能与他或她的技艺分开看待。
最近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在今年 4 月，各大奢侈品牌青睐的著名 DJ Michel Gaubert 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和朋友们手持印有涉嫌隐射「亚洲眯眯眼」的纸面具相聚甚欢，坐在后排的宾客还叫出了「武汉姑娘」（The Wuhan Girls），背后是一把油纸伞 —— 难道我们又要重温 2015 年大都会博物馆的展览了吗？许多海外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都声称，在中国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男人，但也有一家媒体称 Gaubert 是「时尚界的领军音效总监」，并且是 2007 年 Fendi 在中国长城大秀的配乐制作人 —— 就 DJ 而言，他是一位行业英雄。想必读者们无需我来解释，Gaubert 为何行为失当，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当然，像其他那些愚蠢地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的人一样，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发表道歉声明，然而这只会遭到群众 —— 至少是任何关注这次事件的人的进一步谴责，大家都认为这样的道歉并不真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更加令人惊讶：一个月后，就在 Lagerfeld 的继任者 Virginie Viard 的 2022 度假系列亮相之前，Chanel 精品部总裁 Bruno Palovsky 在接受《女装日报》的采访中，解释了他们依然与 Gaubert 合作的原因，Palovsky 重申：「Michel 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非常尊重他人，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很羞愧，因为他从来没有要冒犯任何人的意思。他是我们时装屋的长期合作伙伴，你不会因为一件小事就抛弃一名合作伙伴。」
Chanel 连体衣、马甲
Kwaidan Editions 鞋子
这种说法肯定会惹恼许多人（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因为人们根本不清楚为什么「才华」必须出现在这场对话中。也许人们会被指责为仅仅因为一句一次性的评论就大惊小怪，但似乎存在着一种暗示 —— Gaubert 的天赋是如此宝贵，如果时装品牌放弃他，那么这种天赋就会被浪费掉。包括我在内的人们并不是要求行业彻底封杀 Gaubert —— 即使尝试过，大家可能也没有能力发起一场针对他的大型运动 —— 但我至少天真地相信，如果我们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时尚业的从业者是可以改变和弥补这一切的。毕竟，就在十年前，时尚界曾最被赞颂的英雄之一 John Galliano 因其涉嫌反犹太主义的长篇大论而被法国法庭罚款，他也因此被 Dior 解雇。自那以后，他积极主动地与犹太社区接触，作为 Margiela 的幕后主脑重返时尚界。
时尚行业除了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近年来已经转向了对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的迷恋 —— 他们真正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世界。在这个时代，不上学的青少年会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开舞台上公开告诫成年人，警告后者未能采取拯救气候的行动 —— 不幸的是，这让人感觉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演说，除非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否则我们注定要面对恐怖的生态灾难，这简直是一种悲观的预言 —— 而时尚界开始变成一个道德竞技场，善恶势力在这里展开较量。我听说有些在顶尖奢华百货购买「经久耐用的投资单品」的人们，会斥责那些从不那么光鲜的店铺订购「穿不了几次」的服装的人「如果你很穷，就买二手货吧」。讽刺的是，Greta Thunberg 至少「保证了」她永远不会评判那些爱买新衣服的人 —— 尽管她个人不会买任何东西，因为看起来她并不需要。争论很激烈，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争论只会越来越激烈。批评人士警告称，这种狭隘的观点只关注个体消费者的选择，也只不过是一种自吹自擂、扮演英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会解释，无论我们能从这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小小行为中得到什么满足或希望，实际上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分散了我们对全球变暖真正原因 —— 诸如雪佛龙或埃克森美孚等 100 家依赖自然资源尤其是化石燃料赚钱的公司 —— 的注意力。根据碳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的数据显示，这 100 家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总量的 71% 。其他人则批评说，虽然这是实情，但每一个个体都不应该免除自己的责任。
Prada 斗篷、针织衫及鞋子
Maison Margiela 连裤袜
FAIRR Initative 组织的 Helena Wright 博士寻求「在更广泛的食品体系内将风险降至最低」，她写道：「在气候行动方面，个人行为变化和系统性结构变化可以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有机场扩建计划，这些计划与气候目标不符，但它们是基于航空业的预期增长 —— 这是数百万公民选择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可能会预料到批评者会做出如下回应：「是的，我们都理解供求的概念，以及作为所有社会契约理论基石的基本原则 —— 即社会是由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人组成的 —— 但是你要如何建议改变数十亿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的人和经济体的集体行为呢？」这并不像要求每个人缩短洗澡时间、停止使用塑料吸管或不再在 Zara 购物那么简单。每次看到一家时装公司宣布他们最新的环保努力时，我就会想起几年前一位朋友兼前同事告诉我的一个滑稽故事：在一次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时装编辑参加的会议上，大家展开了一次关于环保问题的头脑风暴，有一位编辑认为给读者一个名牌购物袋就是个不错的主意。当然，大多数时装品牌的努力并不像这个想法那么庸俗而平淡，而且，他们的举措确实产生了切实的效果。如今，开云集团和 LVMH 集团，这两家巴黎的竞争对手，似乎进行某种形式的可持续军备竞赛，纷纷发布新闻稿，宣传其在环保议题上的最新举措、值得称道的目标，以及在减碳方面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然而，或许在大众眼中，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区别。去年，英国一家名为「比较道德」（Compare Ethics）的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相信品牌的可持续性宣传，而只有一半的人相信品牌能够真正改变。该报告还显示「如果经由第三方核实，83% 的受访者会更相信产品的可持续性声明」。然而，我们为什么就相信那些所谓的第三方呢？
这个调查的基础在于，那些第三方机构本身必须是值得信赖的，而且我们都不清楚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核实第三方声明的真实性 —— 或许还有「第三方的平方」? 「第三方的三次方」？然后形成无限套娃。这种观点可能看起来有点太学究气了，但人们要针对某些号称非营利的第三方组织进行审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 在中国，这样的案例正在发生。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不能简单地通过审计来解决的问题，印在标签上的更多的认证标志无法真正恢复我们对这些品牌的信心。人们之所以对时尚普遍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肯定在于，既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些品牌是必须盈利的企业，那么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宣言似乎只是单向努力的一部分，仅此而已。时尚商业记者告诉我们，今天的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环保意识，所以品牌最好齐心协力，致力环保，以免它们的生意受到影响！有了这样的认识，如何不将我们看到的一切都称之为噱头，就成了一个挑战。我最近听说了一个名为 Asket 的瑞典男装品牌，主要卖点是每季只生产一个系列，价格比那些不断生产廉价服装的品牌要高。我可能会更正我上面提到的观点: 也许有些人根本不理解供求的概念。然后，我想开个玩笑：比起生产一个系列，什么都不生产难道不更「可持续」吗？
时尚行业，尤其是像 Asket 这样的品牌，如果它们真的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面对这种怀疑主义带来的挑战。黑格尔（Hegel）《精神现象学》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也是整本大部头中最难以理解的一段评论道: 「仆从眼中无英雄; 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如果他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我们可以求助于哲学家 Robert Brandom，他在《现象学》（Phenomenology）讲座中解释道: 「仆从能够从自我利益（特定的、偶然的）动机和利益的角度来解释，他们为服务的英雄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从公认的规范和必要性角度进行回应。」许多行为都符合这个犀利的描述，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迂腐，但我们肯定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即我们对品牌和个人的态度。许多这些品牌和个人声称其是出于对环境问题英雄式的关切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 然而，人们对这样的关切最是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集体性的，因为它会随着社交媒体上的每一个呼吁帖子而迅速传播。每当我们感觉自己发现了某种虚伪，无论是在我们购买的品牌手中，还是在我们周围的人手中，当涉及到地球时，这种不信任感只会变得更加庞大。如今，「时尚品牌避免洗绿的六种方法」这类文章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许多品牌甚至开始害怕提及可持续性，担心自己抱着良好的意图，但依然可能会遭到网民的愤怒攻击 —— 这对它们实现自己的初衷适得其反。就在本文发表前，曾因环保主张大受欢迎的 DTC 时装品牌 Dôen 就遭到了反噬，不得不发表声明称自己并非「慢时尚或可持续品牌」。当然，市场上也存在着一些机会主义的伪英雄主义品牌，对大自然的保护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却没有任何改革性的措施。我认为，当我们有证据发现这些品牌的虚假叙事时，我们应该点名批评，不应该任由它们把整个行业抹黑成虚假的冒牌货，每当时尚行业试图行善时，都会被误解为故作姿态。我的观点相当简单：如果我们采取「元态度」，即认为其他所有人的态度都是虚伪的，而其他所有人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的「元态度」，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相互的不信任。这只会让我们更加厌倦和沮丧，甚至走向放弃的境地，而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时尚界真正的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在此刻应该大胆地站出来。
监制：Queennie Yang
撰文：姜昊辰（Queennie Yang 对本文亦有贡献）
摄影：Philippe Jarrigeon at Total Management模特：Eleonore Ghiuritan at Viva Model发型：Odile Gilbert at Atelier68化妆：Helene Vasnier at Bomba美甲：Christina Conrad at Calliste布景：Sophear Van Froment at Art And Commerce数码：Sara Reimann at Imagine摄影助理：Nominoe Queinnec & Quentin Lacombe造型助理：Fay Hassaine & Elise Testot制片：Romaine Ehret at Total Management场地提供：Daylight Studio Paris特别鸣谢：Thomas Petit、Jean-Paul Belliot、Ferme avicole de Ville Maréch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