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但还有用
2020 年，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2.6402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7%。预计到 2025 年，这一数量将突破 3 亿。近年来，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我国老年人口比重逐年递增。「老龄化」早已不再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名词，或者专家学者笔下的「未来」，它切切实实地入侵了当下。
今年 8 月 24 日，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求职与招聘工作。此前，前程无忧招聘平台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近七成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意愿强。这些老年人试图保持转速，与社会建立连接与资源交换。他们为何退而不休？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被「老龄化社会」特征所概括，衰老逐步逼近时，他们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失落？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细小的切口，用以观察此时此刻的中国社会。
饭点是年近 60 岁的养老院护工龚桂英一天里最忙的时候。因为每个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有的只能吃稀饭、有的要吃干饭、有的得通过鼻饲管喂流食，还有吃的饭食里需要混入消炎药，一顿下来，她要准备十几份餐食。近两年来，龚桂英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她担心搞混老人所需药物的种类和剂量，因此会在前一晚就把第二天的药配好、装盒。
养老院里，身体健康的老人寥寥无几。李大爷患有糖尿病，每顿饭前都要注射胰岛素。99 岁的张奶奶握不稳勺子，常常吃半口洒半口。龚桂英每次都得扶着她的手，慢慢地把勺子送到她嘴里。除此之外，她还要给其他 5 位无法自主进食的老人喂饭，等他们吃饱后，再把一层的 10 个老人扶上床休息。一趟下来，需要两个半小时。
龚桂英早年就读于四川广汉师范学院，1986 年毕业后，顺理成章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3 年后，因为生二胎，龚桂英被学校开除，从此脱离了稳定的「单位制」生活。
失业后，27 岁的龚桂英南下去了海南。当时海南省刚创办经济特区，全国各地大约 10 万人来到这里寻梦、创业，但和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不同，龚桂英的目的只有一个：谋生。
她先后在夜市租地摊卖过衣服，开过印刷厂。四处闯荡的那些年里，龚桂英鲜少有时间回家陪伴父母。早年母亲患病去世，2005 年，父亲因为破伤风感染，虽然她第一时间放下工作回重庆照料，父亲还是在半年后去世。
父亲去世后，44 岁的龚桂英从重庆返回海口，关了生意不好的厂子，正值中年就成了「退休」的一员。孩子已经成家，孙子不用她带；丈夫独自在重庆打工，也无须她照顾。她在刷手机、睡觉和看电视中消耗着百无聊赖的白天，晚上出门跳舞是一天中难得的「解闷活动」。
不再忙碌的她觉得没有向外的付出和价值感补充，闲得有些「发慌」。龚桂英觉得自己还年轻，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干活」来证明她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中老年女性在就业市场并不吃香，对于一个没有过硬技术的女性而言，情况则更难。在龚桂英那个年代，工作都是单位分配，虽然自己没有选择权，但也避免了激烈的竞争，单位几乎可以包揽员工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之后她下海经商做个体户，也没直面过求职市场雇主在用工上的严苛。关了厂子的龚桂英发现自己只能找到保洁的工作，干了一年半，她觉得太机械，没有意义，直到在报纸上看到养老院招人的广告。
对于龚桂英而言，应聘上养老院的岗位并不难，有副好身体就行。照料失能老人是份力气活，更考验责任心。龚桂英觉得自己可以胜任。
更隐秘的需求是，龚桂英希望通过照顾老人，治愈自己对父母的思念。母亲 48 岁时才生下她，龚桂英从小到大被当作掌上明珠。她曾设想过把父母接到她所在的滨海小城安度晚年，但当时经济条件不允许，「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了她心里的疙瘩。
人到中年，父母相继辞世，她强烈地感受到了「再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孤独，即使有儿女的陪伴，也难以代替父母提供的依靠。她把未尽的孝意投射到了养老院的老人身上。
90 岁的林阿姨是龚桂英入职养老院照料的第一个高龄老人。每天龚桂英都会陪她聊天，听她断断续续、翻来覆去地念叨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一天中午正在喂饭，林阿姨突然呼吸急促，说自己不行了，没等家属赶来，她就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
龚桂英还记得林阿姨去世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谢谢你的照顾，你太好了」。每到饭点时龚桂英都会愣神，「好像她还在吃饭、讲话聊天，现在突然一下没有了，像自己的父母又离开了一次。」也是因为这段经历，龚桂英发现自己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干活」，而是她付出感情和心血，寄托思念的事业。陪伴、护理老人直到走完生命的旅途，是有意义的。
而对于早已被生活压垮的另一部分老年人，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养家」。退休后的 10 年里，陈英一直干保洁，每月 2000 元的退休金加上 1000 元的工资，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相对应的是，陈英不敢租超过 1000 元的房子，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房子里挤着她和丈夫两具已略微佝偻的身躯，只要房租一涨，便是陈英搬家的时候。
陈英退休时，女儿刚求职成功，丈夫则没有稳定工作，一家人吃穿用度都需要钱。公公患有膀胱癌，治疗和手术费不菲，亲戚家孩子结婚，又得再随 1000 元。迫于经济压力，陈英在一家 KTV 店里找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KTV 老板按时发放，从不拖欠或无故克扣工资，这很吸引她。
KTV 刚开业那几年，生意尤其好，陈英每天都要上夜班 —— 从下午 6 点到凌晨 2 点，打扫近 30 个包厢。房间内是客人的歌声，房间外是陈英拎着工具箱在整栋楼上上下下地跑，客人一离场，她便麻利地打扫。为方便干活，她会先关掉包厢五光十色的射灯，打开照明灯，这样就能看到地上的玻璃杯碴子、瓜子壳，抹在地板、沙发上的蛋糕奶油，还有臭气熏天的呕吐物。
KTV 保洁要等全部客人离场，打扫完包厢才能下班，曾有客人喝醉睡倒，陈英五次三番都没把他叫醒，她和同事只好靠在休息室凳子上枯坐，直至天亮。尽管夜班熬人，但 50 岁的陈英觉得自己「还熬得住，可以为了这个家尽自己一份力」。
2018 年，这家KTV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陈英每天分到的包厢少了许多。坐在休息间，陈英想着要一直这么清闲下去该多好。两个月后，KTV 倒闭，陈英被遣散。几乎无缝衔接，陈英又应聘了酒馆的保洁工作，每夜负责刷杯子，然而干了 1 年后，受疫情影响，这家小酒馆也倒了。
58 岁的陈英原本不打算继续打工，但某天买菜时，有人塞了张传单，翻开一看，是家新开业的 KTV 在招保洁，工资给她 2600 元，陈英准备重新上岗。
小辈尚未完全经济独立、父辈年事已高、家庭需要持续的经济支持，退休老人承担家庭供养责任的时间逐渐延长。在高物价高房价的形势下，经济压力像连锁反应，为了「家庭」这个共同体，夹在两代之间的退休老人被继续卷入就业市场。
在 73 岁的刘明中看来，无论什么年纪，就业市场本质的需要是相似的，即「与时俱进」和「好用」。从体制内提前退休后的 16 年里，刘明中先后在工商局、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工资也从最开始的 450 元逐渐涨到 1500 元。
80 年代刘明中就是单位最早一批学电脑、用五笔打字进行记录的员工，2009 年，领导给 60 岁的刘明中安排了一项做视频的任务，他从头开始琢磨录像、视频编辑和刻录光盘的整套流程。虽然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刘明中乐在其中。他认为，这是自己「跟得上时代，没有被落下」的证明。他甚至还掌握着一些年轻人都不具备的「电子设备操作」技能 —— 会用 Photoshop 处理图片，还会用视频编辑软件给视频加字幕和转场特效。
与 00 后如今的「整顿职场」和 90 后叫嚣的「反内卷」相比，退休后再进入职场的老年人似乎能更「平和」地面对工作任务和压力。用刘明中自己的话说，就是「很快落实领导的意思，领导用起来顺手」。
2012 年，刘明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陈列馆工作，领导当时在日本出差访问，与国内有一小时的时差。凌晨 4 点，领导发来一条布置工作的 QQ 信息，听到手机提示音的刘明中立马爬起来回复领导，完成琐碎的任务。那时的他 63 岁。
「好用」意味着更多的工作，这条铁律适用于所有职场。刘明中平日要读难啃的史书以完成领导布置的论文，投稿给研究会。虽然辛苦，但在他看来，相比退休前身处体制内的各种身不由己，现在可以更纯粹地「干实事」。大家依工作成果对他评判，简单也自在。
有一次单位内部开会，刘明中负责记录，领导说，刘师傅有很多优点需要大家学习。「在这个地方工作，我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大家还能对我有肯定的评价，说明工作做得不错。」刘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
龚桂英在照顾养老院老人上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她曾碰到过一个有暴力倾向的老人，常举起手做出要打人的姿势，有时会真打下去。「我就抓住他的手说不要打我，我那么照顾你，你干吗打我，打坏了怎么办？」龚桂英说。后来老人就不打她了。
「他不是有意的，人老了就难以控制自己。」龚桂英还接触了很多有阿兹海默病症状的老人，说糊涂话、行为古怪，严重的连生活都无法自理，跟他们相处要像带小孩一样 —— 顺着他们就容易相处些。
养老院有位阿姨常忘记东西放哪里，突然想找时着急上火，嘴里不停念叨，龚桂英安慰她，「等我有空慢慢给你找，有时候我也会忘记东西，你看，我比你还小都会忘记。」这样一说，缓解阿姨的焦虑。龚桂英对老年人的体谅，源于「我自己也是老人，更能体会他们的心情，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但养老院工作「总归是费力气还熬精力」，龚桂英刚来时很不适应。
白班忙碌，夜班也不清闲。夜里龚桂英每隔两小时起来一趟，查房、给老人依次换纸尿裤。由于辛苦且薪资不高，大部分来养老院工作的年轻人都如匆匆过客，来了又走。剩下「坚守岗位」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女性，她们不得不「适合」这份工作。
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中国老年人才网求职人数 191 人；招聘岗位 63；比例为 3：1。在招聘的岗位中，超过 1/3 的岗位是养老服务类岗位，其中的 3/4 为基础性岗位。
正如人们已经习惯在任何有需要的场景，随口叫「扫地阿姨、做饭阿姨、护工阿姨」，默认这些日常运转中必不可少，被年轻人「挑剩下」的「边缘岗位」属于中老年群体。所以，陈英每次应聘保洁都毫无门槛，雇主不关心她的经验、教育程度，有力气就能干。
早在 2018 年，刘明中体制内「退休打工生活」便结束了。即使起早贪黑，刘明中也没能逃脱「后浪推前浪」的命运。当时工商局重新聘用已经 69 岁的刘明中继续做文字工作，干了两个月后他回家了，因为上级单位「工资预算不足」没有批下来他的临时工工资。刘明中有些失落，猜想自己擅长的文字工作可能没有保洁、保安那么不可替代，他的技能和岗位也许可有可无。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整个社会就业市场的年轻化。刘明中记得 2012 年，在某招聘网站投简历，面试官是单位一把手，大概 40 岁，一旁做记录的文员只有 26 岁。等入职后，刘明中发现同事也大多是不满 40 岁的年轻人。
这种年轻化趋势，与体制内招收人员的年龄限制有关，有的单位会把报考年龄卡在 30 岁以下，「比我们那个年代的要求严格许多」。领导年轻化、用人单位筛选候选人时也更青睐年轻人。有限的核心岗位被「让贤」给中青代势力，50 岁的中老年职工难免要走向职场边缘。
退休后的就业市场如出一辙，50 岁的比 60 岁的更有竞争力，60 岁的又比 70 岁的多一份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饭碗」也越来越难端牢。
58 岁的陈英拿着写有「保洁年龄需在 55 岁以下」的招聘传单去应聘，负责人考虑用工紧缺，没有严卡她的年龄。作为「超龄」保洁员，陈英只能比 50 岁的「年轻」同事更能吃苦，以抵抗这种社会规律对她劳动能力的质疑。
这一次，陈英负责清运 KTV 装修垃圾，四处扬的粉尘，新家具散发的甲醛的味道，都呛得她流眼泪。入职 10 个保洁员，两个月间陆陆续续走了 8 个，最后只剩陈英和另一个 40 多岁的同事。陈英天天戴着口罩坚持工作，不敢请假，「现在有一份工作不容易，能干就多干干，总不能等老了彻底干不动了，再想干都彻底没法干了」。
从蹒跚学步到步入社会，人们一直被规训，要对社会和家庭有用，尤其是在高速运转的市场经济时代 —— 工作换取报酬，人的劳动被明码标价。无法完成价值交换的迟暮老人，被排除在「对社会有用」的话语体系之外。此外，无法赚钱养家的他们，有时也会被形容为子女的「负担」。他们尽量保持年轻的心态，展现有用的一面，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试图重返就业市场 —— 否则他们难以找到自我价值的标的。
龚桂英觉得只要能发光发热就不算老。最近，有个郊区的私立养老院给她抛出高薪橄榄枝，但因为离家太远，她放弃了。但她非常开心，因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认可。龚桂英打算做到 65 岁，那时她精力应该不足以支撑她工作了。即使如此，她希望届时还可以给新来养老行业的员工做培训，传授自己的经验，发挥点余热。
刘明中形容衰老「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断崖式下降，而是如江水自西向东呈梯度下降，缓慢汇入大海」。电视广告中每一句关爱老人的口播词都在提醒着，仍然自我感觉不错的刘明中已经进入「老年时间」，是需要被关心和区别对待的。
刘明中一直有这样的心理预期，他平时钻研手机功能，还能指导一起排队的年轻人健康码出现问题时该怎么解决。但前些时日，他排队测核酸时发现，有的老人因为不会扫码，必须被请出队伍。
见状，刘明中心里泛起了酸楚。技术和时代发展得太快了，一直追赶时代的刘明中有些力不从心。
写诗、体察，保持思考和表达是刘明中抵御时间流逝的一种方式，用一句一句的诗词扩充时间的厚度。每逢节气、节日或新闻事件发生，他都会有感而发，用诗记录东北迎接春汛的喜悦，来去匆匆的夏雨，充满思虑的秋雾和长达小半年、难挨、寒冷、白雪皑皑的冬天。这一年中的四季，恰如人漫长而短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