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文学课
6 月 24 日晚，圣彼得堡。熙熙攘攘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向涅瓦河边，到处是欢呼声和歌声，音乐会在冬宫广场上演。半夜一点，天上绽开了绚烂的烟花，一艘扬着红帆的船在河中行驶，人们欢呼着「Ура」（乌拉）。这是圣彼得堡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之一 —— 庆祝毕业的「红帆节」。
一切与往年一样，没有特别加强安保。不知有几个人还记得，就在这天，俄罗斯私营军事集团瓦格纳的董事长叶夫根尼 · 普里戈任发动兵变，瓦格纳军队占领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莫斯科进入「反恐行动模式」。36 小时后，经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普里戈任又戏剧性地撤军回营。
我周围的朋友表现得很平静，只有隐约的紧张感，甚至某种娱乐的意味。普里戈任发出宣布反叛的音频时，身处圣彼得堡的我正在参加文学系学生的诗歌聚会。「这个国家又在发生什么混账事！」是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接下来，他们一边反复播放那段音频和关于普里戈任的鬼畜视频，一边大笑。
半夜 1 点，俄罗斯电视第一频道出现了滚动字幕：「即将开始播报紧急特别新闻。」这时的电视画面是一档深夜时尚节目，几个模特正在 T 台上走秀。30 分钟后，一位主持人出现在屏幕上，朗读了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画面随即切换回当季时装分析。
兵变只持续了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像一场闹剧。这一天，网络上关于普里戈任的消息下，出现最多的 emoji 是「小丑」。最经典的一张照片，是瓦格纳军队的坦克卡在了罗斯托夫（Rostov）一家马戏团的大门前，不过瓦格纳方说，这是他们故意在封锁道路。
瓦格纳的士兵在罗斯托夫街头驻守，有骑自行车路过的市民停下来与他们理论：「你们还是不是国家的保护者？」「你们听到普京说什么了吗？」「普里戈任想搞事情去别的地方搞，别来我们的城市胡闹！」也有不少人围着坦克，甚至爬上坦克自拍。瓦格纳军队打道回府时，有市民在为他们欢呼鼓掌，或是和士兵合影，或是问「你们喜欢罗斯托夫吗？」士兵则对居民的支持表示感谢。
人们在局势变化面前表现出的这种漠然，或多或少来自另一件事实：一个人的处境如果只有糟与更糟，那么，尽情娱乐和狂欢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
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我是来俄罗斯学文学的，在两年前。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学可以为任何一个目的服务吗？文学在欺骗我们吗？这是我面对糟糕处境，想提出的问题。
大学毕业 5 年后，厌倦了内卷的我决定换一个国家开始新生活。我喜欢俄罗斯文学，本科时研究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报了预科班从零开始学习俄语，两年后又申请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硕士。一共能选 3 个专业，我填了「俄罗斯文学」和「艺术评论」，以及无意中看到的「文学创作」。它对应着国内近年来兴起的「创意写作」，目标是培养作家。
没想到另外两个专业是自费录取，而「文学创作」是公费录取。于是我阴差阳错地从研究俄语作家，变成了学习成为一名俄语作家。
在俄罗斯，培养作家的高校，如文学传统悠深的高尔基文学院等，大多是颁发本硕连读 5 年的「专家」学位，而综合性大学的硕士专业近年来才开设这类课程。我被录取的专业刚刚开办到第二届，而我是唯一一个非俄语母语的学生。用两年积累的俄语水平学习写俄语小说这件事太过离谱，与其说压力大，不如说我反而感到了一些幽默。
开学时，俄罗斯的高校由于疫情还在上网课。身处距离学校 5 个时区的北京郊区，连接进第一堂课时，我紧张得手发抖。
班上一共 7 个学生，老师问大家写什么风格的作品，在哪里发表过。同学们提及的刊物，我一无所知。老师边记边点头说：「不错的杂志」。轮到我，我不知怎么用俄语翻译中国的媒体和刊物，支支吾吾。老师皱了皱眉。第二天有一堂「创作实践与研讨课」，任务是 20 分钟之内写一个荒诞可笑的故事。我根本不认识「荒诞可笑」这个词，空坐了 20 分钟。同学们依次朗读自己的文本，轮到我，我只好说：「我没写完」。每一个同学读完，老师都会挨个问大家记下了哪些句子，我只好硬着头皮说 6 次：「我没听懂」。我以为这就完了，没想到接下来，老师让大家再用刚才记下来的句子重新写一个文本。我怎么办呢？—— 只好再说 6 次：「我没记下来」。
之后是「编辑实践与研讨课」，先要分组修改彼此的作品。我几乎看不懂分配给我的作品，谈何修改？是一位同学花了 3 小时和我视频连线，手把手地教我完成了任务。接着又是在 20 分钟内写一篇作品。老师随口丢出一个词。我没听懂，发信息问同学，她回复：рулетка（「卷尺」），接着又发来详细的解释：「卷尺，用来丈量长度宽度和高度的东西，可以卷起来的带数字的金属长条。」从高考作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写过什么东西，搜刮脑子里关于「卷尺」的印象，最后只写了一句话，依然只能说：「我没写完」。关掉摄像头，我哭了起来，心想，这恐怕就是上网课的好处 —— 哭的时候可以不被别人看见。
我的学习几乎可以用「连滚带爬」来形容，就像福原爱打乒乓球一样，一边嚎啕大哭一边上。朋友则取笑道，我像是那种去韩国接受魔鬼训练的偶像练习生。除了即兴创作、大量的阅读材料和经典作品分析，不同科目的作业还包括：每周根据老师抛出的词语（「屋顶」「蜂蜜」「枕头」「美甲」等），写一篇短作品；每个月使用老师传授的创作手法，写一篇长作品；期末再依照「短篇小说技巧」课的要求写一篇作品。编辑课上，除了修改同学的作品之外，老师还拿来一些东方系学生的翻译作业让我们修改，它们多译自中文小说。我以自己的初级俄语水平，校对了鲁迅的《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王安忆的《长恨歌》的俄文翻译。
开学一个月后，我终于登上了前往圣彼得堡的飞机。彼时国内的疫情稳定，而俄罗斯却是日增两万病例。涅瓦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安然平静，没什么人戴口罩，似乎害怕病毒的只有中国留学生。落地后，要先在单人宿舍隔离 3 天，拿到新冠检测报告再搬入正式宿舍。我住进了老宿舍楼一个逼仄的双人间，厨房里蟑螂四窜。我依然上网课，不敢出门，除了一周去一次超市，生活范围就是床和书桌。
俄罗斯的写作教学路径和西方的不尽相同，多基于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文论，小说创作技巧也多涉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我们开办的课程有「结构」「修辞」「当代文学理论」「俄罗斯现代文学研讨」「短篇小说技巧」「叙事学」「阐释学」等，选修课有「侦探、探险小说」「认知心理学」「文学地方志」等，另外，还有俄罗斯当代作家的「大师班」。老师在教授创作时常常从《金枝》（The Golden Bough，1890）等人类学著作和原始仪式中寻找叙事模式，「短篇小说技巧」课先学习传统叙事，例如普罗普《故事形态学》中的 31 种传统角色功能。然后学习「非经典叙事」「反情节」。文学创作实践课则从王尔德讲到乔伊斯、伍尔夫，再到海明威、塞林格、加缪、罗伯 · 格里耶，我们从唯美主义、冲突、悲剧，练习到反悲剧、意识流、荒诞主义、新小说。
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式，但花费的时间是其他俄罗斯同学的 3 倍之多：得把课先录下来，课后再一句一暂停地重温；写作时，先用中文写完，再翻译成俄语。为了寻找最符合原意又具有美感的俄语表达方式，我会同时打开两三个翻译软件和在线词典。课上点评同学的作品，我得提前要来读一遍，备好稿。课堂创作，只要不想着一定要写出杰作，那么就怎么也能挤出字来。加上同学们不遗余力的帮助，我并没有像自己担心的那样，在第一学期就被学校开除，反而几乎所有课程都拿了 A 。一位老师在打分的时候说：「为了您的困难。」
那时的生活既像是炼狱，又像是乌托邦。恐怕除了这两年，一时不会有什么地方，把我们首先认同为「作家」。写作高于一切。我们不需要考虑谋生，不需要适应社会，不用搞「学术研究」，考试有时就是和老师喝茶聊天。没有作协，不必谋取资源、混圈子，也无需考虑什么审查。老师甚至在第一堂课就说过，他绝对不会靠自己的资源去帮我们发表作品。而我，既不知道我们的导师在俄罗斯多么有名气，也不知道发表同学作品的杂志有多么资深。我甚至不需要读者，我的俄语作品只有两个读者 —— 导师和帮我修改作品的同学，而中文作品身边没有人能够读懂。
母语像是土地，而外语像是未知、危险、不稳固的水域。每一个词相对于我是完全新鲜的，充满了陌生化的迷人。在这样的疏离之中，我获得了在国内没有的写作的自由。
俄罗斯的疫情措施逐步取消，我对新冠的恐惧在发烧咳嗽了几天之后彻底消失，学习也逐渐从容。然而 ，2022 年 2 月 24 日这一天到来了。
一觉醒来，俄罗斯的导弹已经打到了基辅。我们照常通过视频连进课堂，和平日一样，没人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这堂课分析了勃洛克的诗歌《彼得格勒的天空烟雨迷茫》：「彼得格勒的天空烟雨迷茫，/ 一列军车即将开赴战场，/ 连排的刺刀和扳机一望无际，/ 车厢犹如长龙浩浩荡荡。…… 」这首关于一战的诗里，俄罗斯军队正开赴如今属于乌克兰领土的战场，老师说选这首诗只是巧合。
面对所有突如其来的染着鲜血的历史事件，写作者最初的反应是失语。语词之美变得荒诞。我几乎放弃了上课，窝在床上刷新闻、流泪。围绕在身边的词语，变成了「不要战争」「耻辱」「核威慑」「假新闻」「逮捕」「纳粹」「制裁」「退出俄罗斯市场」……
我丢掉了文学，开始去翻译新闻，然而很快新闻又变得不再可说，于是我只好把新闻分行，变回了诗。
例如，关于俄罗斯刚刚颁布的「假新闻法」，我写了一首《矛盾修辞法》：
呼吁阻挠
使用俄罗斯军队
保护俄罗斯利益或
维护和平与安全
或诋毁其使用的人
将判处 10 万至 30 万卢布罚款、
监禁或三年以下的强制劳动
煽动或诽谤造成严重后果的
判处 100 万卢布罚款
或最高五年监禁。
抽取语句核心，即
呼吁阻挠俄罗斯
用战争维护和平者
判处最高五年监禁。
身边的年轻人反应激烈。战争爆发当天，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喊着「不要战争」。有人选择了离开俄罗斯，有人撕毁了俄罗斯护照。文化界发布了诸封反对战争的公开信，国家剧院的艺术家和高校教授一个接一个地辞职。
我期待我的老师们表态，但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缄口不提。我不停地刷新着学校反对战争公开信上的签名，看看会不会有我的某个老师的名字，却看到了编辑课老师在支持战争的公开信上的签名。学校决定开除 30 余个因参加反战集会被逮捕的学生；包括齐泽克在内的全世界学者发布了反对此举的联名信，开除决定才随后被改成警告处分。
最开始，所有人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会不会爆发核战争，会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但是不久，生活恢复了表面的正常。卢布汇率稳定下来，退出俄罗斯市场的麦当劳和星巴克，换上新名字重新开业，Instagram、Twitter、Facebook 被屏蔽了，然而每个人都可以下载 VPN 。人与人之间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 —— 不要谈论战争，因为大家都已经疲惫了，也不想再因此产生冲突。新颁布的法律禁止使用「战争」这个词，代之以「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作为写作者，我却没有办法搁置内心的冲击。一个悠久的命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是野蛮的？一个常问常新的问题：文学何为？
关于「文学家应不应该关心政治」，争论已有许久。但若要面对现实，一个写作者对于世界的敏锐感知，会让她无法绕过战争去思考别的事情。不知是不是巧合，文学创作课布置的阅读书目突然全都跟战争有关：《太阳照常升起》《五号屠宰场》《茫茫黑夜漫游》…… 我突然想，从古至今有哪个百年里，人类社会没有经历过战争、瘟疫、动乱？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历史终结论」其实只是西方文明制造的幻影吗？一个作家，是否必须经过历史动荡才能真正去反思如何写作？
回到课堂，导师在讲完《尤利西斯》和《荒原》后，布置了一篇作业，要求我们从涅瓦大街上的某地铁站走到另一地铁站，写一篇具有神话和原始仪式的超结构、带有文本引用的意识流小说。那一段路程恰好就是年轻人抗议战争时所走过的地方。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嵌套了「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神话，这是一座因堕落腐化、对外征战而引起神怒，被大洪水淹没的城市，并将《金枝》中的仪式，以及布莱希特的诗歌《致后代》糅合起来：
「他与正在聚齐的人群走向同一个方向，呼喊声传来的方向。他踮起脚，想看看人们是围着什么在呼喊，因为旗帜和领头的人是不允许有的，那中心会是什么？他凭着瘦小从人缝中钻过去，看到正中央是一棵树，树上绑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要战争！人们就围着这棵树举起拳头呼喊：不要战争！不要战争！…… 一棵树？在这个时代，一场关于树木的谈话就是一桩罪行 …… 看清楚后，他想从人群中再挤出去。刚转过头，他突然被后面的人推了一下。戴头盔的黑衣警察追了过来，人们跑了起来，他被裹在其中，不得不跟着跑了起来。他被席卷到了商场门口，前面的人拉开门跑了进去，他趁着门还没合上，一把抓住把手，窜了进去。…… 他从商场另一个门出来。这个商场这么多门，就是专门为了捉迷藏用的吧？…… 人群突然一阵骚动，一个男孩举着一个燃烧的东西冲到了中间，把它扔在树边。一个戴着皇冠的人像在火焰中瘫倒，脸部开始扭曲，然后越缩越小。人们尖叫起来，疯狂四下逃跑，有人摔倒在地上 ……」
叙事学课布置了一篇玩叙事手法的作业。我把 Р 国 С 市与 К 国 П 市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故事交叉了起来；两个故事的主角为了躲避本国审查，而写下了以对方为主角的小说。在 П 市，主角在抗议后开始逃亡，却没有人追他们；在 С 市，主角没有做任何事，却被逮捕后送进了精神病院。
关于 П 市，我是这么写的：
「一切都进行得很迅速 …… 马可蒙着白布躺在地上，刘娅脸上抹着红色颜料，脚踩着他的身体。人群的哗然。照相机的快门声。倒下的围栏。渐远的沉重的脚步声。开来的公交车 …… 渐渐放缓的心跳。」
关于 C 市，我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那么 …… 你要知道，」那个男人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做那样的事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娜佳已经累了，「我不知道。」
头发被猛地揪住，整个人往后仰。
「啊，疼」娜佳喊。
最后我写道：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却要抓我们吗？」娜佳说，「因为那个词是不存在的。罪没有，惩罚却在。」
交作业时，我战战兢兢地在邮件里加了一句：「作品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老师们在回复中评论了写作手法，但对写作主题只字未提。
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导师终于提到了「审查」这个词。「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请不要再写政治了，这毕竟是学校，」他说完，还专门提到了我的名字。
文学乌托邦毕竟还是乌托邦。
当一切复归了表面上的平静，我试着重新去交朋友。我在网上认识了费佳，对他说，我在寻找一个「社群」。他回复说，正好，我们的公社空出了一个房间。
这是典型的圣彼得堡市中心的革命前建筑，4 层楼高，墙皮斑驳，紧挨着铁道，过去曾是工人的安置处。「公社」是一栋老公寓，有 8 个房间。进门是厨房，桌子是不知从哪儿拆下来的木头栅栏，摆着一个不知什么动物的头骨。墙上的壁橱里摆着偷回来的箭头和禁止通行的道路标牌。走廊里有一台手推车，里面是公共的二手衣物。墙上有各种语言的涂鸦，我从一串日语中看到了「世界和平」四个字。厕所的门上、墙上也满是笔迹，最显眼的是门正中涂着的「去你妈的战争」。
他们给我的房间空空如也，只有毫无规则地被撕得露出四五层墙纸的墙壁。他们从厨房的沙发上卸下了一层拖到房间里作为床，从另一个空房间里搬来了一张桌子，这便成了我的房间。
我住进去的时候，一对男同性恋情侣正要搬走。廖沙是艺术学院的音乐家，因为参加反战游行被学校开除。巴黎国立高等音乐舞蹈学院这时专门开设了新项目，录取因政治原因而离开俄罗斯的艺术家，免费提供签证、课程和食宿，于是廖沙和男友一起去了法国。在那里，他们举办了婚礼。
合租屋中的走廊，两个朋友坐在走廊尽头冲我笑。
这所公寓好像是一个和外界隔离的小世界，刚开始，每次走出公寓来到街上，我都觉得不适应。在公寓里，所有的人会彼此亲吻，有人会光着身子走来走去。
这里有人来，有人去：住过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住过送快递的米沙（他的爱好是从垃圾堆捡回各种被扔掉的电器，拆下电路板重新组装，用合成器链接着铁丝，夜里带着大家拿着棍子锅盖等家伙上街，敲敲打打搞「噪音演出」）；住过送外卖和在美术学院当裸体模特的摄影师费佳；住过在色情网站当主播的瓦夏；住过靠帮人逃税的生意谋生的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兼电子音乐人桑切斯；住过后来搬到森林里某营地生活的萨莎；住过在工厂打工的金属乐队乐手沃万；住过因抗议行为而从莫斯科逃过来，今天发传单、明天送外卖的阿波罗；住过来自阿塞拜疆的在地铁站拉小提琴的音乐家拉希德 ……
9 月底的一天，我早上起床，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动员开始了」。
这无疑又给健忘的人们投下了一枚炸弹。说是「部分动员」，只征用服过兵役的 55 岁以下的男性，但俄罗斯本来就是全民兵役制。当天晚上人们又上街了，这回被逮捕的男人直接被送进了征兵处。一时间上万人涌向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机票价格涨了几倍。
我们班唯一的男生斯季潘突然不来上课了，一周后，我们得知他已经身在亚美尼亚。伊伦娜，在得知自己怀孕的第二天，听到了开战的消息，又在孩子即将诞生之时，传来了征兵的消息。为了不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她的丈夫没有亲眼看到孩子诞生就逃离了俄罗斯。伊伦娜和母亲一起照顾刚出生的孩子，等待孩子能办理证件后，出国与丈夫团聚。她本来办理了休学手续，如今再也不打算回来了。达莎也很久没有来上课，说是生了病，实际是陷入抑郁回家休养了两个月。7 个人的班级，现在只剩 4人，连老师也心不在焉，动不动就不来上课。
合租屋的厨房与我的室友们。
我问公寓里的男孩们：「你们害怕征兵吗？」沃万说：「我打工签的都是临时合同，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现在他们用不着我，如果哪天用着了，我就躲到森林里去。」阿波罗说：「如果他们来找我，我就砍伤自己的一只手。」桑切斯说：「我为了躲兵役，住过精神病院。」米沙说：「你没发现吗？我的一只眼是盲的。」
这便是边缘人的另类抵抗。米沙对我说：「也许有一天，逃跑的逃跑，战死的战死，俄罗斯就只剩下了我们这些边缘人。」
多年以前，我就计划着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路线进行一次旅行。如今，我站在西伯利亚城市托博尔斯克（Tobolsk）教堂后的城墙上，俯视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生活中眺望过的额尔齐斯河。在我身后，有一座「监狱城堡博物馆」，那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时中转的监狱。然而我的心情已经与过去完全两样。
暑假，我从圣彼得堡出发，时而搭顺风车，时而坐火车，时而彻夜坐二十几个小时的大巴，深入俄罗斯的腹地，终于在一个月后抵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之地。我在大诺夫哥罗德看过俄罗斯千年纪念碑，在弗拉基米尔看过安德烈 · 鲁布寥夫的壁画，在喀山参观了库尔沙里夫清真寺，在叶卡捷琳堡的叶利钦中心看过苏联解体的历史影像、参观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遇害所在地的滴血大教堂，然后来到关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监狱旧址。
和朋友一起搭车去西伯利亚旅行。
托博尔斯克在过去，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是流放犯人的关押地，而如今，它只是一座静谧的西伯利亚小城。城区很小，几乎没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只有四五层的老建筑，除此之外，是大片的墓地，过去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就长眠于此。有一条历史遗迹街，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这里的建筑物竟然没有任何修缮，荒颓破败，完好保留着历经百年的风霜痕迹，一座快塌掉的屋子外墙上，竟然挂着「出售」的牌子。街的尽头是总督府，还保留着贵族生活的气派，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生命的最后一年生活在这里。登上古城墙向四周望去，是宽阔的河流，和连绵的木屋。
监狱城堡博物馆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长长的走廊两侧是摆着许多张上下铺的牢房，角落处有一个洞作为厕所。还有一些更为严酷的单人牢房。除此之外有摆着缝纫、编制工具的劳动室。苏联时期的办公室里，贴着各种无产阶级革命宣传画和标语。走廊里贴着曾经流放至此的人的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洛茨基 …… 这里展出着派遣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鄂木斯克服役的遣送令，他在这里被关押了 12 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度过了 4 年苦役，如今，这里到处是他的痕迹。鄂木斯克国立大学（Omsk National University）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常去的教堂和监狱遗址前都有他的雕像。曾经接待并帮助过他的要塞指挥官德 · 格雷夫的故居，现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博物馆。
但如今，在战争背景的映衬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行神话和人道主义神话多多少少破灭了。战争开始后，西方的一些国家试图「取消」俄罗斯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当其冲。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并不冤枉。除文学作品外，他还写过大量的政论文章，收录在《作家日记》里，这本书呈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沙皇制和战争的拥护者。
原本的朝圣之旅的意义突然被剥夺了，越向东走，我的情绪就越压抑。跋涉千里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却不知所措。从西伯利亚回程，我并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的结尾那样，有受到洗礼和新生之感，反而是那里散布的绝望气息，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恢复。回到圣彼得堡后，我开始每周去看心理医生。
有一天我看到了「短篇小说技巧」课老师的社交网站主页。我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主页上抑或是转发官方的新闻和言论，抑或是谈论战争的合理性。我曾视这位老师为伯乐，他两次给全班俄罗斯人的作品打了 B，只给我一人打了 A。我还记得他在课上说过他喜欢《1984》。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学可以为任何一个目的服务吗？文学在欺骗我们吗？我在心理医生面前讲起这件事，突然哭了起来。
到了写毕业作品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坐在咖啡馆。从抑郁中回来的达莎胸前挂着反战符号的吊坠。「当国家在崩解，我们可以做什么？」她谈起最近读的一本苏联作品给她的启发，「最终还是要回到生活，在每一件事上做好自己的选择。」
她的毕业作品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这一主题历经百年，依然没有过时。我们依然要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奥威尔，依然要写作，不管它与现实错位也好，欺骗也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用自己的方式，与文学相依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