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会做「全职儿女」？
在小红书搜索「全职儿女」，你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则视频：一位自称生活在南方二线城市的年轻女孩，在镜头前从早到晚不断进食，吃家常菜、零食和水果，其间穿插着她带弟弟玩耍，陪父母散步的片段。《猪八戒背媳妇》的配乐颇有几分荒诞色彩。旁白是短视频中常见的那种戏剧化嗓音：
「爸妈一个月给四千，（我）成为爸妈的保姆，把他们当成老板 …… 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比工作时高，这是我在家吃吃喝喝全职的底气。」
视频中的主角是 23 岁的吴念。她在个人简介里如此介绍自己：「毕业后不上班在家做全职女儿，我花我爸妈钱，我不生孩子就没人花我钱了。」
吴念其实上过一年半的班，职业是初中老师。但她自认管不住学生，尝试考研也没成功。母亲心疼她，喊她回家休息。有点小钱、一事无成、偷偷幸福的「全职儿女」生活，从此开始。
她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例。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创建于 2022 年 12 月，仅半年后，成员总数就已超过 4200 名。差不多在这一小组成立的同时，「全职儿女」一词也开始零星出现在其他社交平台上，比如小红书上一则标题为「29 岁全职女儿 | 不想努力了 在家躺平吧」，点赞数 5.5 万的热帖，发表于今年 1 月 27 日。
到今天，「全职儿女」或许已可称得上是 2023 年上半年最受关注的热词之一。对于它的含义，一种常见解释是：有工作能力的年轻人主动或被动离开职场，脱产在家陪伴父母，接受父母经济上的补贴。他们可能在准备考研考公或转行，也可能只是纯粹休息。
这个新造词在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一个社会现实。今年 5 月，16-24 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20.8%，为 2018 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本月，1158 万应届毕业生将步入社会，这个数字也是史上最高。
「快乐」「神仙」这样的字眼常出现在吴念的视频标题里，然而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组首页却挂着这样一句概述：「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经济压力，又有 GAP 不知何时上岸的心理压力，只能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我很难判断这种描述上的不同是平台差异所致，还是有其他原因。「全职儿女」的生活具体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成为「全职儿女」？这是一种「选择」吗？他们是既有评价体系下的失败者吗，还是说，他们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对既有体系发起挑战？我带着这些问题私信吴念，向她发出了采访申请。她的回复简单直接：「全职儿女」是今年 2 月才开始的新身份，自己刚从令人痛苦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可能还处于蜜月期。
和任何全职工作一样，「全职儿女」也有蜜月期。另一位「全职儿女」麦棋向我重复了这一观点。她今年 26 岁，因无法忍受在互联网公司里做一枚螺丝钉而辞职，目前已在家待业半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离职的前 3 个月还是开心和放松的。在那之后，时间过得越久，麦棋就越焦虑，心理压力不比面对职场时更小。即便离开了不喜欢的工作，她也没有找到自己期待的那种平静，待在家里反而出现了「溺水感，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她在豆瓣小组里发帖，自己分析原因：「可能因为社会衡量家庭劳动价值就是低于社会劳动。说自己赋闲在家，就是要面临很多压力，尤其是过年在亲戚中间，还是会有些疲惫感。」
今年 30 岁的戴一文，情绪发生转变也是在失业 3 个月后。这是因为他被辞退时拿到的赔偿，刚好够覆盖 3 个月的房贷和日常开销。
戴一文在房地产行业做策划，本科毕业后就没换过工作，工龄长达 10 年。2022 年 4 月被公司裁员后，他在家待了半年。由于没有全职带孩子，还接受了父母的补贴，他也自定义为「全职儿女」，而非「全职爸爸」。
被「优化」—— 一个与「裁员」同义但欲盖弥彰的流行语 —— 所带来的原本是「靴子落地」的释然。行业不景气，一家人对于裁员早有预期。失业前半年，戴一文每周单休甚至不休。突然告别熬夜加班、每天通勤3小时的工作，他一开始只觉得「太爽」，只要能在 3 月内找到工作就行。起初也的确只有地产行业的岗位能入得了他的眼。
3 个月后，心态完全反转。他开始自我怀疑、海投简历，甚至也愿意考虑社工、辅警这些工作。「不管跟专业对口不对口，就是焦虑到这种程度。」他对我说。
耻感既来自对自我的质疑，也来自别人的眼光。戴一文失业后，终于有时间去幼儿园接送孩子上下学，但他却很难享受这段亲子时光。「你会发现都是老头、老太太在看孩子。我一个小伙子还在这看孩子，而且连着几个月。」他很难不从第三视角审视自己，「30 岁不上班，天天有时间看孩子是怎么着？」
2005 年和 2007 年先后从小说改编为漫画、
又从漫画改编为动漫的《欢迎加入NHK！》，
以及 2019 年的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
讲述的都是「家里蹲」的日本年轻人的生活。
「溺水感」「耻感」所带来的心情波动，往往也传导到「全职儿女」的父母身上。至少麦棋是这样归因的，她意识到父母操心的已经不止于失业这件事本身。母亲担心，失去了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交圈，女儿的婚恋也会遇到问题。日常生活的摩擦也在累积。母亲每天下午要打牌，麦棋觉得吵，总得出门找地方回避。避不开的则是被迫和突然而至的亲戚社交的「情绪劳动」，这令她怀念起独自在外租房的自由自在。
可以想见，有些家庭内，两代人的话语权会随着儿女失去收入、回巢生活而转移。对吴念来说，这种转移表现得温和无害，回家所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不过是增重。母亲希望她能长胖到 100 斤，三餐之外还给她做宵夜。如果目标达成，母亲许诺会额外奖励一个月「工资」。
但更多时候，话语权的转移更为直接。一位给自己标记了「全职儿女」标签的素人博主发帖说，自己想创业，但父母却想让她考编制。
「本来我是个很骄傲的人，但没工作后，会觉得自己只是索取而没有提供价值。」麦棋告诉我，「父母大部分时候都理解我，但有时会流露出不满。」
「而我没有反抗的底气。」
她的话多少在我意料之内，但另一方面，当一个同龄人当面诉说这些心理活动是，我的语言变得捉襟见肘。
麦棋的「全职女儿」身份维持了仅半年。如今她打 3 份工，除了本职还有两份兼职。「我这是报复性打工，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她半开玩笑地说。
她迫切地想抓住些更具体的东西：钱。麦棋本硕均在海外就读，在她的 26 年人生中，钱从未显得如此重要。疫情期间家庭经济状况的波动，让她意识到自己此前能够依照兴趣选择人生道路，原来是种特权。
现在，为了离钱更近，她的职业目标从做性别研究改为进入金融行业。
我很难武断地将这种选择评价为天真，尤其是当麦棋说起她父亲的故事：「我很害怕辜负我爸。他很努力才到达今天的位置。」她父亲上世纪 60 年代末出生在农村，年轻时来到一个南方城市工作，在企业逐步做到管理层，随后自立门户创业。是这一连串选择让麦棋获得了出国念书的机会。
戴一文父辈的故事也类似。他的父母是 70 后，是白手起家的个体经营者。这个家庭最正确的财务决定，也许就是上世纪 90 年代在北京买了房，后来 6 倍于原价卖出。
「我父母生活消费节俭，而且会琢磨（赚钱）。他们 30 岁的时候还啥都没有，还有老人需要去养活。但那个时候，说实话只要你能倒腾、做事踏实，都能干出事业。而现在，凡是你能知道赚钱的，其实都已经不赚钱了，都已经过了这个（风口）了。」戴一文如此总结。
赶上改革开放、城市化、全球化的时代红利，不少 60 后、70 后和 80 后的人生类似麦棋和戴一文的父母，像是坐上了自动扶梯。有些人在扶梯上跑了起来，他们爬升得更快一些，比如麦棋的父亲；有些人只是站在那里，但站对了扶梯 —— 或者如今含义已经泛化的「赛道」—— 也能被送上更高的台阶。进入企事业单位的 60 后和 70 后，大多能在一个单位或者公司稳定工作至退休。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也让他们中不少人在 2010 年房价暴涨前得以在核心城市的核心位置置业。
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创建于
2022 年 12 月，半年后成员总数就已超过 4200 名。
但「全职儿女」不仅不是新现象，也并非局限与中国。
国际劳动组织今年 5 月的统计显示，
2022 年全球「尼特族」比例达到 23.5%。
如果说 60 后、70 后和 80 后的青壮年时期是「明日壮阔，就奋力托帆船」，95 后和 00 后如今面对的世界更像是「明日难测」。2018 年前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 GDP 年增速 7 %以上 —— 逐渐过去。同年底美团创始人王兴在饭否主页上发表的那句话 ——「2019 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至今仍被频繁提起。解决了大批就业、带来造富神话的互联网行业黄金时代逐渐落幕，下一个高增长行业却还未接棒，或者说是势头混杂着泡沫，不确定性更甚，比如造车、芯片、AI 。
在毕业季，这句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也许再怎么重复也不为过：2020 年之后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更直接地受到了新冠的冲击。从 2020 年到 2023 年，每一年都是「最难毕业季」。新冠时期毕业的三届学生 —— 「新三届」在学校「关了」三年，毕业后面对的是从互联网到车企，校招违约、冻结招聘甚至是裁员的新闻，薪资待遇也不及预期。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和多所大学的多份研究，经济下行期进入职场的毕业生收入增长远远落后经济上升期的年轻人，这种收入差距（缺口）甚至在工作 10 年之后依然存在。
还有别的选项吗？麦棋问道。她小到大的人生呈线性上升，成绩一直在变好，就读的学校也越来越好，她顺理成章地预期毕业后工作会好上加好。失意和挫败，既不在想象里，也不是选项。她说起欣欣向荣的童年。「我小学时，社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隔几年，路又拓宽，灯饰又变了。整个社会一起在往前奔。但我毕业后，好像社会就陷入了某种焦虑的停滞。」
如今的麦棋会用「ROI」（Return on Investment，投资回报率）这个词来评估自己的就业选择。她有很多希望：希望钱能生钱，希望能帮上父亲的生意，希望为家庭托底。她也有很多担心：担心裁员，担心技能僵化，担心自己被人工智能取代。「不清楚未来是不是会更好。我现在很像在走钢丝，有随时掉下去的可能，要把自己能抓住的一切都抓住。如果还是抓不住，我就认命了。」
她最后总结道：「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分散人生风险的策略是在自己的 portfolio 里增加不同品种的产品。」
全职儿女中选择进入体制的不在少数，戴一文就是其中之一。他发现自己很难回到失势的地产行业了。如果不参与市场化的就业，考研考公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 即便公务员省考录取率仅为 3-5%，国考就更不用说。
在家休息近半年后，戴一文做了街道社工。收入虽然只有原来地产行业的零头，但是事少、离家近，晋升路径也很清晰。他的父母在北京开着一家社区商店。在他失业的那半年，父母会帮助他还部分房贷，也帮他带小孩。7 次考试后，他成功考上了北京市级公务员。这个结果多少像兜了个圈 —— 10 年多前本科毕业时，父母就建议过进入体制，但当时，他想去地产行业闯一闯。
和麦棋、戴一文聊完，我才意识到这次采访的「全职儿女」家庭背景均为城镇中产。大部分父母有积蓄、有工资收入或退休金，虽然难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但有能力为子女短暂的失业、转行或者脱产兜底。
吴念的家庭也相当典型：母亲从体制内退休，父亲经营着餐饮、建材等生意。她在视频里说，每月父母会给 4000 元作为零花钱，奶奶给 3000 元交社保。此外，还有她自己的被动理财收入。
「我就是个普通人，没什么本事。在家附近工作能挣几千块，去北京的话每个月能挣一万多，家里也不缺我这点工资。」她说。但很显然，她的「普通」是有前缀的。社会经济状况再往上或再往下，都不太会催生「全职儿女」。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基本不存在啃老这个选项。而对于高收入人群或有丰富社会资源的家庭来说，长期的就业困境真的存在吗？
「真正的有闲阶级，从来不会被冠上全职儿女这样的称呼。相反，他们用炫耀性休闲来证明自身」麦棋说。而「全职女儿」更近似一种无奈的揶揄，是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社会「不上不下」的一部分人，对自身处境的感慨。
日本在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议题上，均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全职儿女」这个现象上，也是如此。2005 和 2007 年先后从小说改编为漫画、又从漫画改编为动漫的《欢迎加入 NHK！》，以及 2019 年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讲述的都是家里蹲的日本年轻人的生活。
「全职儿女」在日本由来已久，不仅包括年轻人，还有中老年人。2000 年前后毕业的日本人，遇到了经济零增长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冰河期，不少人甫一毕业即成为「全职儿女」。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那些在 2002 年没找到工作的「冰河期世代」中，有大约 40% 在 13 年后（2015 年）仍然处于无业状态。
电视剧和动漫的基调总是温情搞笑的，但现实远比它们残酷。两起和「全职儿女」有关的悲剧案件相继于 2019 年 5 月震动了日本。在神奈川县川崎市，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持刀刺向小学生及其家长，导致 2 人死亡， 18 人负伤。四天之后，东京一位曾经担任过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的 70 多岁老父亲，杀死了 40 多岁儿子。第一个案件的嫌犯和第二个事件的受害者，都是中年「全职儿女」。
失落的一代人，从家里蹲的年轻人成为了家里蹲的中年人。70-80 岁的老人用养老金赡养 40-50 岁不工作的儿女，在日本被成为「7040 问题」或「8050 问题」。在《我的事说来话长》播出的 2019 年，日本家里蹲的中老年人甚至超过了年轻人。根据日本内阁府当年 3 月发布的调查推测，40-46 岁的「蛰居族」约有 61.3 万人，超过了 15-39 岁的 54.1 万人。到了 2023 年，日本「蛰居族」的数量从 4 年前的 105 万增长到了 145 万人。新冠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
德勤 2022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45% 的千禧一代和 Z 世代过得紧巴巴，算是月光族；
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经济上缺乏安全感。
即便是在文化上更偏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西方，「全职儿女」也并不罕见。
「成年人就应该找到经济独立的方法」「降低青少年期的雄心壮志」——这并非中国网友对「全职儿女」的评论，而是意大利法官的宣判。一位 35 岁兼职音乐教师称，每年 20,000 欧的收入不足以覆盖其支出，把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每个月支付自己 300 欧元的生活费。2020 年，在经历地方法院宣判、被告上诉等长达 5 年的历程后，最高法院最终宣布原告败诉。
同样是自 2000 年以来，类似的纠纷 —— 父母打官司逐出「啃老」的儿女，成年儿女告父母不资助自己 —— 在意大利屡见不鲜。据意大利统计局，2019 年 18 - 34 岁的年轻人中有 64.3% 的人和父母同住。意大利前总理 Mario Monti 用 bamboccioni（直译为「巨婴」）来形容 30 岁还住在家里「啃老」的人。
英文语境里，与「全职儿女」对应的称呼是「尼特族」（NEET），即「不处在教育、雇佣或培训阶段」（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缩写，或「回旋镖一代」（Boomerang Generation）。后者的范围更窄一些，指有过离家独立期，又回到父母身边同住的年轻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更常指代中产阶级。
全球范围来看，无业的年轻人正在变多，年轻人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也在变重。国际劳动组织于今年 5 月发布的一份研究雇佣政策的报告，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分析全球当下尼特族的特点、现状以及应对政策。据其所述，2022 年全球尼特族比例达到了 23.5%。虽然比有史以来的最高点（2020 年的 24.9%）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疫情前水平。该组织表示，相比于成熟劳动力，年轻劳动力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
「全职儿女」（或类似的情况）之所以成为跨文化现象，原因之一是生活成本上涨远高于工资增长。世界经济论坛对于美国和南欧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马耳他、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一份研究发现，千禧一代和父辈相比拥有第一套住房的时间有所延迟。这主要因为房屋价格的中位数上涨远远高于收入中位数增长，导致年轻人只能更晚地和父母分家。
除了买房在全球都变得更难外，年轻人日常消费的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上述研究发现在美国，相比于婴儿潮一代（ 1946-1964 年生人）的 20 多岁时期，Z 世代的购买力下降了 86%。因为相对于工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长更迅猛。德勤（Deloitte）2022 年的一份报告也显示，45% 的千禧一代和 Z 世代过得紧巴巴，算是月光族；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经济上缺乏安全感。
另外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延迟了进入社会、开始婚育的时间点。也就是说，经济上自给自足、物理上独立生活的节点，也变晚了。
成人期变得模糊而漫长，社会学家们甚至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形容这种已经成年，但未完全独立、角色转换的状态 —— 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
我接触的「全职儿女」们就处在成年初显期。他们也察觉到，自己和父辈相比，经济独立的时间点晚了许多。麦棋的母亲 26 岁时已经工作 5 年，还养着两个小孩。而麦棋的 26 岁未婚未育，工龄只有 1 年多。
「我觉得可能他们的 26 岁是我们的 35、36 岁。」
「全职儿女」在中国当然也不是一个新概念。21 世纪初，「全职儿女」被称作「啃老」。2010 年，它有了更俏皮的名称，「家里蹲」。相比之下，「全职儿女」这个说法倒显得更委婉了，乍听上去就是一份全职工作。
语汇变得柔和，体现出宏观环境的变化和评价体系的松动。「在家待业无非多双筷子，出门奋斗掏空 6 个钱包」「全职儿女是年轻人面对经济低迷、全行业裁员、物价飞涨等现状的无奈选择。离家做一份随时可能被优化且到手工资甚至 cover 不了生活开支的工作，还不如回家考编考公争取上岸」—— 类似评论的点赞和回复都超过了质疑。
而在 10 年前甚至更早，社会舆论对于回家寻求庇护的年轻人是不理解的。2004 年，甚至有新闻评论建议立法禁止「啃老」现象。和「上岸」「躺平」「轻体力活」成为流行语背后的意味类似，工作的意义如今被重新评估，低投入、低回报也低风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保守而可行的选择。
我问麦棋自己如何看待「全职儿女」这个词，她反问道：「如果全职儿女只是啃老的委婉说法，那全职妈妈是啃老公吗？」—— 家务劳动和情感价值，总不可避免地被人们从市场化的视角去度量，虽然事实本不该如此。